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半经济的中国
中国目前正在走向繁荣，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目前是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现实包袱走向繁荣，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走向繁荣的道路，不可能再走统一计划下的齐步富裕路，国际环境也不允许中国走另一条缓慢竞争逐步富裕的路，中国只能走政府调控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之路。
大家都指出了这条道路的经济性、快捷性和合理性，没有人去研究走这条路，中国所要付出的代价；没有人去研究在权力与利益、速度与质量等的共同作用下，这条路上都有些什么样的情况。
这条路上，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一边是花园，一边是荆棘；一半是“香花”，一半是“毒草”；天上飘的一半是取暖的煤烟，一半是汽车的尾气；地上跑的一半是牛车，一半是轿车，因为路本身一半是水泥，一半是水和泥；路旁一半是社会化的大工业，一半是家庭式的小农经济；一半是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一半是封建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一半是杰出的现代管理理念，一半是顽固的传统思维方式；一半是3个月前发达的电子技术正在被淘汰，一半是2000年前就发明出来的生产工具正高高举起；一半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让全世界瞠目，一半是砖土混建的村庄平房百年不变让人欣赏着古朴田园；一半人正辛勤地创造，一半人正辛勤地毁灭着别人的创造；一半人艰难地举起社会改革砍刀，一半人在评论这刀举得不是时候；一半人在为社会进步冲锋陷阵，一半人总是在讥笑冲锋者的屁股不太漂亮；一半人口沫飞溅地讲着民主，一半人总是不声不响地实行着家长制；一半的女人剪短了头发，一半的男人却留起了长发；一半的男人越来越有女人气质，一半的女人越来越雄性化；一半的脸正怒斥着权力的腐败，另一半的脸正紧盯着权力；半边的手在疾书钱的危害时，另半边手多半在“耧钱”；一半的日子在鼓吹淡泊名利，另一半的日子没准就为了名利打官司；一小半城里人，一多半还是乡下人；一小半人富了，一多半人还穷；一半是阴，一半是阳；一半是白时肯定一半是黑；一半下着雨时，一半总是出着太阳。中国有中国的幽默，对于这样的一半与一半还有诗：“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说到无情，想起了牡丹：“任是无情也动人！”无情的美丽，离残酷也就不太远了，把无情欣赏成动人景色，全世界仅有中国独一份儿。我自己也说过，写故事呀，残酷的就是美丽。所以中国的国花是牡丹。
84.半经济的世界
其实，这种一半一半的世界，并不是今天才出现，历史上就已经出现过多次；也不是中国所独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着类似的情况。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注意去分析这种情况，常常把这种情况归之于“繁荣的初期”。我们不愿注意的原因是，如果社会调节力量不正确或不健全的话，这种情况也正是“走向崩溃”的初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诗描写的并不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世界，恰恰是被后世盛赞的“开元盛世”。
今天的世界同样处在这样一个时期。这里仅举一例：
就在同一个星球上，每天都有20%的人正在上网，信息产业科技股市值占美国股市的份额已经超过1/3.美国的科技股板块现在总市值超过了3万亿美元，其中微软一家的股票市值就为5350亿美元，超过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德国信息产业占股市总市值的5.1%，法国为9.4%，英国为4.9%，日本为15%，加拿大为29%，瑞典为38.2%，芬兰为50%。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正兴冲冲地研究，地缘政治斗争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开始围绕获得地方和全球文化与以商业形式携带文化内容的通信渠道而展开，而不再是工业化时代的围绕控制当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工具而展开。他们忘记了，地球上还有一半以上的人从未打过电话，更有2/5的人从未读过报纸，也没有看过电视。战火曾在前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燃烧着，人们无法忘记伊拉克那个哭叫着要妈妈的男孩，人们无法忘记大雪之中瑟瑟发抖的阿富汗人。从没有在阿富汗放过一枪一炮的中国，尽管自己还很贫穷，也向阿富汗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在非洲，生态的破坏导致连年旱魃肆虐，饥饿的人们甚至连逃难的方向都没有。“人类商业和社会生活进入网络空间使得一部分人以过去难以想象的方式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即将到来的时代中，巨大的裂变是在那些其生活越来越与网络联系在一起的人与那些根本接触不到这种新的人类经历的人之间进行的。”这就是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的超资本主义。
这种裂变，也许连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也不愿意看见。巨大的贫富差距并不一定给网络经济，以及附随着网络产生的资源新式掠夺带来什么好处。换句话说，改造一种文化，从精神上、物质上消灭一个民族或国家可能更让他们梦寐以求。这也就是“冷战”结束后，事实上存在着的巨大贫富差异与民族文化差异，导致富裕国家联合起来干预贫穷国家的根本原因。当他们的电子技术已经遥遥领先的时候，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解释人权，并侵犯别人的主权。在美国充当“世界宪兵”的过去的10多年里，世界就没有一天安宁过，局部战争的规模和等级远远超过了“冷战”时期。
中国，以及中国半经济状态下的社会与人民，就处在这样一种畸形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能否在这样的环境中调整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尽快走出裂变的边缘，是中国政治家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自然，中国的企业家也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如果想把企业做大，他们也必须处理好这种半经济状态下的辩证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做出一项经营决策要难得多，也更重要！
85.人与蜂儿
在一个槐花飘香的日子，我在环城公园里碰见一位养蜂人，我们聊了起来。他说，奇怪，琢磨了一辈子蜂儿，还是没有琢磨透这虫儿。这些个蜂儿是公认的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却有着最愚蠢的社会构成：工蜂辛苦、勤劳，既没有总工程师，也没有CEO，它们却创造出世界上最复杂也最简单、最美丽也最实用的建筑，至今也为自诩为天下第一聪明的人类所模仿、所研究、所学习。可就是工蜂养活了一批无赖，这些个无赖什么活儿也不干，只知道骄奢淫逸，变着法儿哄着女王高兴，就可以在蜂巢里占据着高高在上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是学问人，说说看。”我无言以对，只是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在蜂巢上忙忙碌碌进进出出的蜂儿。
人比蜂儿复杂，人可以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那个养蜂人又说：这蜂儿还有一件事，也是很奇怪的。那就是分窝的时候，平时亲兄弟一般的蜂儿顿时反目为仇，拼命厮杀，似乎早已有了几辈子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他们的这种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是争地位，分窝后工蜂还是工蜂。如果是争蜂蜜，那蜜本来就是大家共同积下的，一边一半带走就是了，何必争斗？“你是学问人，你说说看。”我顿时只有落荒而逃。
难道蜂儿也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议员有一项公开的业务：Bring the pork to the home（把猪肉拖回家）。他们就像那已分了窝的蜂儿，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谁妨碍了他拖“猪肉”回家——他的选区，即便昨天是朋友，今天就是死敌。只要能给选区带来利益，哪怕卖武器给敌人他们也干，他们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可羞耻的。中国毕竟是礼仪之邦，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这种行为认定为是羞耻的事。可也有人想把“猪肉”拖回家，于是就不得不在暗中进行。公开的就是合法，暗地里就是腐败。是历史在开玩笑，还是现实的启示？
美国人说：美国的政治家是前台明星，中国的政治家是幕后英雄，学贯中美的日本政治家是什么呢？是前后跳梁的小丑。
半经济状态下的中国必然有着短缺的心理，畸形的全球经济中必然有着强权政治。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招法，这世界，距离全球统一化起来还远得很呢。
86.腐败人的效率
中华民族真的富不起来吗？换句话问，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解决腐败与效率问题吗？
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财富的流动就成为社会最主要的问题。财富公平的流动，就是正向再分配。反之，肯定意味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掠夺，是反向的再分配。公平不公平的标准，就在于社会管理的体制。
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体制下，尽管皇帝可以节俭，但王公大臣并不节俭，他们能做的就是在皇帝面前节俭而回到家里就毫无顾忌地敛财。皇帝不拿，他们可以代表皇帝去拿，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全体官员都是皇权的延伸，为什么不敛？所谓“好官”、“清官”和“贪官”、“坏官”之分。其实都是站在皇权的方面，对社会财富掠夺和使用方式略有不同罢了。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好官”斗不过“坏官”，因为“好官”挡不住对财富的掠夺。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极残酷的现实，哪个朝代在建朝初期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时间越长，哪个朝代达到的鼎盛繁荣程度就越高，而哪个朝代灭亡前的腐败也就越盛，最后形成的社会动荡也就越大。
事实上，在集权的体制下，不是不强调公平，只是强调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要么走向均贫富，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消灭腐败，而效率的牺牲比贪污受贿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更大！要么走向更可怕的“全民腐败”——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来捞取社会财富。集权制下，皇权是最大的财富资源，只要有可能，普通的百姓比官员更懂得充分加以利用。所以，皇权总是最先被掏空，迫使皇帝不得不带头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次次向百姓盘剥。毁灭，开始了！
今天的中国能够走出历史的这个怪圈吗？
有办法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了，这个办法就是建立社会管理的公开制度。
第一，没有不受监督的权力，并且这种监督来自外部。建立社会管理的公开制度，不等于否定集权，而是在集中的权力之外，必须有一种权力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这不是分权。单纯地制约权力，老祖宗已经向我们证明是不行的。这种监督也不能仅仅是内部监督，内部监督等于没有监督。同时，对监督必须建立更为强硬的监督，没有监督的监督也是形同虚设。这就是没有不受监督的权力。在这个前提下，集权也罢，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也罢，分权也罢，都不过是根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而确定的一种管理形式。
第二，制止权力的分蘖。核心在于建立让弄权者无法逃避的责任追究制度。
第三，制度的简单与复杂取决于正确处理效率与效益的关系。
第四，计算效率与效益，就要将各项公共事业的成本进行公开。
87.社会沙漠化
有人已经不耐烦了，你说了半天，就这些杂碎？早就知道了，而且都写进文件、规定甚至法律了。你还在这里唠叨个没完，省省罢。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文件、规定甚至法律，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上制定并实施的？我们的新大厦建立在一片什么样的神奇土地上？制度与规定并不决定一切，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制度与规定实施的基础。当基础出现崩溃时，上面的建筑再稳定也难逃倾圮的命运。
比如，历史上斩杀贪官绝不比我们今天宽容。宋朝开国皇帝赵氏兄弟俩取得政权后，几乎年年斩杀他们身边的贪官，大多弃市或腰斩。明朝的朱元璋斩杀起贪官来，其手段之残忍、范围之广大都堪称历史之最。清朝的《法典》让拿着枪炮打进来的强盗如获至宝，抢回去细细研究，从中获益匪浅。
这在企业管理中也有同样的现象。我们现在有许多的企业并不是没有规章制度，有些正是靠着这些规章制度成长壮大起来。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现，企业经不起一点风浪，一个小小的决策失误竟然导致连锁反应，企业竟一垮到底，出现了我称之为的“现代崩溃”。
每一次的王朝更迭都要重新清理一次基础，每一次旧的基础被粉碎之后再一次融入新的基础之中。这片被称为神奇的土地托起着一座座新大厦，也托起了中国。然而，过度的耕牧，黏土全变成沙土，最后变成沙漠，沙漠是由无数形状相似、性质相同的颗粒组成；过度的统治，民众会异化，最后也会变成“沙漠”，形成无数形状相似、性质相同的颗粒——家族。没有人知道，在家族化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管理规则、企业管理制度有着多大的扭曲度，也极少有人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与现代进步之间有着多大的摩擦强度。
请看下一章：泛家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