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凤凰涅？――重生的斗士
巴金生于1905年，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省成都市人。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评论等多个方面，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他的创作此起彼伏，坎坷跌宕，总起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反抗旧社会的战斗阶段；热情赞美新社会的阶段；复活战斗精神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标志着他的创作生命经历了凤凰展翅――凤凰涅？――凤凰翱翔的过程。新时期散文的创作，我们认为正是巴金的凤凰涅？后的自由翱翔带来的新生和辉煌成就。
我们知道，巴金创作的第一阶段――凤凰展翅，其主题思想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倡导民主政治和民主精神。他的《灭亡》、《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抗战三部曲》、《憩园》和《寒夜》等中长篇小说是现代文学的杰作。巴金的散文创作也十分勤奋，从1920年起，先后出版了《海行杂记》、《生之忏悔》、《旅途随笔》、《点滴》、《短简》、《梦与醉》、《控诉》、《旅途通讯》、《旅途杂记》、《无题》、《黑土》、《龙？虎？狗》、《废园外》和《怀念》等文集。如果说生活是来自生命源头的一股水流，那么，巴金的散文是这股水流通向生命之海的途中发射出的“种种水花”，“这就如我们生活中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一切都跟那一股水流不停地向着大海流去，不能够再流到别的地方。”巴金用抒情笔致表达自己对人类的关怀，对阻碍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与摧残爱的势力的愤激，他痛苦的灵魂在他的散文中呻吟、呼号。正是这些不朽的作品，使巴金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无畏战士，成为呼唤民主自由的先锋战士。
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巴金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凤凰涅？，这是他由欢呼到迷茫、困惑进而痛苦、沉默的阶段。新中国刚刚建立，巴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真心以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满腔热情地赞美新中国，他的创作是真诚的。但是随后，他没有料到封建专制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以至于使他们这一代人的创作成为虚假的颂歌、美丽的谎言。
巴金在现代散文中对自由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新中国得到实现。他那痛苦和哀愁的笔转而用来歌颂人民的欢乐和胜利。感情与笔调的转换，是巴金等跨越现当代作家在建国初期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巴金说他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赞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我绝非为写文章而写文章，我有满腹的感情要倾吐，我有不少的见闻要告诉人，我有说不尽的对新社会的热爱要分给别人，我才拿起这支写秃了的笔。”在这里，创作仅仅成为一种参与新生活的方式，成为他探索新的人生的途径。巴金的生命、感情毫无保留地融化在新中国开始描绘的灿烂图景中。在他那抑制不住的热情洋溢的篇章中，跃动着一位知识分子与祖国命运休戚相关的赤诚的心。对于有着数不尽、说不清的痛苦回忆的巴金来说，对新生的祖国给予他和人民的关怀，充满了感激之情。在“以前那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里，祖国像一位贫病不堪的母亲，她不能庇护自己的儿女，只好流着泪，用失神的眼光望着她的儿女横遭摧残”。如今，“祖国带着笑容站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两只胳膊，把我们大家全抱在怀里。”“我们中间哪一个不带着哭泣又带着笑声接连地呼唤‘亲爱的妈妈’？哪一个不是幸福地感受到自己和祖国中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我们伟大的祖国》）巴金完全沉浸在新生活带给他的喜悦之中。
巴金热爱新生活的另一种表现，是他对志愿军英雄们的真挚的感情。1952年和1953年，巴金两次赴朝鲜前线战地访问。他不仅用笔描绘志愿军英雄的高尚的灵魂，而且在战火中接受洗礼，“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我忘记了自己的软弱，我觉得我渐渐变成坚强，充满勇气和信心。”《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和《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是巴金“朝鲜通讯”的代表作。
当巴金在“大欢乐的日子”中纵情歌唱时，他和当时许多作家一样，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可能遭遇的挫折缺少思想与心理上的准备。
如果说巴金对旧社会的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那么他对新生活的观察与体验尚停留在一般的政治观念上。他对祖国的感情是神圣赤诚的，但这种感情只能支配而不应代替作家对生活的具体观察与理性思考。正是在这一点上，巴金和他的同代人失误了。这就是不同程度的图解政策、夸饰生活和趋时应景。失误使他们的理想遭到亵渎，而命运之坎坷曲折则在其次。也正是这种变化，使巴金思想上进入了休眠阶段，他失去了说话的权利，他的痛苦无处述说，特别是“四人帮”时期，他不得不说一些违背自己意志的话。如果说，以前对社会生活的夸饰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而这时候，就成为一种痛苦，不得不说假话的痛苦。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巴金没有成就感，只有愧疚感，可以说，凤凰进入涅？，沉寂、死亡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凤凰重生，自由翱翔，是觉醒后的反思与质询“叫喊”阶段。十年“文化大革命”对巴金来说如同一座炼狱。人们几乎以为巴金已从世界上消失，当粉碎“四人帮”以后，巴金新作问世时，人们才发觉巴金仍然活着。
1978年12月，巴金写了五集《随想录》的“总序”，开始了他的散文写作，“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此后八年，《随想录》第一集、《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陆续问世，凡150篇，42万字。作者怀着“感激的心”，以之向读者告别。作为一位世纪老人，他的反思是深刻的，是无所顾忌的。他已经完全走出了政治对他的影响，从一个人的角度，要求人们争取自己独立的人格，再一次呼吁民主政治。
对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包括巴金在内跨越现当代的作家，读者疑虑他们该画上怎样的句号。《随想录》以真情贯穿始终，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真实地描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巴金的创作由此获得新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的创作赢得了几代读者的口碑。历经沧桑之后，巴金以五集《随想录》再造了他的辉煌。《随想录》以真实的感情力量、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当代散文发展中的“里程碑”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巴金对过去的生活进行了充分的思考，而且走出了个人遭遇的感伤圈子，从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比较中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反封建斗争并不是结束了，而是刚刚开始，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
这种认识是一种摆脱了政治束缚的结果，是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执政党的一边思考问题，甚至是站在执政党的对立面来监督，因为，谁执掌了政权，就有可能走向人民的反面。这种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深刻的体会，所以，巴金一直呼吁建立一所“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过去。
整个《随想录》的写作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说真话。这是巴金对写作的认识，也是对社会的认识。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如果不敢说真话，那么，就说明这个社会是不合理的，是违背人性的，只有在封建社会里，才不允许人们说真话，只有长官意志，没有百姓自由。
可以说，巴金通过相似比较，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与质问，虽然他自己说，这是“无力的叫喊”，实际上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已经是石破天惊的呐喊了，因为没有几个人敢于发出这种“叫喊”。
总起来看，巴金的《随想录》150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怀念类、自我反思类、社会现实类。这三类文章都具有反思性质，属于老人对人生的回顾、思考，这种思考是真实的、深刻的，是摆脱了一切束缚后的大悟大彻。
1.2.反思自身――做一个说真话的人
巴金作为老一辈作家，经历了旧社会，也经历了新中国，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他对生活的理解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在新时期，巴金改变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突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整个社会一片哭声，散文大都是回忆性的，人们都在悼念失去的亲人。当整个社会还沉浸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声讨和悼念失去的亲人或者友人的时候，巴金就开始了对过去生活的反思，这种反思是深刻的、独特的，在当时的中国是大胆的、无所畏惧的。只有经历了苦难而仍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人才有这种魄力，巴金的散文就表现出了这种魄力。
通过这种反思，人们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悲剧主要是由盲目信仰造成的，但很少有人反思在这场受骗经历中，自己作为一个闭着眼睛的瞎跟班该负怎样的责任，只有巴金，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把自己牵连进去，向人们展示自己内心世界的痛苦状态。“哪怕是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巴金这样坦率地进行自我剖析，目的是让自己作为那段灾难历史的一员，真诚地对历史责任进行承担。当时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并不多。“十年浩劫中血和火搅动了我心灵中的泥渣，它们全泛了起来；我为这些感到羞耻”。
如果巴金描述的把“谎言”变成“真理”的历程是悲剧，那么这场悲剧在于：有不少作家自以为是以革命现实主义来表现现实，却在创作中以给现实贴金的方式走向现实主义的反面。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觉用文学充当极“左”政治的工具，有意识制造谎言的人上演的则是一场闹剧。袁鹰在回忆“大跃进”年代的创作时感慨万千：“有欢欣的记录，也有痛苦的教训：有的意在存真，却不免仍有粉饰以致扭曲处，当时的甘饴，到头来仍是一颗苦果。”这确是一种代价，是作家和人民一起付出的惨痛代价。意识到真实与真诚在散文创作中的重要，并不意味着消除了虚假现象就一劳永逸。“就散文创作的规律而言，真实与朴实，正如水土之于花木，是个根本，不能改变。如果不只从数量上看，主要从质量上看，当前散文创作的不足之处，恐怕还是在作者的创作用心上，有或多或少的华而不实之处吧！”
在反思中，散文家创作心态中“真”、“假”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要转换，真诚作为主体性的人格力量在散文创作中确立下来。巴金的五集《随想录》标志着当代散文对一段夸饰之路的彻底清算：
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们的判断。
真实地描写生活就是要表现现实人生的“原生态”。它不排除遵循散文创作规律的艺术加工，但反对回避人生的矛盾，反对在人生中掺入虚情假意。不回避现实人生中的矛盾，不掩饰受到创伤的感情伤痕，这是新时期散文回到真实的最初表现。如果说，歌颂健康发展的生活、抒发豪迈昂扬的情怀是历史赋予当代散文家的使命，那么，正视并表现生活中的矛盾、挫折，也是历史交给当代散文家不可回避的责任。后者与前者一同构成当代散文的真实力量，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两者缺一不可。叙写“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悲剧所形成的震撼人心的力量，第一次显示了当代散文作者观察、透视生活时的勇敢与深度。其后，在追踪改革的进程中，对社会问题的大胆揭示，再一次显示了散文走向真实的广阔道路。
散文作家在描绘社会生活场景时，也在塑造着认知、抒情主体的形象，即在构建着作者的人格。真实的内心世界是散文的灵魂。巴金的《随想录》集中表现了作者真诚地解剖、展示自己感情历程的努力。巴金严于解剖自己、勇于表现自身人格的创作行为，堪称当代散文史上的壮举。在《随想录》的影响下，不少散文作家用自己的创作抒发与民族共忏悔的情怀。灵魂的隐蔽角落层层剥开，人格的力量也就在散文中渐次拓展，从而散发出特有的艺术魅力。
在《随想录》中，我们时刻可以感受到巴金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的冲击。“所谓‘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真话集？后记》）真实的内涵，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从《随想录？总序》起，巴金实际上就开始塑造整个作品的灵魂――“真”。“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随想录？总序》）这样一个基调，在《随想录》里充分地实现了。对“真话”的理解，巴金又充满了辩证的精神，与自诩一贯正确的人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一个向往真理的人，是从不终结自己的追求的。巴金说：“我所谓的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真话。”（《真话集？说真话之四》）他反复地阐明自己的这一思想：“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真话集？后记》）
应该说，讲真话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对真善美的追求，一直是人类崇高的天性之一，而表现真实境界也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一个曾经动乱得人妖颠倒的国度，告别虚假是那么的不易，以谎言充饥而误杀多少性命。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当时是熟视无睹。1957年以后极左路线逐渐抬头，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遭到破坏，浮夸虚假之气弥漫全社会，也充斥于相当多的文学作品中。违心地讲假话者有之，真心地讲假话者也有之。许多作家的人格处于分裂状态：讲假话于良心不忍，讲真话政治气候不容，保持沉默不可能。因而作家在创作与生活中表现出很大的矛盾性，不可避免地留下一点遗憾的痕迹。极左思潮使作家的创作生命逐步丧失，虚假这个死神吞噬着作家的人格。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许多描写和剖白，充分地展现了这样一个被“吞噬”的过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讲真话看成作家艺术良知的自觉和主体精神的重新构建。在反思虚假时，作家的创作生命力也“死而复生”。在哪里跌倒了，还得在哪里爬起来；以讲假话失去人的本性，还需要以真话回复到人自身。这样的历程，是交织着民族的血泪的。巴金同样是在这条艰难不幸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跋涉过来的：“十年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哪怕是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巴金分析讲假话的根源，认为“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这个“板子”是封建专制也是长官意志，一旦迷信和屈从，脑袋就不再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因此，讲真话需要胆识，需要独立思考精神。巴金珍惜血的教训，因而执著无比。朋友们善良的劝告，习惯势力所形成的有形与无形的压力，流言蜚语，都动摇不了巴金讲真话的品格。“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还是讲真话。”我们不能不钦佩一个生命不尽真话不止的老人。
“讲真话”的原则是在两个互为交叉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巴金对社会生活（历史与现实）和他人的真实评价，二是巴金自我的真实写照。前者，我们可以从巴金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领略到，这里我们着重看一下后者。
既然把心交给读者，就应该表现自己的全部人格，表现自己的情感、思想和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在“自我的真实写照”这第二个层面上，巴金最难能可贵之处是真实地披露了自己曾一度被扭曲的灵魂。他觉得“不肯挖自己灵魂，不愿暴露自己丑态就不理解这所谓十年浩劫”，因此，“只有把想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只有把堆积在心上的污泥完全挖掉，只有把十几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我才会得到心的平静。”这应当使那些至今仍在作假的人汗颜。
就像当年无数的人一样，巴金也曾虔诚地对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把“牛棚”生活和批斗折磨当作知识分子少不了的考验。相信倘使茹苦含辛过了这一关，就可以走上光明大道，并一直为自己能不能过好这一关而“担心”。如此虔诚的心理也就产生了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十分荒唐的事：“有个短时期就偷偷地练习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的姿势。这说明我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批斗，而且想在台上表现得很好。”这里没有半点的标榜与粉饰。这是一个悲剧式的心灵历程――“奴在心者”，在当时无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巴金为此而十分痛苦。他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他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最初的醒悟使他“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而最后的“我是我自己。我回到自己身上了”。又是多么艰难的历程。
1969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看清了自己”，这是自我否定，又是自我超越。直率细致真实地剖析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心灵历程的变迁，“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对”。如此，在当代文坛，巴金可以说是第一人。
巴金“自我忏悔”的感情方式深受卢梭的影响。五十几年前旅居法国时，巴金“在飞着细雨的黄昏”，“在先贤祠前广场上卢梭的铜像下徘徊”，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一下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他从卢梭那里学到了诚实，学到了说真话。伟大先哲的人格和思想在巴金的人生与文学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外在因素契合了巴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精神和对人生的严肃态度，使他能够站出来解剖自己，忏悔自己。《随想录》贯穿始终的“讲真话”原则，既表现在巴金对“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后的反省和总结所达到的历史态度上，又体现在巴金一直恪守的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和真正艺术家的良心上。仅从人格的净化、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寻求心灵的宁静上来理解巴金讲真话的缘由是不够的。在巴金的真话中，我们时刻能把握住他对民族与国家、现实与未来命运的迫切关注之心。正因为如此，巴金讲真话的原则才超越了平衡心理的功能，获得了更大的文学与社会意义。
巴金讲真话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了一种虚假的社会心理模式，否定了散文创作中以虚假的感情粉饰现实的弊端。应当说动乱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形成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环境，对历史失误包括对虚假的社会心理的清算已得到允许。毫无疑问，逼迫人们讲假话的社会条件已不存在，虽然仍有人喜欢听假话，仍有人说“皇帝的新衣真漂亮”。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虚假的社会心理已成为历史前进的羁绊，打破它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巴金身体力行，把讲真话奉为圭臬，勇敢、坦率、尖锐、执著之至，是对自我的净化，也是对社会虚假心理模式的清算，从而认为打倒“四人帮”后我们应该确立一种崭新的人格――敢于讲真话的人格。巴金的真话观念，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而具有较为普遍的社会意义。
可以说《随想录》成为当今社会一个人格参照系或者说是一面镜子，可以之辨真伪，识善恶，知美丑，给真诚者以鼓舞，给虚伪者以鞭挞。在巴金《随想录》面前，人们会产生思想或心灵的震颤、惊悸。真诚的人格力量使得读者也不由自主地反省自己，认识自己。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人格是被扭曲的，在那种现实面前我们无力改变自己，是一种无奈，那么，进入新时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做人？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做人？我们是否应该呼吁真诚的人格精神？
1.3.反思社会――反封建任重道远
巴金一方面反思自身，忏悔自己在谎言的年代不得不说谎话，因而提出了说真话的做人观、写作观，这种反思不仅是针对散文创作，而且是针对整个社会生活，所以，他的《随想录》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随想录》的思想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以反思的方式切入历史，思考现实社会生活。巴金把历史反思的焦点落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并由此而向前延伸，向后拓展，认为反封建的斗争任重道远，还需不断努力。巴金对社会的反思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通过反思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我们应该牢记这个教训，防止历史的重演。
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性灾难，“文化大革命”带给巴金无穷无尽的痛苦与折磨，“我忘不了含恨死去的亲人，我忘不了在侮辱和迫害中卑屈生活的人们，我忘不了那些惨痛的经历，那些可怕的见闻……”（《真话集？小街》）――这不是对历史的纠缠不清，这不是狭隘的“小家气”，我们应当知道，对于历史灾难过于健忘的民族并不是一个精神上十分健全的民族。灾难会给历史以启迪。巴金在《随想录》中十分不满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健忘症”。他提出疑问：难道那十年是什么都不曾发生？难道已经发生的事一经遮拦就化为乌有？
巴金清楚地表明了他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贵精神。这些在《“文革”博物馆》一文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对此，我们没有必要作多余的阐释，巴金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来。（《无题集？“文革”博物馆》）
其次是通过反思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但是封建余毒还存在，提出反封建的战斗是长期的，需要坚持不懈。
《随想录》在对“文化大革命”总结反思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封建主义幽灵对人们的戕害。他有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随想录第一集？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如此警醒冷静的历史意识并不是对革命的低估，并不是危言耸听。那种以为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封建主义就在我国绝迹的愿望实在太天真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在一个两千多年来处于超稳定系统的封建社会土壤上取得的，这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不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主义的许多毒素渗透积淀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会以这样那样的原形或异形时而重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其实质便是封建主义的恶性发作。巴金一针见血地指出，“四人帮”之流贩卖的那些“左”的东西，其实是封建主义的破烂货。的确，“除了商标，哪里有一点点革命的气味！”是“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来反对并不曾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随想录第一集？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今天，仍然从家长制、官僚主义作风中发现封建主义的病根。巴金提醒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主义的流毒进入现代化社会。
《随想录》的开篇《谈望乡》就是对“左”倾思想的批判。日本影片《望乡》里的妓女现象，引起当时很多人的议论，以为给年轻人看这样的影片会让年轻人走上邪路。巴金对此很不满意，他说：“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难道今天伟大的现实，社会主义祖国繁花似锦的前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不能吸引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无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时光耗费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上面？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呢？”
巴金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的那种“左”倾现象感到悲哀，这篇文章是这个随想录的开篇之作，正是对这种现实生活的思考，才开始对整个过去的反思，也就是他认识到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重要性。文章通过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拓展了思考的内容，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群众，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只有让年轻人看到现实生活的严酷性，才能激发努力奋斗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性比较，表明巴金对这种“瞒”和“骗”的做法极为不满，因为瞒和骗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这一系列的质问表明了巴金对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的做法持怀疑态度，对我们的社会持怀疑态度。现在人们愈来愈清醒认识到，今天仍然需要反封建！仍然需要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可以说，反封建是我们面临的长远任务，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三是通过反思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尊重人，倡导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随想录》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中，又重新以百倍的热情张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虽然，从人道主义角度远不足以全面深刻地探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但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冷漠与摧残是毋庸置疑的。以兽性吞噬人性，涂炭生灵，千万人由此而丧失人的尊严与自由乃至生命，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酿成的悲剧。其情其景当时惨不忍睹，今天想起来也会令人发指，不寒而栗。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社会历史发展看，这又未尝不是人类的悲剧。巴金就是在这样的大悲剧之中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自然有切肤之痛。在回忆自己的文学生涯五十年时，巴金曾这样说：“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始终守住自己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的巴金，即便身陷囹圄，也未泯灭人类的天性。在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里，我们未尝没有看到巴金的善良的眸子。其实，从踏上文坛之初，巴金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深刻体现在对残暴势力的反抗，体现在对人类的挚爱之中。我们不应当孤立空洞地理解巴金对社会主义的爱。正是由于对人民、对所有美丽的生命精灵的至纯至深的爱，巴金的爱才显得如此的实在，而不是美丽的辞藻。
这种深刻的挚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人性被践踏，就连起码的人道都没有，那实在是可怕的日子：“在那一段时期里我们哪里被当成人看待！有多少人过着不是人的生活，有多少人发挥兽性对付同胞。”（《病中集？病中（三）》）
无数遭到涂炭的生灵使巴金无法平静下来：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撒手西去，连骨灰也不知被抛到何处。北京的太平湖何日才能慰忠魂？即便是“小狗包弟”，为了“逃难”，主人也不得不把它送上解剖台。巴金的灵魂在颤动，“有时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眼前也会出现人吃人的可怕场面”。他不得不苦苦思索，“震派”人物怎样成为“吃人”的虎狼？他终于明白产生大量非人道的残酷行为的原因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那么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道路”。他几乎是大声疾呼：“人兽转化的道路必须堵死！”（《无题集？人道主义》）并呼吁每一个中国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见《无题集？怀念非英兄》）
对友情的崇尚追求，是巴金人道精神的又一个侧面。他反复讴歌人间最珍贵的友情，视之为生命的内容与精魂：“友情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开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离开了它我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随想录第一集？中岛健藏先生》）巴金并不是用“美丽的辞藻空谈友情”的，他把友情变成对亲友的挚爱，对人类的挚爱。在《随想录》的许多悼念文字中，巴金奉献出温暖的人间情谊，抚慰死者的冤魂，慰藉生者的心灵。在无数关于“友情”的美好回忆中，让人领悟到人类特有的感情世界，明白人生的要义。这对十年动乱后社会上一些道德沦丧和人际关系的冷漠与势利现象，未尝不是一种反拨或补偿。
在对历史的痛苦反思之中，巴金表现出非凡的远见卓识。早在1979年，巴金就提出了人的思想现代化问题：“不搞人的思想现代化只搞物质现代化，行不行？”（《随想录第一集？重来马赛》）这是他重访马赛后深思的问题，显示出他的思想意识的当代性和历史高度。改革的实践充分说明，在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实现人的思想现代化，特别是观念的现代化，改革就不能深入下去。我国是个小农经济意识十分强烈的国家，旧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平均主义和保守习性等等，时不时纠缠着我们前进的步伐。所谓在改革中要兼顾到我们社会心理承受力，便是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实现人的思想现代化，应当成为重铸我们民族精神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此相关联，巴金对我们的文化建设也持开放态度。若干年来，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原因，我们画地为牢，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当“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时，巴金觉得，我们再也不能“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够批判。”在许多人还迟疑的时候，他认为“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呢？”（《随想录第一集？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这是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相通的。应当说，在历史的反思中，《随想录》包蕴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它具备了我们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历史容量与高度。它是历史的，又是政治的、社会的、哲学的、文化的、伦理的。激荡着情感浪潮的老人，同样具有深刻透彻的理性精神。人们从中可以领略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我们这个民族的所忧所虑，我们这个社会的所得所失。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巴金是写下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史。
1.4.反思散文――“当遗嘱写”
对散文创作来说，《随想录》可以说为我们提出了新的审美标准。巴金创作《随想录》时已是古稀老人了。从人生智慧与文化积累这一角度看，散文也许是老年人的文体，杨绛、孙犁、陈白尘和汪曾祺的散文成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新闻媒介报道过巴金晚年的创作计划，最终问世的是《随想录》五集，对此人们并没有感到失望，尽管渴望读到巴金已经动了笔的小说。当巴金已在《随想录》中倾注了他生命的力量时，人们感到了一种满足。
我们有必要探寻巴金晚年的心境与他创作的关系。那是一番什么样的心境呢？《无题集》的《后记》中有真实的袒露，我们不妨一读：“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愈积愈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我总得讲几句自己的话，何况我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篇幅。”巴金称《随想录》为讲真话的书，并以此向读者告别，“我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一次了。”巴金将《随想录》和他“最后的日子”连在一起，由此我们感悟到一种神圣和肃穆的氛围。
在这样的心境和氛围中，巴金深刻地阐发了他的创作思想：“我要继续写下去。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所谓“遗嘱”即“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巴金在此提出了散文创作的新的审美原则：把散文当遗嘱一样写。
从杨朔的“当诗一样写”到巴金的“当遗嘱写”，现代散文理论发生了新的飞跃。如果说“当诗一样写”重在捕捉生活的美丽，那么“当遗嘱写”则着意表现生活的肃穆。我们现在不必否认“当诗一样写”在诗化生活时存在的偏差，而“当遗嘱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纠正或避免这种偏差。“遗嘱”染上生命的最后底色而显得至诚至真至切甚而会透露出一种苍凉。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即将与死神见面的人会以怎样的心境来完成“遗嘱”这生命的“绝唱”。因此，“当遗嘱写”深潜着作家严肃的人生态度，表现着作家所能体验到的人生况味和要义。作假不得，游戏不得，掩饰不得，个中会有遗憾，会有欣慰、忏悔、希冀，会有生之欢乐死之悲哀，这一切都藏之于心，倾之于文：“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巴金审视而不是纠缠在历史是非之中，他经历而超越人间痛苦，表现出一个人在人生旅途上历尽艰险而又勇于跋涉的严谨大度与豁达。在这个意义上，《随想录》的创作就是在给我们提出一种新的散文观！
“当作我的遗嘱写”，这种散文观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散文应该说真话。一般来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真。这是一种相似类比，并非是要人在临死前再写散文，而是强调散文的真的重要性。我们的意思是：作家应当以严肃的人生态度和坦荡的心境从事创作，使之既是艺术的又是生命的过程。二是说，散文创作应该有一定的价值。遗嘱是留给后人的，是有意义的，也就是有一定的价值。散文也应该追求这种价值，而这种价值就在于真见识，要能够对读者起到启发智慧的作用。散文创作应该给人们留下有价值的作品，而不是虚假的、粉饰现实的作品，这是一种创作观，也是散文追求的最高境界。《随想录》就是要用文字给后人建一座“文革”博物馆。三是说，散文创作应该自由坦率，不事雕饰，凸现自我精神。散文是独立的自我表达，是摆脱了一切社会束缚的自我表达。人只有在临死前才会发现自己，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觉悟自己的生命。散文应该是自然的真实表现，是自我的心灵流露，没有自我的散文会成为一种说教，不会赢得人心。
“当遗嘱写”突出了自然、真实，也就是巴金提出的“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在《随想录》陆续发表和出版后，有人对《随想录》的艺术问题提出了非议甚至指责，诸如“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许多人赞赏钦佩巴金在讲真话时表现出的可贵精神，而对《随想录》的文学价值估价偏低。对此，巴金保持着自己的看法：他“不想把技巧一笔抹杀”，但认定“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巴金反复强调他“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技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修饰、装饰。无技巧，就是说真话，真话是不需要修饰的，是一种自然表达。无技巧是融会了各种技巧之后的浑圆状态，达到自然、自由、纯真的境界，是一种淳朴之美，而不是雕饰之美。所以，散文就是说真话的艺术。自然、自由、真实，这三者就是散文无技巧美的具体内涵。
我们进一步来看巴金的解释，什么是“无技巧”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民的一致，主要意思是不说谎。”（《探索集？我和文学》）看来，巴金所说的“无技巧”是与真实自然同义。“我甚至觉得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无技巧。”这就是一种创作自由境界，只有进入这种境界，才能达到散文的艺术真实境界。
这样对照起来看，我们不难发觉：巴金提倡“无技巧”，意在强调作家在创作中必须不施粉饰，追求真实自然；《随想录》五集确实达到了“无技巧”的境界，也就是我国古代文论所推崇的“浑然天成”。巴金因此从这样一个角度总结他的创作生涯：“我不是以文学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说：我不追求技巧。如果说我在生活的探索之外，在写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话，那么几十年来我所追求的就是：更明白、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探索集？探索之三》）
《随想录》是以最恰当的“情感方式”来切近作家生命的节奏。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写，来于自然，归于自然。整部《随想录》达到作家与作品的和谐，而不是分裂。《随想录》朴实、真切地表现了作家的心灵历程。凡是读过《随想录》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总体印象。“情感表达方式”在《随想录》中有这样两个关键的方面：一是完成了由虚假到真实的重大转变，二是贯穿其中的忏悔意识或“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的精神。
在真切、自然的总体风格规范下，《随想录》五集在语言、结构和文体上都显出其特色。
读《随想录》，我们似乎在聆听一位长者的独白。作者洗尽铅华，似乎不在作文，而是在与谁恳谈。于是，朴实、自然的语言韵味便出来了。这是作家一贯的语言风格，而到了《随想录》则是炉火纯青了。巴金从不故作高深语，非常坦荡地表白自己的爱憎。悼念死者，他如泣如诉；抨击时弊，他如雷如电；反思历史，则显露出哲人般的深沉凝重。强烈的情感气势与语言节奏“合拍”，使文章形成一种韵律，此起彼伏，扣人心弦。
在《随想录》中，我们很难发觉巴金文章的结构模式；如同在同一棵树上找不出两片相同的叶子。作家并不工于构思，而是着意遣怀言志，随“心”赋形，因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散文结构。在《随想录》中，作为形式的结构，不再是以某一“构架”出现，而是和作家所表达的内容交融成为有机整体。作家不惨淡经营，但是巧夺天工。
《随想录》是广义上的散文。倘若我们分门别类看，就会发觉其体裁上的多样。有抒情、叙述、议论，有杂感、随笔、序跋、演说等等各种样式，可谓品种繁多。这也从一方面显示出巴金的广博。而在各种样式中，写得最成功的则是随笔杂感一类与杂文相近的文字和一些“怀人”之作。他的许多悼念文字，尤其是《怀念萧珊》，堪称“绝唱”。巴金忧郁的如泣如诉的笔调在新时期散文中是独特的。这种笔调为他感情的升华创造了一种艺术氛围。这种氛围是整体的。他的思想和情怀所具有的力量，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他开创的直白说话般的散文文风，是对“诗化”散文的反叛，是对抒情散文的反叛。可以说，《随想录》是一种突围，突破了抒情的陷阱，突破了“诗化”的束缚，开始了实话实说、真话直说、理性对话的散文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