基于品牌代言人的可信度特质，一些学者开发了相应的测量量表，下文对有代表性的几个量表进行比较。
4.1.1 奥哈尼恩的量表
奥哈尼恩（OHANIAN，1990）总结了前人的研究，基于效度和信度检验的基础，开发了一个名人代言的可信度量表，成为该领域影响最大的文献，至今依然被广泛地运用。该量表运用语意差别测量方式，包括15个测项，3个构面，每个构面包括5个测项。分别为吸引力（引人注意的—不引人注意的，有风度的—没有风度的，漂亮的—丑陋的，高雅的—平常的，性感的—不性感的）、可靠性（可依靠的—不可依靠的，诚实的—不诚实的，可信赖的—不可信赖的，真诚的—不真诚的，可信任的—不可信任的）、专业性（专家—非专家，有经验的—没有经验的，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适合的—不适合的，有技能的—没有技能的）。
尽管不少学者在进行代言人方面的研究时，直接采用了奥哈尼恩开发的这个量表，但是，应该指出，由于社会文化等的差异，中国市场的消费者面对的环境与西方国家也有较大差异，完全照搬西方的成熟量表，固然比较容易，但是，这些量表却不能真实反应中国市场的差异性，对他们的直接使用，难免会出现偏差，导致结果缺乏解释力。因此，国内诸多学者一直在呼吁要开展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化研究，要“在核心构念上采用主位方法，即从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出发，探究构念的特殊性所在”（何佳讯，2006）。
除了跨文化的适用性外，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时间因素。毕竟这是一项将近20年前做的工作，时过境迁，消费者接受的信息内容、接受方式等都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品牌代言人的评价方式发生变化，需要在新的时期做出解答。另外，奥哈尼恩也指出，该研究的数据分析只是“建立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而不是发现它们的存在，因为这几个维度都是来自于前人的研究”。因此，她认为，其量表可以被扩展和修改。
4.1.2 王怀明、马谋超的量表
王怀明、马谋超（2004）通过文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得到了26个条目构成的测项库，回收了601份问卷，分别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后得到的量表包含了4个构面，22个测项。即品德（6个测项）、吸引力（6个测项）、名人与商品的一致性（6个测项）、专业性（4个测项）。与奥哈尼恩量表比较，该量表增加了名人形象和商品形象一致性这一维度，同时，用名人的“品德”取代了“可靠性”或“可信赖性”。
该量表基于中国消费者的研究，得到了品德因素这一特殊的因子，对于推动名人代言的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名人的品德，如名声、口碑、绯闻、违法行为等构成影响名人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但是，该量表中，能否用“品德”来代替“可靠性”这一维度，是值得商榷的，此外，由于初始测项库仅有26条，条目较少，是否会遗漏了一些重要的词句，从而影响到维度的构成呢？如果测项库中不包涵相关测项，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对应的维度了，需要在此基础上发展更为丰富的测项库。
4.1.3 丁夏齐、王怀明的量表
丁夏齐、王怀明（2005）通过预实验和相关文献，构建了一份包含26个条目的问卷。预实验中，他们设定某唱片公司为一张音乐CD作促销广告的情景，并提供了多位歌星作为备选的名人推荐者，对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和小组访谈，获取测项。在预实验的基础上，他们又对150名大学生进行了预测试，之后，得到了一个包含22个测项的量表。
在此基础上，他们分别发放了两次问卷，每次包含300个有效被试，分别用于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后得到了五个因子的结构模型，分别是吸引力（6个测项）、一致性（6个测项）、专业性（4个测项）、可信赖性（3个测项）、道德声誉（3个测项）。
该量表测项和前述量表的语句表述尽管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同样得到了有关道德的维度。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占据主流意识形态近两千年，导致中国人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视，这一特性体现在名人广告中，就是广告效果受消费者对名人推荐者道德声誉评价的很大影响。此外，该量表中，可信赖性被独立析出，与前述量表比较，对代言人的可信度特质的测量更加全面。
4.1.4 蔡淑妹的量表
该量表是专门针对运动员作为代言人的情况而设立的，一共包含5个构面。在全盘吸收了奥哈尼恩量表的3个构面（吸引力、可靠性、专业性）的基础上，又通过专家访谈，添加了代言人的知名度与代言人的曝光率两个构面。
该量表虽然借用了奥哈尼恩的构面，测项却是自己建立的，蔡淑妹（2002）的量表一共包含了5个构面，41个测项，其中专业性包含7个测项，可靠性包含7个测项，吸引力包含8个测项，知名度包含10个测项，曝光率包含9个测项。
该量表对测项的发展并没有详细的交待。此外，该量表每个构面下的测项过多，最少的也有7个，最多的有10个。由于该量表没有经过严格测项纯化，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因此，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还需要进一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