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悲歌无声
接着，我们讨论管理的另一对辩证关系：速度与质量的矛盾统一。然而，每当我思索这一问题时，在我的耳边，总是回荡起一曲无声的悲歌。
从大别山北麓直到淮河之滨，横跨皖西和豫东地区，有一个世界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淠史杭水利工程。中原腹部，历史上就是水旱灾害频仍的地方，其中，淮河的频频泛滥是主要的祸害之一。几乎没有哪一个朝代不为淮河的桀骜不驯而伤透脑筋。从1958年开始，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几十万农民和军人在大别山的边缘地带先后修建了佛子岭、响洪甸、磨子潭、梅山和龙河口五大水库，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饥饿中的修建大军也没有停止过一天的工作。其速度之快，工程质量之高，在当时都令共和国为之骄傲。
淠史杭工程是伟大的。修建淠史杭的人民更伟大。梅山、响洪甸、磨子潭三大水库所在地安徽省金寨县，战争年代10万青壮年参加了革命队伍，此时又被淹没10万亩耕地（在大别山中，耕地就是生命），顿时陷入赤贫，而下游得以灌溉1000多万亩耕地。几十年来，淠史杭灌区不仅为淮河防洪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安徽、河南两省农业发展，为江淮分水岭广大丘陵地区的抗旱，为附近的城镇供水默默而持久地发挥着作用。没有人怀疑这一工程的必要性和经济性，也没有人不感叹，老区的人民在和平时期继续为共和国的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2000年9月，我奉命率领一个多部门组成的调研小组，来到了淠史杭灌区，任务是研究灌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在这里，我接触到了灌区的另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另一面：全灌区管理混乱，入不敷出，人浮于事；工程老化，大坝“病危”，水电矛盾，渠道年久失修，跑漏水严重；放下去的水近半损耗，农田常常得不到及时灌溉，灌区水费不能足额及时收取，而吃水费的人员每年激增，致使简单维修工程也难以实施，全灌区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上上下下一致呼吁：灌区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因为抗旱放水，就在水库的上游，大别山区里的农民几年来利用各级政府的扶贫资金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网箱养鱼业，已毁于一旦，白花花的烂鱼漫山遍野，连腌了晒干的时间都没有。农民几乎一夜之间又都返贫了。
我在这里并不想写我们提出的改革方案，那比较专业，读来乏味。事实上，灌区的改革在我们的报告正式上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是淠史杭人们自发的改革与抗争。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淠史杭灌区的前后变化，典型地反映出我们多年来重建设、轻管理的发展思路。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的速度是快的，工程质量是好的。相比之下，我们的管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转变的速度是慢的，质量更差！这就是淠史杭灌区落到今天这种状况的一个最根本原因。
搞企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产品的质量是速度的基础。我们习惯专注于产品的质量，却非常奇怪地常常忽视管理的质量。后来我们懂得了一些，开始注重产品成本的降低、产品的包装、产品的广告、产品的售后服务等管理质量的提高，再后来，我们又学会了产品的使用便捷设计、产品的定向销售设计、产品的美观设计等等。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一步步学会了如何提高产品的管理质量，建立起远远超过生产车间规模的经营管理体系和客户服务网络。蓦然回首，才发现新的管理体系已经是在“灯火阑珊处”了。
企业改革的巨大成功经验可以成为社会管理部门最有益的借鉴，这样，我们至少可以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去摸索去研究，从而影响到发展的速度。这个道理并不太难懂。可惜，社会管理部门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尽管这些部门的领导者同样享受着创新后的企业管理带给他们的新产品。质量，尤其是服务质量带来的巨大利益，并不是所有搞管理的人都能理解。
简单的管理质量已经谈不上，更何谈服务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淠史杭并不是唯一。
我们有太多的造福于世的巨大工程都是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才开始研究其管理体制。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统计数字，相信如果有关方面去统计的话，一定相当惊人。我只是痛心：以巨大的社会浪费换来社会的进步，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可悲现象，难道今天我们还要继续下去？
也许我不该这样批评淠史杭，因为当年的投资早已经是几倍回收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更是不可估量。我只是觉得这里面还应该悟出一点什么，得出一点什么，找到一点什么。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并且灌区内各级管理单位的负责同志都认为是：只要管理得当，把上级拨给的资金和自己收取的水费用好，灌区就可以实现良性循环，能够更好地长期发挥作用。
78.速度之比
悟出一点什么呢？
重建设、轻管理，我们的政府早已经大声疾呼要纠正，可现实管理，一个个的单位却非要等到被市场经济逼得走投无路，否则管理还是不变。
他们不是不想改革，不是不想变，而是在管理体制、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上都存在着由不得他们做主的桎梏。有一个县，一年安排进淠史杭灌区内140人，绝大多数只能坐吃水费而无事可干。灌区管理者说：我哪里想进这些人？全部是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问县里领导，领导说：这些人是军转退人员、大中专毕业生，都是上级指令必须安排工作，现在下岗工人都没办法安排，我哪里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灌区还有口饭吃，不向那里安排怎么办？还要不要安定团结？而背后不说的理由是：灌区的利益并不归他管，他却有权行使用人权。
我调查过后深深地感到，灌区的各级领导不是不想变，而是怎么变。过去是一个利益主体，大家都是为国家利益干活。现在不同了，在这个灌区，总体上说还是都在为国家干活，却产生出多个利益主体。部门的利益、地方的利益、企业的利益、机关的利益、一线人员的利益、管理者的利益等。如果各种利益不能有效地组合，势必竞争各自的利益，而利益各方却至今否认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谁都想把这个“国家利益”放入自己的口袋，谁都想让自己管辖的范围成为受益者，都痛恨对方不能顾全大局，结果只能是一个：延误了灌区的改革，灌区日益老化，所有各方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我说灌区的各级领导不知道怎么变，口气似乎狂妄，实在是因为我无法说服他们：竞争之下的多元利益主体并不可怕，承认它并有效地利用它，远比否认它更有利于灌区的改革与发展。竞争下的合作，其效率和效益均远高于貌似合作下的竞争。从他们的眼神我知道他们比我更懂这些道理，但从他们的语气我知道他们根本不懂合作。
而这，正是我们的悲哀所在。
于是，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管理者无法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如果不是人为的因素而是体制的因素在制约着管理的进步，那么只有建设拓展的现代化，中国能够繁荣吗？换句话说，我们创造财富的速度能够保证永远快于消耗财富（包括浪费）的速度吗？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发展，中国的建设速度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并不慢，但中国的老百姓富裕的程度并不高，直接说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质量并不高。我们有理由认真地想一想，谁在决定着中国繁荣的时间表呢？
创造的速度大于消耗的速度，是正差，这个差决定社会繁荣的时间表。如果我们只注意创造的速度，而不去关注消耗的速度，那么可能就是反差。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算术。遗憾的是，在我们身边，反差的现象现在还相当多。更可悲的是，相当多的领导人并没有注意这个速度之比，甚至不知道。
79.政府行政成本有多大
还是那句话，淠史杭并不是唯一。
早些年，为了经济的发展，相当多的省份提出了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和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口号：“消灭空白乡，消灭空白村。”结果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形势一派喜人。近年来如何呢？乡镇企业在萎缩，因为管理水平跟不上，处处冒烟造成污染不说，也很不经济，管理成本增大，不萎缩才怪。结果必然是那些有管理人才的企业生存发展壮大，而相当多的乡镇企业偃旗息鼓，造成乡镇政府大量负债，背上沉重的包袱。这些乡镇也许经济上比过去确有发展，可谈繁荣，那里的乡镇负责同志就只有对人苦笑了。
也许有人说，这是搞市场经济的代价，是我们的干部在竞争中学会竞争的必然成本。我不否认学习市场经济要付出代价，谁也不是天才，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失败。问题是，这个代价有多大？如果这个代价超过了利润，这样的事还有价值吗？靠什么来保证我们不再决策那些不惜代价的“形象工程”呢？
速度与质量的问题，并不仅仅表现在局部的速度与质量上，更可怕的是表现在全局性的速度与质量上。
2000年的一天，我在一个县的大会上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开始计算我们政府的行政成本？并把这个成本与社会发展的效益进行比较？”我曾经想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进行下去。
行政成本并不是上述那些所谓的“学费”，而是实实在在政府运作过程中所必需的开支。如果我们在决策某一项行政行为时，能够准确地事先了解清楚：必须将运行成本控制在多大的幅度内，否则这项行政行为免谈，那么我们的政府将是一个高效的政府。任何一家成功的企业都要扩张，扩张的前提必然是效益，效益的计算毫无疑问是利润与成本进行的折算。这就好比打仗，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就是胜仗。杀敌一万，自损二万，还要硬说是胜仗的，不是没有，只有政治家的账本上是这样计算的。前不久读日本人写的《朝鲜战争》一书，在那里面看到了美国官方公布的许多朝鲜战役数字让人弄不明白，合上书后才明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现在说淠史杭工程决策时没有计算成本，是不公正的。它的建设是历史，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做成如此伟大的工程，它的巨大社会效益无法计算，既不需要也无法与运行成本进行对比。淠史杭的悲歌在于现在，它拖着疲惫衰老的身躯，却面对着生机勃勃、无处不有竞争的时代。利益，成了当今社会最流行的词汇。前面说过，淠史杭内部外部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它却没有自己的利益，甚至有人断言它不能有自身利益，不能有竞争，也不能承认它的内部有多个利益主体的存在。
没有利益，自然成本也就无足轻重。
轻轻地说一句：说我们有些同志还习惯于计划经济的那一套管理方式方法，是对这些同志的贬低。他们知道竞争，他们懂得利益，甚至正是他们在大声疾呼要改革淠史杭管理体制，他们只是不知道竞争最需要的是合作，更不知道怎样使不同的利益主体组合在一起运作。
大财阀摩根（J。P。Morgan）说：“资本家痛恨竞争。竞争者减少他的利润，威胁他的市场，并将其家族的未来置于危险境地。”为了避免竞争带来的损失，资本家最先拿起制度化的武器，把不同的利益组合在一起。在他们那里，一些制度上升为法律，一些制度成为“惯例”，一些制度成为行规，而最后还有一些是竞争各方在一起共同研究保证各方都有钱赚的企业或生意内部制度，这就是古老的股份公司得以诞生的原动力，也是现代所谓“双赢”战略的本质内涵。
80.利益驱动制度
利益是一切制度的基础，这一点我们懂。而我们并不懂得，把不同的利益纳入到同一种体制中来，远比建立单一利益主体来压制不同的利益要先进科学得多！
这就给我们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管理水平要求。
比如学会合作。不同的利益主体组合于同一管理体内，肯定有某种共同的利益存在。找到共同的利益所在，并以其为基础制定合作规范，以保证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是合作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则不同利益必然损害决策的速度和管理的质量。
比如，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决策，这是管理学的一个基本常识。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同的利益主体，肯定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一些成功的企业管理者或社会管理者，会有一套制度来保证决策顺利进行，没有人会因此取消不同意见产生的制度。而不成功的管理者则放弃决策，等待意见达成一致后才能决策。这两种决策方式产生出来的速度与质量肯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决策与执行应该适当分开。我们常讲，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决策的科学性就体现在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利弊权衡。这就要求在决策的环节上，要民主、民主再民主；在执行的环节上，要集中、集中再集中。不民主，就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和相对正确。不集中，就不能保证决策最有效率地实施。所谓管理，就是决策、用人、执行。有人说，反馈和修正也是管理的环节，其实那不过是另一次决策而已。抛开对人的管理，也就是决策和执行两个环节最为重要。但事实上，我们从来也没有把这两个环节分开过，总是把它们混在一起，一并考虑。结果是在该民主的地方集中太多，在该集中的地方也讲起民主。
假如利益驱动的不是公开、公正、公平的制度产生，那么必然存在着一种利益对另一种利益的剥夺与损害。“寻租”行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寻租”行为视而不见。
81.管理环境不是软环境
重建设必须重管理，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我们习惯于为建设的全过程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却不习惯于为管理也创造同样的条件。
2001年我到皖南山区正在建设的一个大型水库——港口湾水电站去考察。这个工程经中央批准的计划是用5年建成，实际建设3年就开始蓄水发电，边发电边建设其他的机组。原计划要用11亿元，可由于工期提前完成，质量全优，实际只用了8亿多元就可以建成，创下了多年来国家大型工程既不突破预算，又提前工期的范例，同时，也创下了同类型水电站管理人员最少的纪录。工程总负责人说：“工程取得这样的进度，是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强有力领导分不开的，是和全部工程与管理人员努力拼搏不讲条件只讲奉献的工作精神分不开的。”我详细询问了他的管理构成，对他建立起一整套高效精干的管理组织和严格的制度表示了由衷的敬佩。然后，我问了他另一个问题：“你还有一个身份是副市长，你在这儿指挥，当地政府和各部门不敢找你解决地方上的问题。假如工程完工后进入正常管理，你不可能在这儿兼任董事长，那时，这个企业靠什么来拒绝上级领导每年分配来的军转干部、大中专学生和熟人子女。”他很干脆地回答我：“只要政府分配，那就没有办法拒绝。”我们相互注视着，彼此明白，那意味着现在这种高效精干的管理体系将不复存在。也许——我希望只是也许——40年以后，又成为淠史杭上游的佛子岭、梅山、响洪甸三大水库的同类项。差不多的库容量和发电能力，新生的港口湾水电站连同水库目前只需40人管理，而著名的三大水库只管电站和大坝，已经平均各有500多人，当然产生严重亏损。这并不是三大水库领导人管理无方，而是历史形成的。淠史杭灌区和上游的水库都是同样的命运，不能不让我们对新生的港口湾水电站将来的命运担忧。
这里面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业时的创造力日渐减退，经营时的守成日益弥漫，领会不到也实施不了管理的精髓在于创造。
二是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不适应企业管理时，那里就不能投资，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一条常识，但在我国，考察立项时并不太看重这一条，因为立项是上级的事，管理则是下级的事。下级在创业时能够创造出来的小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程效益的发挥，是会改变的。这一点也正是诸多的外商投资者抱怨中国政府最多的一点。当然不仅中国是这样，别的国家也同样。很多的投资者对此估计不足，常常造成投资失败。韩国大宇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就是这样的例子。
所以，管理环境不是我们现在众口一词的“软环境”，而是实实在在的硬环境，甚至比所谓的硬环境更重要。社会管理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人群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与认识，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与认识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创造质量，进而影响到社会前进的质量。
82.走向繁荣的四大要素
一个“代价”、一个“成本”、一个“利益”、一个“质量”，我们真正读懂了并掌握了这四个最简单的词，在制度上将其列入严格的工作程序，进行严格的计算，并将计算结果公之于众，在企业界、在经济界、在社会管理界，都能这样认真地去做，我们就能够掌握发展的最佳速度，我们就能够把握繁荣的时间表，我们这个社会就肯定能走出那个历史的圈圈。
改革开放的代价已经付出，中央已经并将继续制定一系列程序，来保证代价与成本的降低、利益与质量的提高，从而提高政府的决策和管理水平，并已经在相当多的地方见到了显著成效。我们只是希望各级政府都能够不再盲目决策，能够不再等着中央政府来提高本级政府的管理水平。同样我们也是希望一些大型企业能够不再盲目决策，能够不再像某一上市公司的总裁痛心地（真痛心吗？）诉说：“上市后圈来的钱投资4个项目，无一成功，公司由此陷入困境。都是上市闹的。”
最后要说的是，安徽省人民政府已经在着手研究解决淠史杭灌区的管理体制。相信淠史杭的悲歌不久会成为欢歌，再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