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还是体现为政治的开明和进步，经济只是政治变革的基础，而最终实现的还是政治的目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仅仅依靠政府，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关心和努力。《美文》杂志副主编穆涛认为：作家介入生活的姿态很重要，不能自我遮蔽。今天有的散文还和几百年前写的一样，比如，一写草原就是绿草如茵，而现实是生态被破坏得很严重。为什么视而不见？说明作家不关心我们的政治，不关心我们的国家。这是文学远离政治的后遗症，作家的思维已经僵化了。
目前小说的现实主义回归，不能不说是受到新散文效应的影响，同时，散文又会从其他文体得到滋养，而进一步发展会出现堪与卢梭的《忏悔录》媲美的心灵史诗般的巨型散文。但是，散文能否发展，还在于作家的介入意识是否强烈，是远离政治，还是回归政治。
上个世纪，中国文学一直是伴随着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就好像湖水里的浮萍，看起来郁郁葱葱，一片生机，实际上却无根底，随波逐流，跟风漂泊。这是中国文学的不幸，又是中国文学的大幸。说不幸，是因为中国文学依附于政治，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品格、文格，中国文学家的人格都被政治洪流淹没了，文学作品也都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说是大幸，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拥有了最广大的读者，而且是最忠诚的读者，无怨无悔的读者。只要作者按照政治形势的发展，比较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运动，便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产生文学的轰动效应。文学家成为时代的宠儿，被冠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美誉。他们的作品，就好像夜空中的星辰一样，给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美好的憧憬和希望。
中国的政治运动培养了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也出现了一大批受到社会拥护的政治文学家。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政治文学家鲁迅、郭沫若，用文学作为武器投入政治运动，他们的政治呐喊唤醒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投身于政治运动。今天的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是阅读了这些文学作品，受到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新中国建立以后，陆续出现了政治抒情诗人郭小川、贺敬之、高红石，政治小说家柳青、王蒙、浩然；政治散文家魏巍、吴伯箫、刘白羽、秦牧、杨朔，他们的文学作品以一种虔诚的政治信念，点燃了新中国青年沸腾的政治热血。
近百年的中国人都是在这种政治文学的熏陶下长大的，他们都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他们最重视的就是人的政治生命，失去了政治生命，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说实话，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政治生活。关心政治是这个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定式――集体无意识。对文学的审美标准，就是建立在政治标准基础上的。在他们眼里，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鼓吹政治，为政治摇旗呐喊。这本来无可厚非，因为整个社会的中心话语就是争取政治独立、民主，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自然就会以政治生活为内容，文学的价值也只能以政治为标准。
如果说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政治文学是呐喊，是抗争，是追求真理和谋求生存，是呼唤政治开明和民主，那么，随着新中国政权的建立，政治文学的使命就成为歌颂和赞美，文学就成为巩固政权的宣传工具，为政治服务也就自然成为文学纲领了。
文学对政治的歌颂与赞美应该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当错误的政治路线导致人们的生活走向贫困与灾难时，当政治成为一些骗子手中的道具时，文学仍然一片赞美，那就是用谎言讨好政治，甘愿充当错误路线的舆论工具。文学一旦成为政治工具，文学的不幸就来临了。
先是那些不愿意沦落为工具的文学家，永远失去了话语权。整个社会只能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就是赞美的声音。其他声音都被净化了，过滤了，蒸发了。天空一片蔚蓝，阳光灿烂，连一丝云彩都没有。
后来，为政权服务变成了为个人歌功颂德，文学走上了个人崇拜的道路，成为为个人树碑立传的神话制造者。
再后来，谁掌权谁就要求文学为谁服务，为政治服务变成了为权力服务，歌功颂德变成了吹牛说谎拍马屁，文学完全成为权力的附庸。
文学不幸从豪门望族沦落为街头妓女，任人强奸，任人凌辱，沿街乞讨，倚门卖笑，丢尽了自尊和本性。
拨乱反正之后，中国社会进入到新时期，很多文学家忽然发现，他们过去一直追求的东西一夜之间竟成虚妄，为之自豪、为之骄傲的政治生活原来是一场骗局，文学在这场骗局中失去童真，丧失了自己独立的身份和地位。文学家都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开始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要求自由表现社会生活，要求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关系。惊梦之后，大家都在逃遁。逃什么呢？实质上不是逃离政治，而是逃离政治迫害，逃避杀身之祸，逃避现实责任。读者也很快觉悟，认识到文学就是这场骗局的制造者之一，而且现在又放弃了自己的责任，逃避政治矛盾，没有勇气面对现实，于是就开始疏远文学。文学远离了政治，结果也就远离了现实社会生活，也就远离了最广大的读者。所以，很多作家的作品在国外能够拿到大奖，在国内却反响寥寥，当人们看到自己关心的问题在文学中得不到反映的时候，那种对文学的失望与厌倦完全可以想象。
首先是所谓的政治抒情诗歌失去了轰动效应，然后是报告文学，最后是小说。中国文学的政治效应消失了，文学盛名虚脱了，那些神圣的光环被打破，文学由喧嚣走向沉寂。
摆脱了政治的中国文学再也没有了那种轰动效应，再也没有了一本书走遍天下的奇遇，作家再也没有了神圣的感觉，读者也失去了盲目崇拜的热情。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文学生存危机。市场经济把社会生活的另外一面展现在人们面前――真实的生存竞争。这是人的本来面目。政治生活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是生存的附属物。政治生活一直掩盖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就好像大江大河上漂浮的泡沫一样，泡沫下面，经济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之流。
逃离了政治，经济作为杠杆开始操纵文学，金钱一样可以让文学沦落为妓女。尽管出现了余秋雨、王朔、陈忠实、贾平凹、汪国真，但是，大多数文学家都被市场经济打败了。文人是什么？文人就是靠编故事赚钱的人。那么，在市场经济中，能够赚大钱的途径是很多的，文学算老几？谁有钱，谁就可以养一些文学家，文学家不幸又成为金钱的俘虏。
现实主义被庸俗为明哲保身哲学，进而在经济改革中变成了实用主义，实用到通过文学发财致富，以个人利益为价值尺度开始制作文学了。
面对金钱世界的铜臭，面对文学界肮脏的交易，很多作者、读者又开始怀念过去那种纯洁的文学轰动效应，渴望能够再度激发起人的政治热情，渴望轰轰烈烈的纯文学运动。
经过了一个痛苦的逃离过程，在世纪末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一些文学家终于意识到文学不应该逃离，不应该回避社会矛盾，不应该远离政治。于是，有人开始站出来斥责中国文学是逃避现实矛盾的文学，是逃避政治问题的文学，由此引出中国人的哲学就是遁逃哲学，“五十步笑百步”的哲学。
由此可见，过去的政治文学不完全是失败，它具有成功的历史效应，它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是美好的纯洁的回忆，虽然有过一段弯路，但是，它毕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出了力，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它毕竟没有那种铜臭味，而推崇了纯洁、高尚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情怀。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阶级社会里，政治与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现在，中国社会进入经济改革时期，一切都以经济利益为重心，淡化政治，是因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治遗留问题。但是，政治这个直接关系社会性质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最终要以每一个人的积极参与才能解决，依靠少数政治家是很难办到的。因而现阶段，中国人的基本生活、基本矛盾、基本问题依然是政治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的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中国的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中国的经济生活始终是在政治指导下、影响下进行的，完全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完全的经济生活状态是没有的。所以，政治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不可分开的。文学就是以社会生活为对象的，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文学就不应该远离这个根本问题。所以，渴望现实主义回归的话题成为社会话题。
在这里，关键是对政治的理解。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现象，理所当然应该是文学反映的对象，但是，需要纠正一些偏颇：其一，文学反映政治生活不是做政治的宣传工具，不是政治的传声筒。其二，文学反映政治生活不是以某些政治家的政治目的为出发点，而是以政治生活为出发点。其三，文学反映政治不是以政治概念来图解社会生活，不是政治观念的形象化演绎，而是以其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映，客观反映政治生活的过程和内容。
文学要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逃避面对政治生活，本身就需要有政治意识，要有政治胆魄，要冒政治风险，甚至于掉脑袋的风险，因为某些政治家的政治生活是不愿意披露于世人的。所以，文学反映社会政治是需要责任心和正义感的，不是为了一己之利益而谋求个人幸福的。
这样的文学家不多了。
正因为不多了，也就显示出其珍贵和高尚。
正因为不多才值得人们去追求，去呼吁。
中国文学虽然在世纪末取得了独立的品格和创作自主的权利，可以和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甚至对话了，但是真正的独立与自由却被白白浪费掉了，不是独立而自由地表现真实的社会生活，反映人民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向往，而是独立自由地去编写凶杀、色情，迎合读者的低级需要，文学变成了荒诞离奇的玩具。现在，太多的文学家就好像企鹅一样，躲在岩石的背后，说着一些私家话语，传播一些两性隐私，而不敢面对暴风雨，不敢走进汹涌澎湃的大海，所以，被读者瞧不起。
离开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文学也就成为无用的消遣。
当然，要求文学干预政治是荒谬的，这也是造成文学灾难的根本原因。文学无权干预任何现象，文学的职责在于反映。“反映”一词就标志着现实主义原则。只有真实而独立自主地反映人民的社会生活，人们才能在文学中发现自己，认同自己，追寻自己，欣赏自己，引起共鸣，获得美感。只有这样，文学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才能统一起来，文学才能获得自己真正的价值与品位。
在新世纪文学回归的呼声中，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需要重新认识与实践，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不需要回避和逃遁，而需要重新梳理，正确面对。勇敢地介入，我们应该借鉴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合理见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