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杨绛的《干校六记》（1981年5月在香港出版，同年7月在北京出版；1986年北京出版了第2版，香港也再版）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原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职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等，翻译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1970年下放河南省息县干校，在菜园劳动。1972年回北京。“文化大革命”后继续研究翻译外国文学，并从事散文创作。著有论文集《春泥集》，翻译了西班牙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等。关于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很受推崇，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其他还有一些散文如《将饮茶》、《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等都是平常的生活琐记和关于亲人的文献性质的回忆文章。长篇小说《洗澡》（三联书店1988年初版）以客观超脱的白描手法记录了一群知识分子在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期间的生活遭遇，以及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同心态和表现，出版后很受评论界的重视。
杨绛的《干校六记》，是新时期具有经典意义的重要作品之一，它不仅是社会反思阶段的杰作，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我们这样说一是因为《干校六记》以真实的记录见证了文化大革命对文化人的改造过程，显示了历史的荒诞；二是因为其表现了中国文化人的超然心态，面对历史的荒诞，能坦然应对，面对历史的变化，也能心平气和地戏说往事，宠辱不惊，达到了人生的超达境界。作为散文作品，《干校六记》的艺术品格和蕴藉其中的文化精神，是当代散文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收获，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代散文走向广阔的审美天地的可能性。
钱钟书在《干校六记》的《小引》中提供了阅读的历史背景：“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症，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所谓“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除了告诉我们杨绛所记与历史风云之间的联系之外，还准确地揭示了《干校六记》由小见大的叙事角度。以这样的角度切入生活，一方面取决于散文的文体属性，因散文的优势不在结构大起大落的故事；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散文传统的影响，从日常的甚至琐碎的事情中写出意义、情趣，这就需要相似思维的展开，由此及彼，由小见大。
在整体上，《干校六记》所记的“别”、“劳”、“闲”、“情”、“幸”、“妄”，都看似平常生活的小事情、小感情，但只要你用心去读，就会感到一种内在的必然张力在挤压着，它提醒人们不能忽略那些看似轻描淡写，实乃匠心独运之笔；杨绛写“小”，但是是经过选择的“小”，这“小”当中蕴藉着历史的因子，因此才能闲笔不闲，以微见著，由“小点缀”看“大背景”，由“小穿插”读“大故事”，能做到小中有大，关键在于抓住小与大的内在相似。作者写“欢送”下放的场面，说“红旗开处，俞平老、俞师母领队当先”。笔墨不多，但足以使人惊泣。“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乃是一种历史的悲哀。这悲哀带给人们难以拂去的苍凉。在“记别”中，作者所记的让人哭笑不得的小故事，同样传递给我们这种历史的苍凉意味：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忽道：“胡说！你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钟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钟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了。”
这似乎有些荒唐滑稽，人们或许会与黄大夫一起大笑。但这笑绝对是含泪的笑，“全不像了”，这就是“运动”对人的改造！
杨绛叙述了这样一个送别的情景：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景，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睛，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这段文字颇能启发我们去把握《干校六记》的特点：含蓄、隐而不发。作者克制住感情的宣泄，用冷峻的笔法如实叙述。“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这种感情深藏而不加宣泄的方式即文学传统中的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无疑，她的感情倾向是明显的，有怨，有哀；但是她把外向的感情转向心灵深处，以深沉代替躁动，以冷峻代替热烈，以宁静代替喧闹，从而在从容平静的叙事之中把痛楚深藏于心灵。这不仅是一种显示人格意义的感情修养，不仅是对含蓄、冲淡等艺术传统的适度继承，而且是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与把握，也是对人生存的理解和把握。正视历史的劫难与人类的痛苦，而又能超越在劫难与痛苦中的一己的悲哀。杨绛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对感情的把握和从容的叙事特征，使得《干校六记》在新时期散文变革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我们来阅读《干校六记》中一些具体的叙述文字：
“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
“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绝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道就断。”
“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
“他们就从苇席下抬出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尸体。我心里震惊，遥看他们把那死人埋了。”
“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远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急。”
我们不难把握这些特定语境中作者的心态。杨绛从容但不失之散淡，平静但不失之无动于衷。她的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是有意为之的整体布局，譬如她写的悲剧。在第一次送别的场景中，作者看得一“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但是在第二次送别时，得一已经自杀辞世，别后只剩了阿圆一个人，踽踽独归。一种由反差构成的悲剧力量由此产生。在这一章的结尾处，作者用一笔轻轻一带，“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同在一处了”，就越发显出悲剧的意味。
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杨绛很少写对话，也几乎没有什么大段的内心独白，而更多的是叙写一种无声无息的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想到龚自珍的“万马齐喑究可哀”。在这种状态之中我们感到作者的一种孤寂。在《学圃记闲》一章中有两段文字给人带来强烈的心灵震荡：
等夕阳西下……我买了晚饭回菜园，常站在窝棚门口慢慢地吃。晚霞渐渐暗淡，暮霭沉沉，野旷天低。菜地一片昏暗，远近不见一人，也不见一点灯光。我退入窝棚，只听得黍秸里不知多少老鼠在跳踉作耍，枯叶？？索索地响。我顺着荒墩乱石间一条蜿蜒小径，独自回村，近村能看到树丛里闪出灯光。但有灯光处，只有我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个孤寂的归宿，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就是如此。
杨绛叙述的孤寂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混浊的世界中不愿同流合污的清醒的品格，在深刻意义上这种孤寂是内在的精神抗争。这种散文意味就是通过相似思维营造出来的，没有那幅画的相似联想，要是直接说出来，就失去审美趣味了。在作者笔下，一只名叫“小趋”的狗能通人性，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美好人性的堕落。
小趋虽是河南穷乡僻壤的小狗，在它妈妈身边，总有点母奶可吃。我们却没东西喂它，只好从厨房里拿些白薯头头和零碎的干馒头泡软了喂。我们菜园班里有一位十分“正确”的老先生。他看见用白面馒头（虽然是零星残块）喂狗，疾言厉色把班长训了一顿：“瞧瞧老乡吃的是什么？你们拿白面喂狗！”我们人人抱愧，从此只敢把自己嘴边省下的白薯零块来喂小趋。其实，馒头也罢，白薯也罢，都不是狗的粮食。所以小趋又瘦又弱，老也长不大。
在这种背景下，《干校六记》“记闲”中所叙的杨绛与钱钟书之间的圣洁的感情，就弥足珍贵了。在杨绛看来，夫妇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关于杨绛和钱钟书的相聚，是《干校六记》中动人的内容之一。对此，杨绛并不花很多笔墨，但感情容量极大：“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来。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亲自撂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这段文字简约，蕴藉着至诚至深的感情力量，可以看出杨绛对钱钟书的爱蕴含着深深敬意，成为支撑人生的力量源泉。
在《干校六记》中呈现的杨绛与钱钟书的感情世界中，最为动人心魄的是他们“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爱国情怀。解放前夕，许多人纷纷往国外跑，而他们却留下来，原因“只是舍不得祖国”。杨绛在叙述这段往事时，心情激动得显然已难以抑制了。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似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这种无怨无悔的情怀，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为可贵的品格。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中华民族为何在多灾多难之后，仍然如生生不息的大河一样涌动着壮阔的大潮。在这里，作者并不是表白自己的爱国情怀，而是在表白一种生存态度，在遭遇苦难之时，面对选择，无怨无悔。
总起来看，杨绛的《干校六记》属于反思“文化大革命”、反思人生的散文作品，但是这种反思是含蓄的，是在用一种冷笔调叙事，把自己强烈的愤慨隐含在字里行间。有很多人读她的作品，读出了古代散文的韵味，读出了中国文化人格。这不仅是写作的相似，也是历史的相似。我们可以比较，巴金的《随想录》里，对“文化大革命”的揭示是直接的、毫不隐讳的，批判的锋芒也是很尖锐的；而杨绛的散文却表现出“哀而不怨”的豁达心态，以一种悠闲的语调讲述过去的经历，从苦难中品味生存的情趣和意味，似乎在说，尽管如此，谁又能奈何？我们还是顽强地挺过来了。中国的文化人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抵消了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苦难。“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都变得世俗了，但是，杨绛的《干校六记》里，处处张扬着中国文化人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已经很少了，因而更加显得珍贵。
2.2.季羡林的《牛棚杂忆》
按说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出现在90年代，比巴金和杨绛的社会反思要晚一些，但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亲身经历的回顾，具体而深切，直白而不隐讳，反思的力度无人可比，可以看作是散文反思的继续和深入。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父母都是农民。他6岁的时候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同时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歌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的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进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四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滞留在哥廷根。当时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的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萦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1946年5月，抵达上海，又赴南京，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
“文化大革命”中，季羡林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劳动改造。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团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1990年）等。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1988年3月-1989年4月草稿，1992年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牛棚杂忆》先后写了《缘起》、《从社教运动谈起》、《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对号入座》、《快活半年》、《自己跳出来》、《抄家》、《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千钧一发》、《劳改的初级阶段》、《大批斗》、《太平庄》、《自己亲手搭起牛棚》、《牛棚生活（一）》、《牛棚生活（二）》、《牛棚生活（三）》、《牛棚转移》、《半解放》、《完全解放》、《余思或反思》等二十多篇文章，从被打倒一直到自己被解放为止，可以看作是个人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但是这种回忆是一种反思性质的，既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声讨和批判，又是对社会现实的警示和观照。
他在自序里写道：“‘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一九七六年，我的书十六年以后到了一九九二年才写，中间隔了这样许多年，所为何来？这十六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本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和巴金的反思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巴金对“文化大革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是迫于形势自己不得不说违心的话，所以，巴金反思的重点在于说真话。而季羡林则是对于“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结束都认为是正确的，而且自己也是拥护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所以，他的反思是回顾自己的经历，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人们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残暴和非人性，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和杨绛的《干校六记》比起来，季羡林的回忆反思情绪和态度更加直白，毫不隐讳；而杨绛的回忆追求含蓄余味，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所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的火药味更浓，批判性更强。
从写作的特点来看，《牛棚杂忆》是以幽默甚至是调侃的笔调讲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在痛斥“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非人的行为时，是这么说的：“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前一句话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由于不满当时的北大当权者聂某的独裁统治，季羡林被“打倒”、被抄家、被批斗。由于经历了各式批斗，季老对一场小型的批斗会很是看不上眼，竟然用了这样看似搞笑的笔调：“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总起来看水平不高……如果要我给这次批斗打一个分数的话，我只能给打二三十分，离开及格还有一大截子。”读到此处笑不出来、哭不起来，心中波澜非语言能形容。很难想到的是季老用这种笔调记述那段历史，他把自己的痛苦用幽默的笔调写出，不知是否有姬昌食子的感觉。
季羡林先生是诚实和宽容的。他毫不掩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文化大革命”和“反右”的错误认识，同时也处处可以看到先生的宽容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襟怀。“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在“外调”的时候，季先生受到来自山东“外调”人员的粗暴对待，而这时季先生想到的却是别人，他写道：“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呀！’”
此书对“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性揭露得让人不寒而栗。对像季先生这样所谓的“黑帮”的惩罚更是“花样翻新”，比如：规定不让这些“反动权威”抬头说话，以至于后来季先生重获自由后抬头说话反而觉得“不习惯、不自在”了。对于“不听话”的老教授是让他们在烈烈夏日睁眼看太阳一个多小时！至于用自行车链条抽打、用较细的铁丝挂较沉的牌子于脖子上等等更是家常便饭了。
我蓦地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了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情况，要我变成那个样子。
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典型的批斗行为，季羡林详细地叙述这些行为，让我们体会到那个时期整个社会的疯狂和非理性，人身被攻击，人权被践踏，只要你成为革命的对象，那就没有你的活路。
尽管季羡林是以达观的心态来写《牛棚杂忆》的，但是，一进入那个情景的描述中，就很难保持冷静。他在《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这篇文章中写自己几次想走上绝路，以死抗争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这几段文字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心理活动，今天读来确实让人难抑泪珠。
从写作目的来看，《牛棚杂忆》不是仅仅抒发个人的愤慨，更不是针对个别人，为了打击报复。其实他有这个能力也有办法来报“文化大革命”一箭之仇，他并没这么做。他出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总结教训和“经验”，让更多经历过的人出来说话，让更多知情者出来说话，不要让过去被遗忘，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季羡林把“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和身边人所受的苦难概括总结为“折磨学”。从小处看没什么不妥，但仔细思考就会让人想到很多问题。
季羡林写作《牛棚杂忆》与巴金写作《随想录》具有共同性，他们都希望建立一个“‘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但是最终只能通过自己的笔来叙述，通过散文建立“文字言说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季羡林的反思具有现实意义的批判性，着眼点是未来，他说：“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安定团结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
他在《牛棚杂忆》的《缘起》中说道：
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谈起这一场灾难来，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疑问号。他们怀疑，我是在讲“天方夜谭”，我是故意夸大其词。他们怀疑我别有用心。他们不好意思当面驳斥我；但是他们的眼神中却流露出：“天下哪里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我感到非常悲哀、孤独与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应当干，什么事又不应当干，绝对没有任何坏处。
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牛棚杂忆》对人性的揭示与批判是深刻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天性被扭曲了。他在开头就写了这么一件事情：
同我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我内定他为我的“接班人”。就是这一个我的“心腹”，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账，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臭名远扬的“老佛爷”，被关进牛棚。我的这一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上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记住的我说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我的头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我顺便说一句，这一位有一百个理由能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贫农兼烈属的子弟，已经溜到欧洲一个小国当洋奴去了。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人性仅有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法律的强制规范。“文化大革命”中政法机关被破坏，没有法律没有制度没有秩序，加之盲目的趋同，所以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随时都准备牺牲他人来为自己铺垫上爬的道路。他们平时爱国的高调唱得最凶，可是，一旦有机会叛离祖国，就会比谁都跑得快。季老的最后“顺便说一句”，就把这一类人的本质揭露无遗。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他最看好的“高足”为什么对他落井下石了。
《牛棚杂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还涉及生活“规则”问题，他提出了在生活中存在着两种规则：明规则和潜规则。明规则大家都看得到，而潜规则不需要理由却非常可怕。“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规则吗？当然有。法律制度是明规则，与之对应的是“潜规则”，是人们私下遵守的规则。根据“潜规则”运行的原理，明规则――法律法规制度――健全，并落实到位的话，潜规则就没有活动空间；反之就是潜规则盛行的时候。潜规则盛行久了，必将导致社会落后，甚至社会更替。简单地分析季老所在的北大，当时北大的潜规则很简单，就是一条：“顺聂者昌，逆聂者亡。”这虽然没有写出来，不是法律、制度，但这是北大必须遵守的规则，是北大最大的潜规则。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季羡林先生只是说了一些不满聂某的话就被定性为“反动权威”和“黑帮”了。再深点思考：研究潜规则特别是能娴熟运用的多是职业政客或小人，而季先生这样一类在各自领域的顶尖学者是没有心思考虑这个潜规则的。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北大小人得志，各领域学术带头人遭殃了。
我们不难想象，“文化大革命”中的潜规则，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是否还存在？季羡林反思的现实意义就在于着眼于我们的未来，所以，最后季羡林在《余思或反思》中提出了四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点，但是还不够……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如果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这四个问题很多人都可以提出，但是没有人敢于像季羡林那样来回答，这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书生精神。这种反思是深刻的，是真诚的，是无畏的，相对于前期的社会反思来说，这种思考是超越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