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西文化的融合者
董桥，1942年生于福建晋江，1964年毕业于台湾台南省立成功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70年任香港美国新闻处“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编译美国出版局各科书籍。1973年在伦敦广播电台中文部从事新闻广播及时事评论，并且编辑英国文学、文化和科技史节目。197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79年返回香港，任职美国国际交流总署，第二年出任《明报月刊》总主编。1987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组主任，半年后转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主编。1988年出任《明报》总主编至1995年夏季退休。现任香港公开大学中国语文顾问，《苹果日报》副社长。撰写文化思想评论及文学散文多年，在港台两地出版有《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辩证法的黄昏》、《另外一种心情》、《双城杂笔》以及翻译书籍多种。200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散文自选集《从前》、《品味历程》、《旧情解构》三本，在大陆产生很大影响。
董桥深受中华文化之哺育，后较长时间旅居英伦，精读西方文化典籍，故通贯博学，腹笥充盈，学识丰赡，在他身上中西文化兼收并蓄，合璧交融，既体现了中国文人的雅趣与智慧，又不乏英国绅士般的风趣和幽默。董桥最后在香港定居，终于把文化的气息带进了被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这文化的气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另一个是西式新进文化方面。后一方面，董桥似乎是较守成的一派。这样一来，两个方面的文化气息在董桥身上就比较交融调和起来了，不像在别的一些人的身上，把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断然势不两立起来。加之他对事理与现象的把握迥异于常人的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所以，从其睿智雅致的笔调中可以读到为我们所不熟悉的表达方式，这样的表达方式不仅同样可以表达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而且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董桥的文字曲径通幽，笔底一片旖旎风光。用词遣句颇具匠心，精致而又全无匠气。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既儒雅深沉，又活泼灵动。学贯中西的文学底蕴，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天赋中清贵的文气，使得“签上董桥名字的每一篇文章”都如舞台上那舒卷自如的水袖，看似不经意挥洒间，也足见主人功力。
1997年12月，董桥荣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首届香港文学奖创作奖，评委们对他的评论是：董桥散文一向以细致深丽精巧见称，内容沟通中西，文笔融合文白，形成脱俗风格，“能出入于中西文化之间，无所拘滞，能游移于传统与现代之际，不失中国文化品位韵致。此种中西融会，古今相济，取法得宜，正是董桥特色。”
2.2.董桥散文的品味与情怀
散文历来讲究境界，而境界的高低是由作者的生活品味决定的。但是，什么是品味？这个问题很难说清，常常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读董桥的散文，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独特的品味，那就是不仅有知识、有趣味，而且还有人性的关注和关爱。董桥的散文品味表现出多向度的特点，他往往从多个角度看问题，不仅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问题，而且能够从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角度看问题，所以，文章的思想常常能够出人意料。
他在《说品味》中，从中国化学家张子高收藏古墨说起，联想到梁思成游历山川，研究建筑，都是一种专业与爱好相结合的人生品味的最高境界。
中国化学家张子高以业余收藏古墨出名，藏品近千方，其中不少是明清墨中至宝，写过多篇考证古墨的文章，还同叶恭绰、张纲伯、尹润生三位藏墨家编写《四家藏墨图》。好墨讲究胶轻、烟细、杆熟，自然牵涉胶体化学的学问；张子高学化学，后来又专攻化学史，难怪他说：“藏墨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研究化学史的一个小方面。”职业和趣味竟如绿叶配牡丹，很难得。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有这份福气，他主张研究中国古建筑必须重“见”，不能只靠看书看图，一生游历不少山川。《平郊建筑杂录》里提到他和夫人林徽音一九二三年在香山途中发现杏子口山沟南北两崖上的三座小小石佛龛，几块青石板经历了七百多年风霜，石雕的南宋风神依稀可辨，说是“虽然很小，却顶着一种超然的庄严，镶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给辛苦的行人一种神秘的快感和美感”。建筑家有这样的领会，梁思成名之为“建筑意”。
作者由“建筑意”，引起对品味的理性思考，他援引袁宏道所谓“世人所难得者惟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惟会心者知之”来阐明自己对品味的说明，进而联系现实生活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品味提出批评。“袁中郎笑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说这些都是趣之皮毛，未免犯了知识势利的弊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一心追求高级文化之神情旨趣，恐怕变得有身如桎，有心如棘，入理越深，去趣越远，终致身价太高而找不到市场出路。”
所以，董桥看重的是懂得生活、善于生活的人生品味，这是与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分不开的。由中国古代文化精神联系到西方美学家桑塔娜的观点，“这一层苏珊？桑塔娜看得比较通透；她标举俗中求雅的享乐主义也是‘高品味’，‘有品味有修养的人从此得以开怀，不必日夜为杞忧所累。这是可以帮助消化的’。琴棋书画的最高境界讲究能收能放，与此同理。张岱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跟大学问家的心境虽然不同，但断非胸无丘壑、一俗到底，不然明朝亡后他又何苦入山著书？”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对书呆子的否定，我们联系李敖的思想言论，也会发现这是一个共性认识。李敖曾经说过：读书人掌握了知识，如果不能致富，那就是古代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他自己首先就学会了利用知识致富，这就是现代知识人的品味。但是如果只是看重金钱，一味追求金钱，那么就沦落为庸俗商业社会的附属物，就谈不上什么品味了。董桥这样说：
懂得看破功利社会怪现象而发出会心微笑的人，才能洞识“现代品味”的真谛，才可以在交换价值市场上立足且自得其趣。现代人看到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实在应该发笑，不笑就真是铁石心肠了。在这样精致的按钮时代里，没有这一点品味的人注定寂寞。虽说“花不可以无蝶”、“石不可以无苔”，到底“居城市中，当以画幅当山水，以盆景当花囿”。现代人身在城中，心在城中，殊难培养层次太高深的文化品味；但是，培养求知的兴趣，多少可以摆脱心中的围城。知识可旧可新，可中可西，可真迹，可复制，不必僵持，也不一定都能化成力量，却大半可以增添生活情趣，减轻典章制度消磨出来的精神溃疡。张子高耽悦古墨，梁思成醉心山川，张石公酷爱繁华，说是求“知”求“趣”，实际上也流露出他们对人性的无限体贴。William Empson谈“都邑野趣”（urbanpastoral）也可作如是观。品味原是可以这样调节出来的。
归结起来，品味就是求知求趣求生活，实质上都是对人性的关怀。也就是说，所谓品味，也就是人本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
董桥从小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尽管在外读书，都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人的情怀。他在《陀山鹦鹉的情怀》中这样表达中国情怀：
听说，鸣放运动期间，有人要陈寅恪出来讲话，陈先生只说了一句：“孟小冬戏唱得较好，当今须生第一，应该找他回来唱戏，以广流传。”话虽浅白，含义深远，十足表现出文化人在文化传统变形的时代里应有的情怀。台湾的琦君一到纽约，就去参观她在内地的老同学陈从周设计的庭园“明轩”，然后写信对陈先生说：“我因故乡永嘉花园甚大、甚壮观，看到异国方寸之地，不免感触万千。”琦君文章中，思念浣纱溪畔的往事，陈从周报以依依柳色，不见青青，“人去楼空，旧游飞燕能说”。这也是贪恋传统文化闲处飘香的情怀。
董桥认为，中国文化人到什么地方都会保持一种中国人的情怀，这是一种民族精神，而不是某些时候社会变化可以改变的。
说“中国情怀”，八九是文化的概念，几乎完全可以不牵涉政治意识。我常想，政治只是理念的游戏，龙腾虎掷，锋颖太露；真正可以提升民族的精神层次、加强个人的归属意愿的，还是文化的认同：画檐蛛网，斜阳烟柳，即使是断肠处，也得风流。这是道德情操的定盘针。“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哉？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政治家大半不是鹦鹉，陀山一旦大火，他们想到的当然是能不张扬就不张扬，真的隐瞒不住了，只好发动全民救火运动，自己坐享大功；有点文化情怀的寻常百姓则十九是鹦鹉，不计成败，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因为“不忍见耳”！所以，周亮工《因树屋书影》里说，他的朋友叙述了这段美丽的佛经故事之后慨乎言之：“余亦鹦鹉羽间水耳，安知不感动天神，为余灭火？！”中国情怀、文化认同云云，一旦受到现实际遇的考验，应该可以发挥出陀山鹦鹉的操守。
对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董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常常体会到经济挂帅、政治异化、文化庸俗的现象带来的迷惘之感，觉得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系统，的确正在经历严酷的考验”。他认为，现在整个社会太看重“精英阶层”对社会的繁荣、经济的起飞的贡献，而“MBA族”的心态，不仅迷惑了企管人员的心智，甚至文化人的怀抱也受其感染。这族人都是《天下》杂志所谓“国际化新贵”，“追求的是个人成就与利润，标榜的是价值中立、行事冷静、不带感情”。在商业竞争白热化、政治前途不明朗的地方，商人视野浅短，性情凉薄，也许不失为保身的上策；在故国政统衰敝散涣、道统丧尽尊严的时刻，士人盲目崇洋，胸襟闭塞，当然也是惯见的现象。面对这种现象，他认为“关汉卿的《四块玉》：‘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得意失意都付笑谈之中了。这种处世的乡愁，正是文化意义上丕变出来的中国情怀，很容易在人心中升华成一缕祥和的气韵，教人知所适从，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一旦祖国需要，就会像陀山鹦鹉一样奋不顾身，赴汤蹈火，毫无怨言。这就是董桥的中国情怀，也是海外华人、港澳台同胞的中国情怀。
2.3.董桥散文的儒雅与流俗
刘绍铭评价说：“我们认识的董桥，吐属温文，怀抱清辉。他不调皮撒野的时候，濡墨信笔，文字意境都惹古趣，令人销魂。《熏香记》和《缪姑太的扇子》二篇，足为典范，既见文字钩沉的深厚功力，亦托出了作者营造柳暗花明的心思。”自称文化遗民的董先生偏爱残留的旧时月色，好收藏折扇、书画、印石、竹刻、砚台、玉器。寄情于传统艺术品，董桥是贪恋其中的古意，是真的风雅名士。在《缪姑太的扇子》开篇就说：“古玩发人幽思，也常常惹人艳想。好古之士未必身沾风流之事，万一遇到薛涛彩笺、飞燕玉印，肯定难禁风流之心。叶遐庵在北平得到黄莘田桃花冻石章，有莘田题句云：‘十砚斋头最可人，年来借此伴闲身；摩挲每上葱尖手，丽泽更加一倍新。’叶先生看了不禁‘神往’，说：‘不知葱尖手，是至金樱否也？’黄莘田是康雍年间的县太爷；千金买砚，筑十砚轩珍藏平生心爱的绝品；千金买婢，婢名金樱，必然也是动人的绝色，连遐翁都忍不住遥想她的玉手了。”中国的文人雅士都喜欢收藏古玩，因为这些古玩都有一些故事可以让人神往，可以激发人的幽思和陶冶人的性情。董桥说自己是旧派的人，心中向往的是青帘沽酒、红日赏花的幽情。富贵闲人玩物娱性原本寻常，难得的是，颠沛红尘中的董桥数十年赶着辛苦路，看尽兴亡、拍遍栏杆，顺境逆境中懂得隐忍节制，即使日夜兼差、应付生计的苦闷日子，这份幽情也依然执著。
《从前》里的董桥，让人嗟叹的当然不仅仅止于那对中国传统文化卓越的见识和品位，不止于那博学多艺的信手拈来，而是重拾一枝心香，浅墨淡彩勾描前尘影事，才令人如啜毛尖，品之只觉处处皆清雅，清雅却无迹可循。
董桥的散文很多都是忆旧，所以，描写人物就如同小说一样。而董桥的人物如绣像，淡淡的哀愁，淡淡的快乐，那些故人迷蒙得如在江南烟雨中，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已在字里行间阅尽他们一生的辗转。董桥的忆往小品担得起是字字珠玑，篇篇华章。如《熏香记》最后一段：
过了一会，但闻窗外众家丁窃窃私语，那张殷红帷子微微拂动两下，可香飘然出来，有出尘之慨。但见她背负名剑，手挽包袱，腰系佩玉，秀眉微蹙，面有愠色。海魔和老人心下惊愕，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徐徐站起身来，目送她穿过厅堂，走向大门。她倏地立定，回头冷冷瞄了两人一眼，右手衣袖一扬，连剑带鞘划过厅堂，插入放置熏香炉的长案上，随即左手衣袖再扬，腰间佩玉刷的一声飞向长案，紧紧系在那名剑的剑鞘之上。
熏香炉依旧散出袅袅青烟，厅堂上一片迷蒙，可香微微一笑，淡淡地道：‘二位自便！’转身融入念波堂外的苍茫暮色之中。此时后院传来家丁嘶哑的声音，说道：‘是上灯的时候儿了！’……
这段描写就好像武侠小说一样，一个女侠客的形象跃然纸上，冷峻、绝情、无望、无助，这个人物让人同情。回忆故事里的女性，董桥多有神来之笔。萧姨“长年穿着浅色丝绸旗袍，花白的头发梳得丝丝服帖，圆圆的发髻永远插着一枝翡翠发簪”，“细腻的粉红肤色衬着精巧端庄的五官，简直钱慧安的淡彩工笔仕女”。云姑“拢到背后编成松松一握辫子的长头发更浓更黑更亮，夜空中寒星似的眼神天生是无字的故事，藏着依恋，藏着叛逆，藏着天涯。她的鼻子不高而挺，雕得纤秀，鼻尖素素的，刻意呵护贴紧人中的那一朵工笔朱唇”。碧娅“笑得鼻梁眼尾都荡起千山万水”。蛮妞生活在“背心、木屐、飞机榄的清白岁月，小家碧玉都从鸳蝴册页和扇面斗方的潇湘水云中款步走来，满身都是幽幽的书香”。（《从前》109页）
古典年代的纯真爱情已是蒙尘旧事，却散落在董桥清灵温煦的笔底，如夜光杯中的美酒，清澈明亮。光影摇动中，惹人低回，几欲醉了。
那个世纪的人或传奇或平凡，个性迥异，却也一般步履匆忙，经历世道莽苍。体会董桥的《从前》，体会《从前》的深情，无疑也接近了上个世纪的凡人传说。传说永远动人，传说永远暗香浮动。传说让你我在这浮躁的物质年代里，看见了一抹风尘不浸的幽情――希望文坛能多几个董桥这般人物，心怀幽情，儒雅如君子。
董桥儒雅，表现在忆旧方面，多是中国文化的投影。董桥文雅起来，常人往往难以企及，他的《字里秋意》单是题目就显示出一种文人的清雅之意。再看这一段文字：“窗竹摇影，野泉滴砚的少年光景挥之不去，电脑键盘敲打文字的年代来了，心中向往的竟还是青帘沽酒、红日赏花的幽情。”更显示出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传统文人的高雅与悠闲。一旦进入现实社会生活，董桥也禁不住要粗俗骂街了。刘绍铭介绍评论董桥的散文语言时说：
董桥文字的特色，就是他的文字。他是香港专栏作家的苦吟僧。从他对自己作品要求之苛看来，可见他今天的成就绝非偶然。还是由他自白吧：“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
……我们记得他有一篇文章是用《就一个字：shit！》。他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后，觉得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香港近来发生的一些事：shit！“中文‘屎’字‘也用以比喻极低劣的事物’，比如‘今嘲恶诗曰屎诗’；英文shit虽然也‘usedto express anger，impatience on disgust’，活用起来比中文粗得利落。”
因此他弃用《就一个字：屎！》作题。
他还有一个叫人“皱眉”的标题《唱高调是放屁》。小董怎么动了肝火？事因“知识分子矫情孤傲教人反感；言行不一之余，自吹自擂博取公信力的勾当不啻精神自渎……唱高调像放屁，人人都会”。
这题目当然可以说得干净些。唱高调令人“反感”不错。令人“讨厌”也不坏。甚至令人“反胃”也可以。但为了表达他对知识分子虚伪矫情之深恶痛绝，他觉得在此文的context内，只有“放屁”才是他想说的“恰如其分”的话。
董桥说话不避“粗野”之言，你还忍不住要听。想来美国小说家Joyce Carol Oates所说也有道理。有些作家声音特具魅力，你初听时可能不习惯，甚至会抗拒，可是最后还是不知不觉的be drawn irresistibly to experience this voice again and a-gain。
这就是了，“忍不住一再侧耳倾听”。Oates的话还未说完：“虽然我们说看某作家的作品，是为了认同他们言论的观点，但实际上，我们是为了欣赏他们独特的文字风格才去读他们作品的”。
我们看他的《中年是下午茶》。开头两节很儒雅，可是后来，作者笔锋一转，写道：“中年是危险的年龄：不是脑子太忙、精子太闲；就是精子太忙，脑子太闲。中年是一次毫无期待心情的约会：你来了也好，最好你不来！中年的故事是那只扑空的精子的故事：那只精子日夜在精囊里跳跳蹦蹦锻炼身体，说是将来抢先结成健康的胖娃娃；有一天，精囊里一阵滚热，千万只精子争先恐后往闸门奔过去，突然间，抢在前头的那只壮精子转身往回跑，大家莫名其妙问他干吗不抢着去投胎？那只壮精子喘着气说：‘抢个屁！他在自渎！’”
这种描写很独特，也很少有人敢于这样去写，董桥的粗俗是一种发泄，是对现代文明对人性压抑的反抗，其中的寓意是深远的，不仅是对中年现象的一种独特理解，也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理解。所以，文章结尾处，他点题说道：“中年是‘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的年龄。”
未能免俗，俗得有趣，俗得有意味，有胆量。他说：“我的刻意叫别人都以为我是很书生气的、很知识分子的。你们给我‘骗’了！其实吗，我是很practical的，我认为现代的知识分子，唱高调是没有用的！在你面临生活时，你有权去选择生活吗？你有料，要卖！人家要买，可以出价，出的价如果我满意，我就会接受，我就立刻去扮演那个角色罢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董桥是一个书斋内外都能应付的散文作家，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儒雅与流俗在他的身上都可以很自然地表现出来。
杨牧为台湾洪范版《中国近代散文选》作序，说：散文是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类型之一，地位远远超过其同类之于西方的文学传统，原因在于它多变化的本质和面貌……典型既多，学者不乏闻问之道；一义偶得，体貌尚且不差，复能推陈出新，固然沾沾自喜，倘有败笔，作者心神之不宁，更恐怕不是任何西方文人写作散文时之所能够想象。
所以，董桥的散文儒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传，流俗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不管儒雅也好，流俗也罢，董桥都是认真推敲了文字之后写出来的，是针对不同的情形运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情感的。
2.4.董桥散文的介入与逸出
刘绍铭对董桥这样评价说：“小董最近自述有言，‘活了几十年的人了，烟水池台，风景阑珊；荒村客路，斜阳无主’。人生到此境界，大可任自风流，但求无过，挥墨续写《缪姑太的扇子》余绪就是。但关键时刻，他还是站出来说话，可见未能忘情，不失报人本色。”
我们认为，历来最受欢迎的散文是那些关爱人生、介入现实问题，敢于书写真性情的散文。面对社会生活之中很多现象，需要有知识、有见地的人介入发言，他们的声音才是社会大众希望听到的声音，也是能够流传后世的声音。董桥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介入社会，用他的笔表达知识分子的良知，凸现人文精神。
董桥自己在谈到散文创作时说过：“在台湾那几年最大的好处是让我真真正正的投入中国人的社会，一个很典型的中国旧社会环境。特别是我这个在海外长大的人，在台湾，我好像隐若觉得自己寻到中国文化的根。虽然念的是外文系，但周围的人情、环境、气氛都是中国的，有腐败，有保守，有传统，有新旧的衔接与冲突，基本上是一个很中国的社会，这个环境，对一个写中文的中国作家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他所说的这个环境，需要作家有勇气介入。不介入，写作就失去了意义，而介入就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所以，他说这个环境对作家有好处。香港也是这样一个环境，他作为报纸的主编，自然也就不可避免要对社会生活发表介入意见。例如香港回归的时候，他就写作了散文《姓董的》，“‘董’不是大姓。我姓这个姓，原本稀罕，颇为自得，以为甚贵。自从董建华先生当上特区首长，‘董’字泛滥，天天见报，日日广播，骄矜之气顿成众口之的，起初很不习惯，慢慢接受现实。查‘董’字是监督之意，‘董之用威’也。‘董’字又训‘正’，《楚辞》所谓‘余将董道而不豫兮’，说自己虽然见先贤执忠被害，依然正身直行，不犹豫而狐疑也。‘董’字又是董事之简称，如校董。从这些解释看，董建华一步登天，当也合理。”
董建华身体不适，由曾荫权代管，董桥就有一篇散文《新经济便装过时了》，其中有一段：“曾荫权那天出席户外活动，鸭舌帽、黑眼镜、皮夹克配上厚毛的衣领，说是飞机师装束，看起来倒像是上海滩长胖了的瘪三。曾先生跟着英国人进进出出几十年，早该学会低调而贵气的衣着，一下子摆出火红的战斗架势，不啻品行自杀：‘Carelessness in dressing is moralsuicide’！”
董桥的散文介入社会生活，还表现在对媒体的介入。董桥本来就是从事报业工作的，因此，他对新闻的现实又较别人有更清醒的认识。他在《谁要那套贞操带！》中这样说：“传媒的信实报道不啻淑女的贞节操守，只是前者错了可以道歉撤回，后者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个理念是美国报人说的：Accu-racy to a newspaper is what virtue is to a lady，except that a news-paper can always print a retraction.新闻界要的是遵守自己的专业守则，不是道歉撤回，更不是法改会的阉割政策，正如淑女们要的是家教，不是贞操带。”作者在这里运用相似思维，把新闻传媒的信守与淑女的贞操带联系起来，增加了介入的趣味，而不至于成为简单的说教。在《最要紧是有种》一文中这样说：“学问好了，还要俏皮，还要生动，还要敢承担，敢说真话，不要有太沉重的读书人包袱。志明和尚不会去找女人，起码敢说他想要，有种。”
董桥散文最大的特点是对政治的介入，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散文界最缺少的精神。多少年来，我们的文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政治问题都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但是董桥的散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介书生的侠胆豪气。他在《君子与政客，典范的兴衰》中说：“政治人物包容异己，面对语言挑衅甚至暴力威慑的境况，还必须冷静阐释自己贯彻始终的信念，从容解围及至自我解嘲。这样的涵养不仅是风度的示范，更是勇气的展露。”他叙述了英国绅士的经历，最后描述了印度一个议员的遭遇，让人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这样写道：“印度有个议员Minoo Masani，印度独立前经常在议会内外大力批评殖民政府和总督。独立后，他又不满新政府的作为，终于离开国大党，专心继续给几家大公司当顾问。不久，那些公司老板都要他闭嘴不再批评政府，否则解雇他。‘可是，我过去也不停批评英国人，你们并不阻止我啊！’他说。‘对啊，’老板说：‘当年那些人都是君子。现在这些人是政客。’”
他在《香港的人文空间》中直接批评当政者，“香港从殖民统治者开天辟地以来，始终是个华洋商贾招财进宝的胜地，现在连行政首长都是船王之后，股票地产炒来炒去之外，硅谷才是新欢，当然不会有剩出的情感和精力去营造什么人文空间了。”
对于大陆的社会生活，他也是积极介入，在《在宋词余韵中富起来》一文中，他说：
“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当然必须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大体说来，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两类。经济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客观条件是市场机制，无论是姓“社”姓“资”都不相干，市场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和自由竞争，否则它便死了。精神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离不开一个“思想的市场”（西方现称之为“market of ideas”），这个市场也同样必须有最低限度的开放与自由竞争的保证。这便是通常所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我们很敏感的话题，但是，董桥认为，精神上的富足，就在于思想市场的开放，这一点，我们都有共识，但是没有人敢于这样说。只有董桥敢说，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他的散文之所以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就在于它有内容，读了给人有启迪。董桥自己说：“散文，我认为单单美丽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还是内容，要有information，有message给人，而且是相当清楚的讯息。我对散文有一个最原始的要求：就是不能空洞。有了这种要求，自然就要付出，平时我们看了很多书，接触很多事，见过很多人，个人的生活不断‘加料’、充实。如何在这么复杂的贮藏室中，发掘一点对社会、对读者有意思的东西来写呢？我的要求是要言之有物，而且还要与别人不同！这就是我的困难所在。我还锻炼自己，要写得短，要‘短’就要‘精’，不要拖长，而且还经常要删减。有些读者认为我的散文太精简、太浓缩，读一次未必明白，这点我也同意。每个人的写作是有阶段性的，刚才所说的是我过去一贯的态度，到了最近，我把散文冲稀一点，不要太浓。在目前我以为就算我在文章不写上自己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这是董桥写的。”
但是，董桥散文的介入总是很飘逸，点到为止，并不执著，穷追不舍，死缠烂打，很有些闲淡气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费尔泼赖（fire play）的风格了。
他自己在谈到散文创作时说他要“追求悠闲境界”，这种悠闲境界首先就是能够进得去、出得来，当然也可以说，能介入，能逸出，这样才不至于僵。
他说：“我认为这悠闲境界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这悠闲也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变成风花雪月、空洞或太过多愁善感了。近代西方的散文作家，他们是approach和treat-ment，都很不同，他们往往将一个国家的文化也写出来；散文人人可以写得出，但要写得有深度，就得有文化的根基。我想，除了在中国的作品汲取维他命外，对西方也要吸取营养。我要求自己的散文，可以进入西方，走出来；再进入中国，再走出来；再入……总之我要叫自己完全掌握得到才停止，这样我才有自己的风格。跟着我要注意的就是不能西化，要避免西化，得从文字入手。怎样练到自己的文字很中国而又不迂腐呢！这是很难的事。我自小跟父亲看晚清笔记、诗词、小说，但那时看是随意的，现在我再看，另有一番意思。我想如何在他们的白话文字结构中再经营出一种跟中国正统句法相符的句子，化入我的句子中，出来的效果，就可能很不同。”（《不甘心于美丽》）
虽然董桥谈的是文化的入与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他的介入与逸出，例如《在宋词余韵中富起来》，开始介入政治，强调言论自由，可是笔锋一变，这样写道：
二十世纪再过两天就翩然走进青史了。这一天，我跟美国来的朋友吃午饭，谈到哈佛大学的《儒林外史》，也谈到中国政坛的《家》、《春》、《秋》，谈到台湾官场的《老人与海》，谈到香港宦商的《赤地之恋》。学府清风明月，杂草丛中毕竟沟渠处处。唐山教条传家，飞来飞去的燕子飞不出人治的深深庭院。台北民主上路，只剩了苍老的国民党在时代的巨浪中挣扎求存。香港柳暗花不明，浅薄霸道的官商北望神州，白白断送了可以扮演示范橱窗的半壁江山。在这样的世纪末心情下，我想到的是我们精神上风寒粥冷的贫穷；我想到的是余英时在《二十一世纪》上《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呼吁，那不仅是对泱泱唐山的企盼，也应该是对区区香港的祝愿。
前天，《国际先驱论坛报》头版头条让Curt Suplee展示漂亮的文笔，描绘出一千年前公元九九九年欧洲那一片依然荒芜贫瘠多病短寿的大地，而世界上文化缤纷的通都大邑却在中国的开封，在拜占庭帝国的版图之上。读了这篇长文，抛下民族自豪感，抛下爱国情怀，中国人的伤感旅程一下子回到了公元九六零年到一二七九年的北宋南宋年代。五代世宗九五七年病故之后，赵匡胤手抓兵权，九六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大宋。从此，贸易旺盛，城市繁荣，经济飞跃，举国浩浩荡荡跨越人类第一个千禧。那是经济上富起来的文明古国：“王公大臣收藏着大量宝器、古物、汝器、合杖、书画、帛等等珍贵文玩和贵重物品”。那也是精神上富起来的文化盛世：唐诗妆残粉薄之后，引来的是载在扁舟上的宋词，满城的吹花小径，满城的听雨高楼，也有矜严也有温柔。新世纪前夕，怀古前瞻，但愿中国人在公元九九九年宋词的余韵中，走进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富裕千禧。（1999年12月30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董桥散文的特色，敢于介入，又能够智慧逸出，既有思想，又不偏执。敢于批评，是为了政治开明，生活更好；巧妙逸出，又是为了不让人生厌。
2.5.董桥散文的现代意识和传统文化
董桥的散文具有一种独特的现代意识，给人一种强烈的时代感，所以，他的散文常常能够给人很多启迪，帮助人们认识现实社会生活，扩大人们的视野，从整个世界的角度观察社会，把握世界的动态，与时俱进。
所谓现代意识，就是面向全球，不局限于一隅，不做浅井之蛙，关注国际动态，感悟人类生存与发展趋势。他在《这一代的事》里写了五个片断，高度形象化地概括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五大问题：
首先是两代人之间沟通的问题，他写了一段对话：“父亲啜了一口茶说：‘到了台北赶紧先去看宋伯伯，知道吗？’‘知道了。’‘国家多难，生活更应朴素，专心向学。’‘是。’蛙声越来越闹，窗外又下起冷雨了。”作者没有写出两代人之间的不同，但是用“蛙声”、“冷雨”这样的外景描写可以表达出内心的不同。
其次是学校教育的问题，他这样写道：“排骨饭加荷包蛋的晚餐和绿豆汤配棺材板的宵夜都填不饱胃里萨特的存在主义。沙冈的微笑浮荡在古都舞厅的华尔兹旋律之中，天一亮竟纷纷沉淀到《文星》杂志、《文星》丛刊的豆浆碗里去了。康梁遗墨和《胡适文存》只能推开近代史的一条门缝，十一点钟在女生宿舍门口说的再见才算卷起中国文化的半幅竹帘。”这些奇特的语言组合表现了现代校园里的生活，也反映出学院教育的问题。
第三是信仰问题，其中这样一段很有意思：“西方文化的神髓是：In God we trust，the rest pay cash；在这样超然的思想背景下，西方人反共只为了求证一套哲学理论、亲共只为了挑剔一条政治公式，这里面没有一滴血的激情、一点泪的乡愁。”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问题，我们应该取何种态度的问题。
第四是香港问题，作者用达达主义宣言表述香港的现状：什么都没有，“只剩‘有人晕倒’的政府和‘有人请客’的新闻社”。
第五是台湾回归问题，他写道：“在桃园中正机场餐厅里跟一位少将谈起香港前途和两岸统一的问题。少将说：‘统一？那过去几十年我们不都白干了吗？！’没有风雨，飞机准时起飞。”
正是这种现代意识，决定了作者以散文写作勇敢地介入社会生活，做一个有用的书生。
董桥有一篇散文更是表达了一种现代意识，这就是《听那立体的乡愁》。对我们来讲，“乡愁”这个词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特殊的精神遗产；但是在董桥这里，“乡愁”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他从法国罗兰？巴特的写作谈起，描述手写稿和打字机的不同感，联想到中国古代读书人的重书道，现在也慢慢被计算机取代了之后，这样写道：“机械文明用硬件部件镶起崭新的按钮文化；消费市场以精密的资讯系统撒开软件产品的发展网络；传播知识的途径和推广智慧的管道像蔓生的藤萝越缠越密越远；物质的实利主义给现代生活垫上青苔那么舒服的绿褥，可是，枕在这一床柔波上的梦，到底该是缤纷激光的幻象还是苍翠田园的倒影，却正是现代人无从自释的困惑。”这些描写给我们显示了现代的乡愁是对过去文化的一种思念，所以，乡愁就具有了全球意味。
现代意识还体现在对各种思想的融合上，兼容各种文化观念，择善如流，这就代表了健康文化发展的方向。在《故国山水辩证法》中，董桥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家园’和‘故国’的观念是传统道德家鼓吹爱国主义的关键理念；可是，近代史学家从马克思到斯宾格勒都已经超越了这个理念而细心观察十九世纪以来的移民现象。约翰伯哲用感性之笔渲染丁香花的恋情之后，紧跟着用理性之笔探讨故园和移民的课题，终于认定背井离乡既象征绝望也暗示希望：都市罪案可能还没有故乡的贫穷荒谬；客死他乡可能还没有受自己同胞清算拷打可笑。”认同这种观念，只有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才能做到。
董桥一方面接受不同文化观念形成现代意识，另一方面又能够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色，传统与现代融合，使他的散文具有特殊的魅力。在《听那立体的乡愁》最后，他引用了金耀基的一段话：“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漂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哪里了！”
从散文角度上看，董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主要表现在追求“意趣”、“性情”，他在《说品味》中说：
“意”，不太容易言传，等于品味、癖好之微妙，总是蕴含一点“趣”的神韵，属于纯主观的爱恶，玄虚不可方物，如声色之醉人，几乎不能理喻。英文里说sensibility，说taste也一样，都算是对人对事对物的即兴反应，毫无公式系统可套。SusanSontag在Noteson“Camp”里指出“趣味”无“体”（system）亦无“物”（proofs）；“趣味”若竟能归为体系、附会实证，则“趣味”已非“趣味”，“趣味”凝固成“理念”（idea）矣。这正是袁宏道所谓“世人所难得者惟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惟会心者知之”。这是对的。但是，袁中郎笑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说这些都是趣之皮毛，未免犯了知识势利的弊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一心追求高级文化之神情旨趣，恐怕变得有身如桎，有心如棘，入理越深，去趣越远，终致身价太高而找不到市场出路。
董桥的散文理性意识很强，但是，他总是不着痕迹，不直接说理，而是用事、用典，寓理于其中，让人思考，领悟其趣。《中年是下午茶》最后一节，他这样写：
“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这是中年。《晋书》本传里记阮咸，说“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灿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大家晒出的衣服都那么漂亮，家贫没有多少衣服好晒的人，只好挂出了粗布短裤，算是不能免俗，姑且如此而已。
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都在这个典故里了，无需说明。散文中的理一旦说白了，就没有了趣味，也就面目狰狞，令人生厌了。这就是中国传统散文的意趣，而这种意趣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表达自然形成的。在《临去秋波那一转》中，董桥写道：
家国多难之秋，一介书生固然应该以文章血汗乃至躯体报国。平常的日子则宜读书不忘生活，大块肉大碗酒也可以饱出性灵来。所谓片时清畅，即享片时；半景幽雅，即娱半景；千万不必更起故待之心。荒寺空门四壁都画《西厢记》情节，和尚说是“老僧从此悟禅”；问他从何处悟？他说：“老僧悟处在临去秋波那一转”。这位老僧端的是悟道了。
这里可以看出作者是性情中人。中国传统文化最讲究禅悟，也讲性灵、性情，《西厢记》可以看作中国传统文人的典范，而董桥的散文里很多这样的意境，很有些明朝“公安派”小品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