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台湾学者的乡情
余光中，1928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母亲原籍江苏武进，所以他也常常自称“江南人”。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LOWA）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年任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1985年至今，任高雄市“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文学创作意境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名家、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21种，散文集11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3种。
余光中的诗文创作及翻译作品，在祖国大陆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广州花城出版社、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等15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余光中同时又是资深的编辑家，曾主编《蓝星》、《文星》、《现代文学》等重要诗文刊物，并以“总编辑”名义主编台湾1970-1989《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共15册（小说卷、散文卷、诗卷、戏剧卷、评论卷）。
余光中在台湾与海外及祖国大陆文学界享有盛誉。他曾获得包括“吴三连文学奖”、“中国时报奖”、“金鼎奖”、“国家文艺奖”等台湾所有重要奖项。多次赴欧美参加国际笔会及其他文学会议并发表演讲。也多次来祖国大陆讲学。1992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演讲《龚自珍与雪莱》；1997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诗歌散文选集共七册，他应邀前往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北京五大城市为读者签名售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给他颁赠客座教授名衔。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曾朗诵演出他的名诗《乡愁》。近年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东方之子》等栏目专题向国内观众连续推荐报道余光中，影响很大。其诗集《莲的联想》，1971年由德国学者译成德文出版。另有不少诗文被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
海内外对余光中作品的评论文章，大约在一千篇左右。专论余光中的书籍，有黄耀梁主编、分别由台湾纯文学出版社与九歌出版社出版的《火浴的凤凰》、《璀璨的五彩笔》，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一百首》（流沙河选释）等五种。传记有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出版的傅孟君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余光中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余光中说：1992年来，往返海峡两岸七十多回，但每一次回家，看到祖国大陆所发生着的欣欣向荣、翻天覆地的变化，心中就有种装不下的深深的乡愁情结。
作为一个爱国诗人，或者中国作家，他的创作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对故土的怀恋。他的《乡愁》，就个人而言，乡愁情结是对故乡土地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怀念，是对母亲、对亲人的无限思念之情。伸展开来，则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渊源文化的一种依恋，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一种向往，对英雄的崇拜和敬仰。乡愁可大可小，可以平面，可以立体。不过，他心里面装着的乡愁，更包括文化的和历史的。因而，《乡愁》虽一气呵成，但这种感觉在他心中已经酝酿了二十年。
作为一个作家，余光中坚决反对“台独”。他说：台湾的政客们，为了五十年政治，却在把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抛掉，是愚蠢的。文化作为连接的纽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是任何人无法割断的。在台湾，不是同样过春节、一起拜妈祖，用闽南话作为自己本土方言吗？
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目前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醒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1.2.永远的忧患――余光中的《何以解忧》
最早接触余光中，就是他的那一首《乡愁》诗。这种诗歌意象最集中代表了他的创作倾向，而且，他的散文也具有这种意味。如果我们对余光中的散文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可以用戴望舒的诗句来形容：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这种愁怨散布在他的所有散文作品之中，不论是《鬼雨》、《听听那冷雨》，还是《万里长城》、《春来半岛》，都很难看到欢快的感情，痛苦，无法排遣的痛苦充斥他的笔端，成为他的散文主旋律。
这种痛苦的情感最集中体现在《何以解忧》一文中。作者灵魂的漫游如屈原的《离骚》，上天入地，穷极八荒，无处可以安顿一个忧患的灵魂。
作者开篇说道：
人到中年，情感就多波折，乃有“哀乐中年”之说。不过中文常以正反二字合用，来表达反义。例如“恩怨”往往指怨，“是非”往往指非，所以江湖恩怨、官场是非之类，往往是用反面的意思。也因此，所谓哀乐中年恐怕也没有多少乐可言吧。年轻的时候，大概可以躲在家庭的保护伞下，不容易受伤。到了中年，你自己就是那把伞了，八方风雨都躲不掉。然而，何以解忧？
我们常常说散文的感情在于真，而“真”只有从自己身边的事情说起，才能让人相信。余光中写乡愁，也是从自己实际出发，从自己的中年说起，这种忧愁就具有了真实的感觉。由哀乐而解忧，最后一句慨叹，很自然就引起历史文化联想：
曹操说：“唯有杜康。”
杜康是周时人，善于造酒。曹操的意思是说，唯有一醉可以忘忧。其实就像他那样提得起放得下的枭雄，一手握着酒杯，仍然要叹“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也可见杜康发明的特效药不怎么有效。范仲淹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反而触动柔情，帮起倒忙来了。
从历史文化看，酒不但不能解忧，反而给人添堵，愁上浇愁，不可断绝。如果文章只是叙说历史现象，那么就很难表达作者的现实思想，所以，作者笔锋一转，由历史回到现实，写出朋友刘绍铭来：
吾友刘绍铭乃刘伶之后，颇善饮酒，所饮的都是未入刘伶愁肠的什么行者尊尼之类，可是他不像一个无忧的人。朋友都知道，他常常对人诉穷；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赚美金的人要向赚台币的人诉穷。我独排众议，认为刘绍铭是花钱买醉，喝穷了的。世界上，大概没有比酒醒后的空酒瓶更空虚的心情了。
写“刘伶之后”，这一典故很自然就包含了忧愁的内涵，“更空虚的心情”。刘伶一生怀才不遇，借酒浇愁，他的后人也有同样的命运，不免让人产生恻隐之心。余光中的散文表现出一种智者的风度，他对物质世界、金钱社会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在他的眼里，能够摆脱金钱的束缚而独立做人，那是一种真正的人生境界。所以，他的散文是思考的结果，是理性的结晶，这正体现了他对散文的理解。
作者由此联想到浩思曼的少年，弥尔顿，陶潜，无法消愁。进而引起各种酒的比较，表现现代人的酒肠，最后结论是无论什么样的酒都无法消愁。
我的酒肠没有什么讲究：中国的花雕加饭和竹叶青，日本的清酒，韩国的法酒，都能陶然。晚饭的时候常饮一杯啤酒，什么牌子都可以，却最喜欢丹麦的嘉士伯和较浓的土波。杨牧以前嗜烈酒，现在约束酒肠，日落之后方进啤酒，至少5樽。所以凡他过处，空啤酒瓶一定排成行列，颇有意思。但是他显然也不是一个无忧之人。不论是杜康还是戴奥耐塞斯，果真能解忧吗？“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讲得对，而李白，是最有名最资深的酒徒。我虽然常游微醺之境，却总在用餐前后，或就枕之前，很少空肚子喝。楼高风寒之夜，读书到更深，有时饮半盅“可昵雅客”（cognac），是为祛寒，而不是为解忧。忧与愁，都在心底，所以字典里都归心部。酒落在胃里，只能烧起一片壮烈的幻觉，岂能到心？
既然饮酒无法消愁，作者转而写读书解忧：
就我而言，读诗，不失为解忧的好办法。不是默读，而是读出声来，甚至纵情朗诵。年轻时读外文系，我几乎每天都要朗诵英文诗，少则半小时，多则两三小时。雪莱对诗下的定义是“声调造成的美”（the rhythimical creation of beauty），说法虽与音乐太接近，倒也说明了诗的欣赏不能脱离朗诵。直到现在，有时忧从中来，我仍会朗诵雪莱的“啊世界，啊生命，啊光阴”，竟也有登高临远而向海雨天风划然长啸的气概。诵毕，胸口的压力真似乎减轻不少。
由朗诵英文诗歌到朗诵中国古典诗歌，由朗诵古典诗歌到用西班牙语朗诵诗歌，引起对西班牙语学习经历的回忆，作者对西班牙语的理解和描述横增文章的趣味，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才华和品位。
对我而言，学西班牙文就像学英文的人有了“外遇”：另外这位女人跟家里的那位大不相同，能给人许多惊喜。她说“爸爸们”，其实是指父母，而“兄弟们”却指兄弟姐妹。她每逢要问什么或是叹什么，总要比别人多用一个问号或惊叹号，而且颠来倒去，令人心乱。不过碰上她爱省事的时候，也爽快得可爱：别人说neither―nor，她说ni―ni；别人无中生有，变出些什么do，does，doing，did，done等等戏法，她却嫌烦，手一挥，全部都扫开。别人表示否定，只说一声“不”，而且认为双重否定是粗人话，她却满口的“瓶中没有无花”，“我没有无钱”。英文的规矩几乎都给她打破了，就像一个人用手走路一样，好不自由自在。英文的禁区原来是另一种语言的通道，真是一大解放。这新获的自由可以解忧。我一路读下去，把中文妈妈和英文太太都抛在背后，把烦恼也抛在背后。无论如何，我牙牙学来的这一点西班牙文，还不够用来自寻烦恼。
读书的解忧确实有效，但是，只是“把烦恼也抛在背后”，因为学习西班牙语的目的在于接受西班牙语的文化，所以，自然引起“翻译”解忧。
而一旦我学通了呢，那我就多一种语文可以翻译，而翻译，也是解忧的良策。译一本好书，等于让原作者的神灵附体，原作者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你的喜怒哀乐。“替古人担忧”，总胜过替自己担忧吧。译一本杰作，等于分享一个博大的生命，而如果那是一部长篇巨著，则分享的时间就更长，神灵附体的幻觉当然也更强烈。法朗士曾说好批评家的本领是“神游杰作之间而记其胜”；翻译，也可以说是“神游杰作之间而传其胜”。神游，固然可以忘忧。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尽传其胜，更是一大欣悦了。武陵人只能独游桃花源，翻译家却能把刘子骥带进洞天福地。
翻译解忧正是“神游杰作之间”，而杰作却带来天文学的知识，因而思绪就进入宇宙空间，自由漫游，这里表现出作者的现代科技意识和新知思想，并由此对我们人类思想进行思考。也就是说，把人放到整个宇宙中来看，真是微不足道。
读一点天文书，略窥宇宙之大，转笑此身之小，蝇头蚁足的些许得失，都变得毫无意义。从彗星知己的哈雷（Ed―mund Halley，1656-1742）到守望变星（Variable star）的侯慈布伦（Ejnar Hertzsprung，1873-1967），很多著名的天文学家都长寿：哈雷享年86岁，侯慈布伦94岁，连饱受压迫的伽利略也有78岁，我认为这都要归功于他们的神游星际，放眼太空。
……两千多年前，屈原已经仰天问过了。仰观宇宙之大，谁能不既惊且疑呢，谁又不既惊且喜呢？一切宗教都把乐园寄在天上，炼狱放在地底。仰望星空，总令人心胸旷达。
通过漫游宇宙空间，感悟到人生有限，而宇宙无垠，天空也无法穷极，只有到地球各地去旅游才有现实意义。作者探讨了旅游的不同目的，有的是增长见识，有的是寻求娱乐，有的是恣情山水，而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待旅游的态度是不同的，以及不同的旅游方式中人的感受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
旅人把习惯之茧咬破，飞，到外面的世界去，大大小小的烦恼，一股脑儿都留在自己的城里。习惯造成的厌倦感，令人迟钝。一过海关，这种苔藓附身一般的感觉就摆脱了。旅行不但是空间之变，也是时间之变。一上了旅途，日常生活的秩序全都乱了，其实，旅人并没有“日常”生活。也因为如此，我们旅行的时候，常常会忘记今天是星期几，而遗忘时间也就是忘忧。何况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时间，你已经不用原来的时间了，怎么还会受制于原来的现实呢？
既然旅游还是为了忘忧，那么也就如同饮酒总有酒醒时候一样，旅游不管走多远，最后还是要回来，回到出发点，那么，忧愁又会袭来，不可断绝。作者写道：
当然，再长的旅途也会把行人带回家来，靴底粘着远方的尘土。世界上一切的桥，一切的路，无论是多少左转右弯，最后总是回到自己的门口。然则出门旅游，也不过像醉酒一样，解忧的时效终归有限，而宿醉醒来，是同样的惘惘。
写到这里，夜，已经深如古水，不如且斟半杯白兰地浇一下寒肠。然后便去睡吧，一枕如舟，解开了乡愁之缆。
文章最后一句：“一枕如舟，解开了乡愁之缆”。让我们终于明白了，深藏在胸中无法排遣的忧愁，并不仅仅是中年的烦恼，而是让人魂牵梦萦的乡愁，这大概是海外华人的普遍情结，正是这种情结孕育了作者的散文思路和写作动机，也正是这种情结打动了所有的读者。《何以解忧》这篇散文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揭示了海外游子的普遍情结，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忧愁，谁都有无法排遣的忧愁，而最难以排解的正是这种有家难归的忧愁，无论怎样努力，最后只能回到自己的出发点。
《何以解忧》中作者的思维不断发散，引起一系列的问题，这种思维要求作者有深厚的知识修养和丰富的人生经验，同时需要开阔的视野。余光中的散文突出表现为根据相似原理充分进行发散思维，不断拓宽散文的意境。
1.3.余光中的现代散文观
余光中在60年代就把中国散文划分为四种，即：学者的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和现代散文。而他认为现代散文是散文发展的方向，真正体现散文文体特征。
他认为，学者散文“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面对这种散文，我们好像变成面对歌德的艾克尔曼，或是恭聆约翰生博士的鲍斯威尔。有时候，这个智慧的声音变得犀利而辛辣像史威夫特，例如钱钟书；有时候，它变得诙谐而亲切像兰姆，例如梁实秋；有时候，它变得清醒而明快像罗素，例如李敖。许多优秀的‘方块文章’的作者，都是这一型的散文家。这种散文，功力深厚，且为性格、修养和才情的自然流露，完全无法作伪。”
对于花花公子的散文，余光中认为“这类散文，是纸业工会最大的恩人。它帮助消耗纸张的速度是惊人的。千篇一律，它歌颂自然的美丽，慨叹人生的无常，惊异于小动物或孩子的善良和纯真，并且惭愧于自己的愚昧和渺小。不论作者的年纪有多大，他会常常怀念在老祖母膝上吮手指的金黄色的童年。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小，他会说出有白胡子的格言来。这类散文像一袋包装俗艳的廉价的糖果，一味的死甜……”
“伤感，加上说教，是这些花花公子的致命伤。他们最乐意讨论‘真善美’的问题。他们热心劝善，结果挺身出来说教；更醉心求美，结果每转一个弯伤感一次。”
浣衣妇的散文，毛病却在太淡、太素。他说：“这一类作者像有‘洁癖’的老太婆。她们把自己的衣服洗了又洗，结果污秽当然向肥皂投降，可是衣服上的花纹、刺绣，连带着别针等等，也一股脑儿统统洗掉了。”
“对于她们，散文只是传达的工具，不是艺术的创造，只许踏踏实实刻刻板板地走路，不许跳跃、舞蹈、飞翔。她们的散文洗得干干净净的，毫无毛病，也毫无引人入胜的地方。由于太干净，这类散文既无变化多姿起伏有致的节奏，也无独创的句法和新颖的字汇，更没有左右逢源曲折成趣的意象。”
余光中指出：“比较注意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读者，当会发现，近数年来又出现了第四种散文――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在此我们且援引现代诗之例，称之为现代散文。”
余光中所说的散文“弹性”，是指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都具有兼容并包融合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变化多姿，语调灵活而不僵化。它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但是，常常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显得活泼、新颖；容纳一些文言的句法，使句法显得简洁、浑成。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使文章更显得生动而突出。
他所说的散文“密度”，是指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极力避免如一般散文作者，或因懒惰，或因平庸，往往写出一些稀稀松松汤汤水水的散文，读了半天，既无奇句，又无新意，完全不能满足读者的美感，只能算是有声的呼吸罢了。这种平庸的作者往往把那种一泻千里，既无涟漪，亦无回澜的单调当作流畅。其实，这不过是在许多流水账的游记和瞎三话四的书评里最为流行的贫嘴而已。有密度的文章必定是真正丰富的心灵的一种自然流露，它必定左右逢源，且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步步莲花，字字珠玉，绝无冷场。
所谓“质料”，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先天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譬如岩石，有的是高贵的大理石，有的是普通的砂石，优劣立判。同样写一双眼睛，有的作家说“她的瞳中溢出一颗哀怨”，有的作家说“她的秋波暗弹一滴珠泪”。意思差不多，但是文字的触觉有细腻和粗俗之分。一件制成品，无论做工多细，如果质地低劣，总不值钱。对于文字特别敏感的作家，必然有他自己专用的字汇；他的衣服是定做的，不是现成的。
他认为，现代散文与诗歌、小说相比，显得有点年轻，只能充当一个幺妹，只有一心一意学习两个姐姐才会逐渐长大成熟起来。虽然如此，散文在现代文学中一直有它自己的定位，决不混同于别的文体。虽然由于专写现代散文的作者比较少，散文的总体成就还不够高，但是在两位姐姐的诱导之下，她会渐渐长大成熟起来的。
余光中主张中国现代散文与世界散文接轨。他深受英美文学影响，接受了最新的散文信息和观念，并以此向固守传统的中国当代文坛发起冲击。他力倡散文作家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加自由地融会古今中外散文创作的优点，从而使自己的散文具有更大、更深、更密的“意思”。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余光中提倡现代散文，而现代散文正是我们现在散文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要求散文具有理性意识，突出思考的功能。
他在90年代《十二文集――散文选集自序》中也提出了大散文概念，他所说的大散文，不仅是说散文文体范围大，他说：“散文的天地非常广阔，凡诗不到之处，都得使用散文。广义而言，无论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人文或社会学科，或是新闻、公文、日记、书信等实用文体，莫不有赖散文，更不提小说、戏剧、评论、杂文等了。”而且是大篇幅，是重工业。“两千字以内的白话散文，也自有天地足以回旋，并非没有妙品。但一般小品文格局既小，语言又稀，只像画中的册页，终难追摹荆浩、范宽，又像西画的素描、水彩，毕竟不如油画那么沉重。五四的散文多为轻工业，重工业仍待我们发展。”
从散文文体特征或者功能来看，他提出了散文的五大功能，即：
第一是抒情。这样的作品也称抒情文，如果较短，也称小品文。情之为物，充盈天地间，文学的世界正是有情的世界。正因如此，用散文来抒情，似乎人人都会，但真正的抒情高手，或雄奇奔放，或含蓄婉转，却不常见。一般的抒情文病在空洞或露骨。直接抒情，不但露骨，而且予人无端歌哭的空洞之感。高明的抒情往往寄托在叙事、写景之上，才显得自然。
第二是说理。这样的作品也称议论文，但是和正式的学术论文又不一样，因为它在说理之余还有感情、感性，也讲究声调、比喻、文采。例如韩愈的《杂说四》、苏轼的《留侯论》，虽然旨在说理，却都气势贯串、声调铿锵、形象生动、情绪饱满，绝不枯燥冷漠。
第三是表意。这种作品既不刻意抒情，也不着力说理，而是要把握情理之间那一份情趣或理趣，因此笔下流露的，不是鞭辟入里的人情世故，就是匪夷所思的巧念妙想。表意的散文展示的，正是敏锐的观察与活泼的想象，也就是健全的心灵发乎天然的好奇。比较知性的表意散文，常把兴趣专注于某事某物，话题转来转去，意总在此。所谓某物，可指有生物如草木虫鱼，也可指无生物如笔墨纸砚；而某事则可指人间的各种动态，例如登山、潜水、选举、开会。这似乎和叙事有些相似，却又不然。一篇散文如果描写某次开会的经过，当为叙事，但是如果谈论的只是开会之为社会制度或生活现象，或是东鳞西爪的开会趣闻，就不是叙事了。表意的散文，尤其知性的一类，需要博学多闻，甚至具备专业知识，不是空洞抒情的生手所能为功。此道的高手谈天说地，话题无限，信笔所至，左右逢源。这是散文家的独门本领，不容诗人和小说家来竞争。
第四是叙事。这种散文又称叙事文，短则记述个人的经历见闻，或某一事件之来龙去脉，长则追溯自己或他人的生平，成为传记的一章一节了，或是一个时代的演变，成为历史的注脚。叙事文需要记忆力和观察力，如能加上反省和想象，当会兼具洞见和波澜，而跳出流水账的平铺直叙。组织力（亦即条理）也许不太重要，因为事件本身已有时序可循。不过有时为求波澜生动，主客分明，也不妨倒叙、插叙，或是举重遗轻，仍需一番剪裁。
第五是写景。所谓“景”不一定指狭义的风景，也可以指大城小镇的视觉经验。高速路上的千车竞驶，跑道上喷射机的厉啸而降，挖土机的巨铲挥螯，交通灯号的互使眼色，无一非景。一位现代散文家的视觉经验如果还限于田园风光，也未免太保守了。同时，广义的景也不限于视觉：陌上的万籁、街头的市声、成腥的码头、呛喉的烟味，也都是景。景存在空间，也依附时间，所以春秋代序、朝夕轮回，也各成景。景有地区性：江南不同塞北，热带的树异于寒带的树。大半的游记都不动人，只因作者不会写景。景有静有动，即使描写静景，也要把它写动，才算高手。“两山排闼送青来”，正是化静为动。只会用形容词的人，其实不懂写景。形容词是化妆师，动词才是演员。
对散文的五大功能，余光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辩证地来认识，其最突出的功能还是理性，他极力反对感性散文，因而对五四以来的抒情散文一直持否定态度。“五四早期的散文，最流行两千字以内的小品文，常带感性。这种文体有其清新自然的优点，却也有其局限，好像认定散文的正宗就是晚明小品，却忘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圣贤之境吾所不敢，但是韩潮苏海却令我心向往之。同时五四以来的散文阴柔成风，迁台初年余风犹盛，我乃有意向韩愈乞借淋漓大笔，挥而扫之，一面又写《剪掉散文的辫子》那样的文章，鼓吹革命。”
不过他认为最好的散文属于感性和理性结合的作品，这就是他创造的概念――知性散文。
我把散文的功能分成五项，只为了方便讨论，并不认为各项互不相涉、截然可分。其实一篇散文往往兼具几种功能，只是有所偏重而已。例如叙事文中，常带写景，而无论是叙事或写景，都可以促进抒情；抒情文中也不妨稍发议论，略表意趣。反之，说理文也可以说得理直气壮，像梁启超那样，笔锋常带感情。
情、理、意、事、景五项之中，除了“意”是介乎虚实之间外，前二项抽象而带主观，后二项具体而带客观。一位散文家如果长于前二项而拙于后二项，他未免缺少感性，显得空泛；如果他始终沉浸于后二项，则又似乎缺少知性，过分落实。
总起来说，余光中的散文概念体现了新时期人们的共同认识，特别是他对感性散文的批评比我们早了二十多年，可以说，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着散文是需要思考的，是需要智慧的，是需要理性意识的参与的，纯粹的感性抒情只能把散文引向一个死胡同。他提出的现代散文概念适应了工业时代或者后工业时代的生活需要。散文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体，社会生活进入现代化，散文也必须现代化。现代化的意思就是说，写作散文的人必须具有现代意识，具有现代思想，具有现代语言，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