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银行业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
我国虽然成功地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国的金融系统没有问题，不存在引发金融危机的道德风险问题。恰恰相反，我国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存在着许多与东亚国家非常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道德风险现象。我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尚未开放资本市场，正如克鲁格曼所言“在中国，由于货币不可兑换，这种高速衍生的金融危机当然不可能发生。”同时政府对银行存款的隐性信用担保也维持了存款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心。亚洲金融危机中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在我国同样具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也存在形形色色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国有商业银行出于自利动机制造并转嫁银行风险。一方面，银行为了提高自身的经营业绩而盲目扩大借款数量与规模，从而，为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和积累埋下了隐患，同时也制造了银行系统风险。在我国，虽然政府基本上是银行债务的最后承担人，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依然很激烈，因为他们都存有“银行大而且重要以至于政府不能让其倒闭”的信念，因此，都极力增加银行分支机构、扩大营业网点，并在没有经过仔细审查的情况下向企业大量发放贷款，以求获得利润和政府更多的资金支持。这种竞争方式导致的结果便是银行覆盖面越大，问题就越多。根据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在政府担保的情形下银行有过度投资的道德风险行为，因而银行会再一轮追加贷款。
第二，国有商业银行为了降低不良资产的数量而采取非正当手段向政府转嫁风险。如银行上报虚假金融信息掩盖自身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以达到逃避责任和捞取政绩的目的。2000年前后，我国开始实施“债转股”改革，但银行为了甩掉包袱会借机向政府转嫁风险。通过“债转股”，银行将其持有的不良债权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使其成为相应的不良债务企业的债权人，而自身则脱离了企业债务重组对银行资产收益的直接冲击。可以说，“债转股”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企业、银行三方面作用下道德风险产生的后果，因为“债转股”的直接原因就是不良债权过多导致银行机构无法经营下去，而银行机构无法经营下去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
第三，地方政府袒护支持，协助银行作弊的道德风险。由于我国是按行政区划设置银行分支机构，因而银行笼罩着很浓厚的地方干预色彩，各分支机构的资金来源和运用被局限在所在行政区域国有经济的既有格局之内。一方面地方政府可干预银行或者通过银行向中央银行大量借款或者通过同业拆借满足所辖行政区内企业对贷款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银行可利用当地政府的行政权力给自己套上“护身符”，即一旦自己经营不善，便可利用与政府的“良好”关系首先保全自己，同时通过与政府“合谋”向上传递虚假金融信息，对上级银行机构形成“倒逼”机制，从而掩盖银行经营不善或恶化的事实，导致银行不良债权加剧，官商勾结之风也愈演愈烈。
二、我国银行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无论是对国有银行本身还是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抑或是对整个经济形势，其影响都是巨大的。
1.银行经营的低效率，其突出表现在不良资产比例过高。
2003年底，我国正式启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施了“财务重组——公司治理改革——资本市场上市”改革战略，力求把国有银行改造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并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次银行业改革使得我国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例大幅下降。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例从2003年的17.8%下降到2007年的6.17%，下降了11.63个百分点。这表明2003年以来的股份制改造对我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截至2007年末，我国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1268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6.17%。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14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8.05%；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86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13%。相比之下，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则更低，其不良贷款率仅为0.46%。这表明与其他类型银行相比，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然偏高。
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但是国外评级机构对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提出了质疑。早在2003年年底，标准普尔公司在发布《中国金融服务业展望2004年》时就表达了其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即使中国银行业公布的不良贷款数据是真实的，口径上也是低估的。原因主要是银行体系的分支机构很多，在运用五级贷款分类进行不良资产划分时难以保持一致的标准，可能存在低估的倾向，同时这些公布的不良贷款没有包括待清理抵债资产、债转股获得的股权等。另外，与国际水平相比，国有商业银行8.05%的不良贷款率仍然是很高的。国际上先进的商业银行大多在3%以下，中等的也在5%或7%以下，在中等不良贷款率水平之上的商业银行，通常就有破产倒闭或需要重组的风险。此外，有关数据的真实程度尚待考证。目前我国公布的都是不良贷款率，事实上不良贷款只是不良资产中的一部分。现在对商业银行业绩考核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不良贷款比例，由于考核压力过大，一些基层银行会采取多种“技术手段”来完成上级的死命令。比如，通过多收少贷或者大笔投放新增贷款以大大稀释现有的不良贷款比率；以信用贷款的方式为无法落实贷款担保、达不到转贷要求的部分国有企业的老贷款办理转贷手续，人为放宽对国有企业老贷款的转化条件；通过少量资金重复使用的操作方法，将大量到期不良贷款进行划转，使不良贷款成为正常贷款；通过债务重组将原不良贷款通过移位给关联企业的方式全部转为正常贷款，以及“以物抵贷”等各种“技术手段”压降不良贷款比率。银行在采用了上述“技术处理”方式后，从表面看，银行的不良贷款减少了，但资金风险隐患依然存在，还影响了不良贷款下降的真实性。
如果我国房地产泡沫在2008年或2009年破裂，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将会大幅上升。中国的住房价格连续几年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2008年以来某些地区出现了房地产有价无市的现象，继广州、上海之后，北京房价也出现下降。同时，一部分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也有所松动。在这一轮的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过程中，我国银行业不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也从中受益匪浅。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提高了银行资本的规模，改善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盈利状况。一旦房地产价格出现逆转，不仅会降低银行所拥有的房地产资产的价值，使银行资产规模缩水，而且还会发生违约率上升，银行资产进一步下降。房地产价格的下降，将迫使银行减少对房地产业的信贷供给。同时，监管者也会执行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如提高资本准备金、执行更严格的银行规定以及针对房地产业的信贷管制等，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准备金的要求，将会采取压缩自身信贷规模、规定更加严格的信贷合同、催还企业贷款和提高信贷实际收益率等措施。这导致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因此，一旦房地产价格进入下行空间，上述几种传导机制将使我国目前较低的银行不良资产率大幅上涨。
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能够一方面在不良资产扩大的情形下通过“金融倒逼”机制，加强对中央政府资金的依赖，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资金吸纳能力，依靠大量的存款来维持国有商业银行系统的业务经营。然而，在其竞争意识薄弱、依附意识强烈的情况下，如果某些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如未来几年我国发生房地产泡沫破裂），我国极有可能发生规模较大的银行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危机前各国的银行都已累积了很高的不良资产）。坏账比例高意味着很大部分的居民储蓄已找不着对应的实物资本，或者说已经损失掉。一旦触发信心危机，整个银行系统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2.将会降低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一个有效率的社会是一个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的社会。资金作为资源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分配与利用的效率直接关系经济及社会的效率。银行的道德风险必然会造成资金应用的低效与分配的不合理。即在大量信贷资产陷入效率低、经营不善的企业，或成为不良资产的同时，一些处于上升阶段、具有良好管理与业绩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资金的支持，从而影响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3.国有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容易诱发整个银行系统的金融腐败。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金融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日本由于存在政府存款担保，日本银行有充分的内在动力，希望藉此恢复盈利状态，而大藏省也没有较好地履行其监管责任，大批的政府官员与银行进行勾结，令日本政策地位十分虚弱，结果造成整个日本金融系统的崩溃。我国由于资本市场还未对外开放，因而，国有银行没有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银行系统的脆弱性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近年来，不断涌现的“穷庙富方丈”问题和银行系统的贪污腐败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在得不到有效遏制的情形下，腐败行为的“示范”效应会产生大量的败德行为，腐败风气会呈蔓延之势，这不但不利于银行系统的健康成长，不利于未来银行家阶层的培育和成长，还会恶化市场竞争环境。
4.公众对国有商业银行信心的丧失。
银行业是一个高度依赖于公众信心生存的行业，社会公众对银行的信任程度决定着银行能否持续经营。如果全部存款人因为信心丧失而同时提款，银行将无法继续经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某个银行的单一危机或者个人的理性博弈挤兑，往往都会被迅速扩大到整个行业或者很快演变成集体的非理性行为，从而带来银行恐慌，最终会导致银行危机。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银行危机都是因为社会公众对银行信心的丧失而酿成的。2008年6月美国印地麦克（Indy Mac）银行的挤兑风波就是一次典型的信心危机。受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2008年2月印地麦克银行出现了23年来的首个年度亏损，并于5月再次宣布出现巨额亏损。公众由此丧失了对印地麦克银行的信心，纷纷取出存在印地麦克银行的存款，结果，印地麦克银行在短短的11天中被提走了13亿美元，不得不倒闭，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倒闭银行，仅次于1984年破产的美国大陆伊利诺伊国民银行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