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企业集群知识溢出有利于群内企业降低创新成本与风险，提升创新效率。集群内企业因知识溢出而产生的创新优势效应，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知识溢出有利于高技术企业集群整体提高知识积累水平，激发集群内部的创新活动，从而提升集群的创新能力；知识溢出也有助于激活高技术企业集群内部的隐性知识，形成集群区独特的竞争优势。应该看到，知识溢出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双重影响，并形成循环累积效应。趋利避害、控制消极影响应是对待高技术企业集群内部知识溢出的基本态度，努力构建一套切实可行的补偿机制，使得集群内创新者的边际溢出能在边际上得到相应的补偿，以维持创新者和集群的持续创新能力实现知识溢出各方“多赢”。构建知识溢出补偿机制的难点则是知识溢出的度量、补偿标准的确定、补偿方式的选择等问题。
集群内的创新者要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但保护的目的不是阻止知识的溢出，而是依法维护创新者在知识溢出过程中的合法利益；同时，营造高技术企业集群内部积极向上的创新氛围，引导和鼓励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创新也是减少知识溢出消极影响的可行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背景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数字化革命、通信技术革命和计算机革命等融合在一起共同推动经济日益全球化，为了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各国各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完善和发展各自的创新体系，以图主导经济发展的方向。综观各个国家高技术产业（企业）的发展，会发现其空间集聚的特征凸显，成功的高技术产业（企业）集群都深深地打上了区位的烙印。高技术企业所形成的空间集聚形态——高技术企业集群并不是无关联的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扎堆”，而是那些以分工协作为基础、具有内在关联性、能够产生知识溢出的企业和相应机构在地理空间上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创新群落。这种创新群落是一种网络式中间体组织，其组织结构更多地表现为组织间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信息关联关系，在这种介于市场和官僚层级组织间的特殊型网络组织形式中，集群内企业和机构间的共生机制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真正来源，而为了获得知识溢出是很多企业进入集群的原因。
高技术企业集群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客观事物，也存在着发展的问题，具体可以说是高技术企业集群规模扩张（外部企业入群、群内企业衍生及群内企业规模扩张三种方式）、结构演进（是指企业之间关系的优化整合过程）以及技术创新过程。在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过程对集群规模的扩张及结构的优化整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高技术创新范式的转变过程中，知识流动，尤其是知识溢出的效用也越来越突出。随着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趋势正越来越快。在技术的萌芽阶段或成长初期，多数创新是重大的技术突破，是“原质性技术创新”，然而随着新技术与新产业的不断发展，在进入成长期或成熟早期后，人们开始重视各个领域内微观环节的创新。技术创新常见的表现是：突破型的“原质性技术创新”让位于“渐进性技术创新”，尤其是在高技术领域，高技术具有技术变化迅速、产品寿命周期短、产品性能和工艺技术改进快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高新技术的基本特征，即创新性、系统性与不确定性。在高技术创新过程中，当代高技术企业的创新表现出技术广泛融合的重要特征，已不再是一种孤立行为，在创新的每一步都需要得到外部知识源的支持，它要求有关联的产业部门共同协作。知识溢出是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的重要基础，相关研究表明（Audretsh，Feldman，1996、2003；Jaffe等人，1993；Malmberg，Maskell，2002），集群知识溢出是集群形成与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有效地获取知识溢出是形成集群基于知识的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产业集群内（外）知识的溢出效应，使得集群内企业能够以最大程度、最低成本和最短时间获取所需的各种知识，从而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犹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
高技术企业集群中的企业如何提高知识存量，合理有效吸收外部知识，并有效管理知识创新，将是不断获得创新动力的源泉之一，这直接影响到集群企业的价值最大化。这日益成为在高技术企业集群内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所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相关概念
Kuznets详细论述了知识、科学、技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知识是现代经济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根本源泉。知识的地位也由外在因素演变为内生变量，产生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1.知识
知识是一个宽泛而抽象的概念，根据Websters Dictionary，知识是“由人类积累起来的事实体系（the body of facts accumulated by mankind）。它存在于任何地方，在人的头脑中、公司中及周围的环境中。我们基于Nonaka（1994）和Huber（1991）的研究工作，选用以下定义：知识是一种得到了证明的、能够提高个人行为有效性的信念。”其中，行为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身体的技能和竞争能力、认知与智力活动或以上两个方面的综合（如外科手术，包括手工的技能和以人体解剖学和医学知识的形式存在的认知因素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所谓知识是一种有价值的智能结晶，可以通过信息、经验心得、抽象的观念、标准作业程序、系统化的文件、具体的技术等方式呈现。知识呈现的形式虽然有很多种，但在本质上都必须具备创造附加价值的效果；否则就不能被称为知识。
（1）知识分类。从应用的角度，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将知识分为四类：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人际知识（Know-who）。
根据知识能否清晰地表述和有效地转移，Polanyi（1966）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显性知识又称编码化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即可以被准确地加以描述，并且可以通过知识的编码（codify）而存在于组织的程序、操作手册中，易于传授，具有单一的含义和内容；隐性知识来源于经验，很难被加以描述并加以编码，是一种潜意识的理解和运用，只存在于人们的手中和头脑中，只能通过行动表达出来，它往往被偶然发现，并且这种知识不能和个人、社会及地域背景轻易地分开。隐性知识常被认为是组织能力不可模仿的来源并通过在学习上的投资可以转化为显性知识。在OECD对知识的划分中，前两者属于显性知识，后两者属于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动态循环。
从知识的载体出发可以将知识分为：个人知识、群体知识、组织知识以及组织之间的知识。其中所谓组织知识是指有关组织信息、过程、价值和信念的集合，它来源于个人知识而又超出个人知识，并为一个组织所特有（戚永红，宝贡敏，2003）。赫德伦和野中（Hedlund和Nonaka，1992）认为，企业中知识演化的关键过程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变以及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之间的相互转变。我们在本书中主要采用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分类方法来描述问题。
（2）知识的属性特征。企业各种创新资源发挥效用程度的差别、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别，是由企业现有知识存量所决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知识存量的显现。因此，对知识本质属性特征的认知有利于进一步分析高技术企业集群中的知识创造、溢出、创新等内容。概括地说，知识具有以下特征：
知识不完备性。首先，知识不完备性意味着，知识不是以一种集中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由不同的个人分散持有的，因此，我们就不仅应该研究给定的知识能否利用问题，而且应该研究分散知识的传递和利用机制问题。其次，知识不完备性还意味着，对经济行为主体而言，存在着某种完全无法意识到的东西，人们必须探寻经济行为主体发现和获得知识的学习过程，必须构建有利于主体学习和交流的制度安排。
知识互补性。在Hayek的知识不完备性基础上，汪丁丁（1997）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对知识的性质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知识的互补性特征，他认为，知识互补性包括空间互补性和时间互补性。前者是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沿着空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后者是同一类型知识的不同知识片段沿着时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
知识的非竞争性、部分的非排他性及其溢出效应。Arrow（1962）在《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一文中除了揭示知识的积累过程及其经济学含义外，还指出了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特征，并由此推引出知识的溢出效应特征。Romer（1986，1990）进一步发挥了Arrow的这些思想，明确提出了知识的非竞争性和部分的排他性，并证明正是知识的这种特质，才产生了溢出效应。Lucas（1988）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研究也确证了这一命题。
知识的隐含性。按其跨越时空在个人间的可转移程度来看，知识具有隐含性和外显性。尽管有些知识能以文档、数据的方式显性地描述出来，但企业利用的大部分知识是隐性的，隐藏于职工头脑和实践中，这种隐含的知识在个人之间的转移是缓慢的、成本是昂贵的，而且是不确定的。
知识的积聚性。个人的知识积聚过程是它作为主体本身的感悟过程以及与其他主体交往的“对话”过程。汪丁丁称其为“知识沿时间与空间的互补性”。对于个人和组织来说，知识的接收取决于在现有知识基础上容纳新的知识的接受能力。不同知识组成成分之间可加性是决定接收能力的基础。伴随着知识逐步以通用的语言（例如某一行业内部术语）得以表述，知识积聚的效率将不断得到提高。
知识的异质性。知识载体的个体差异及知识的独特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带来了知识的异质。正如马歇尔所言：知识的异质是进步的主要原因。个体在企业和产业集群的广泛分布带来知识的分散。知识分散与专业化分工密切相关，专业化分工创造更多知识。参与专业化分工的个体的知识广度缩小，而知识的深度增加。产业集群知识系统中，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知识载体的分散是主要特征。
知识的空间黏滞性（植根性）。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的转移呈现低成本、高速度的趋势。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显性知识的扩散更方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隐性知识对于构筑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隐性知识难以编码的特性，技术手段对隐性知识的获取、利用和传播并非有效。隐性知识往往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传播。知识隐性特征使知识具有空间的黏滞性。因此，地理的接近仍然是隐性知识交流的主要渠道。
2.隐性知识
大部分知识溢出的研究试图通过衡量创新产出的增加来把握溢出效应对创新的影响。Nonaka（1994）认为，创新由组织实施时，是源于个体的创造力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重复交互的知识创造过程。因此，溢出效应与知识转移需要在个体层面及过程机制来考察与理解。
（1）隐性知识的内涵。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是看这个企业在多大程度上积累具有现实互补性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是别人无法获取的，而在这些知识和经验中，80%都是深藏于员工内心的隐性知识。隐性知识在当今管理上创造的价值最大，同时价值的流失也最大，因而也最关键。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是当代知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它是由英国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kael Polanyi）于1958年最早正式提出来的。
他于1958年出版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和1966年出版的《隐性方面》（The Tacit Dimension）是西方学术界第一个对隐性知识及隐性认识与科学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的著作。Polanyi（1966）把知识分为显性与隐性知识，把隐性知识定义为：存在于人的头脑与身体中的广泛认知（in dwells in a comprehensive cognizance of the human mind and body）。也就是说，隐性知识与表达的内容及个人的特有解释相关。Polanyi认为，个人解释给隐性知识一种“个性化”特征，为了能够交流需要个人的清楚的表达。“我们所知道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讲述出来的”。“隐性知识就是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存在于某个特定环境下的、难以正规化、难以沟通的知识，是知识创新的关键部分。”或者“通常，我们所知道的比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要多得多”。企业隐性知识指存在于员工的头脑中的未编码的经验性或技能性知识以及隐含在具体业务流程中的各关键点上的知识，通常不易用语言表达，也不可能传播给其他员工或传播起来非常困难，只能通过员工的行动表现出来。赵曙明、沈群红认为，知识管理应侧重于促进有价值的个人隐性知识的产生与共享，形成企业知识。
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认为：隐性知识是不可用语言来解释的，它只能被演示证明它是存在的，主要来源于经验和技能，学习的唯一方法是领悟和练习。
1985年，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智力心理学家斯坦伯格（Robert J。Sternberg）也提出了自己的隐性知识概念。这里的隐性知识相对于传统智力测验所抽取的学术知识而言，是实践智力的一个标志。他认为，所谓隐性知识指的是以行动为导向的知识，是程序性的，它的获得一般不需要他人的帮助，它能促使个人实现自己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这类知识的获得与运用，对于现实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另外，隐性知识反映了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以及在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目标时运用知识的能力。按照他的观点，隐性知识有三个关键性的特征：隐性知识的获得很少需要别人的帮助或者环境的支持，主要通过个人的经验来获得；隐性知识是程序性的，是与行动紧密联系的，是关于如何去行动、以行动为导向的知识；隐性知识对个人有实际的价值。隐性知识的这三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具备这三个共同特征才是隐性知识，仅仅具有其中一个特征并不能说明那就是隐性知识。
野中郁次郎（Nonaka Ikujiro）认为，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主要隐含在个人经验中，同时也涉及个人信念、世界观、价值体系等因素。隐性知识是主观的经验或体会，不容易运用结构性概念加以描述或表现的知识。显性知识则是可以客观运用概念加以捕捉或呈现的知识。隐性知识包含认知和技能两种元素，认知的元素即所谓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亦即人们由内在心智制造、处理、模拟，以创造出其真实世界工作的模式，包含对真实和未来远景的意象，亦即“现在是什么”和“未来是什么”的概念。心智模式就如同典范、观点和信仰等，均可帮助个人理解并界定他们的世界。而隐性知识的技能元素则包括具体的技术、工艺和技巧。野中郁次郎也特别强调隐性知识和环境对于企业知识创造和共享的重要性。
（2）隐性知识的特性。隐性知识一方面非常有价值，另一方面又令人难以捉摸，这种既令人感兴趣又让人感到棘手的特性是其所固有的矛盾。它存在价值很高，是因为知识体系大多数是由我们知道但却又难以表达的知识构成的。用Polanyi的话说：“我们所知道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讲述出来的”或者“通常，我们所知道的比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要多得多”。对于组织来说，隐性知识很难进行开发和利用，因为它只存在于人的内部。Nonaka在其知识创造模型中，提出通过外化的过程将隐性知识显性化，也就是在社会交往中通过比喻和类比的方式共享。然而，这一过程非常困难，且花费巨大，况且，在利用隐性知识之前，必须将其显性化，这也局限了它的有用性。因此，Hansen、Nohria 和Tierney（1999）提出疑问，是否将（某种）知识显性化就是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
隐性知识的棘手之处在于它难以捉摸的本性，这种本性至少来源于三个方面：
隐性知识主要根植于人，无法与人的行为分开，人们并不十分了解隐性知识，Daverport和Pursak（1970）观察到，隐性知识是“整合了这么多的会自然增加的内涵式的知识，以至于它的规则或许是不可能与人的行为分离开的”。Choo（1998）也有相似的观点：“隐性知识分布于个人行为经历的各个方面。”
隐性知识是一种竞争性资源，在个体或组织层面上，并没有隐性知识显性化的需求。Grudin（1987）曾说：如果某个人被迫去做某项工作，但其他人从中受益，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这项工作非常容易失败。
隐性知识显性化会给隐性知识的所有者带来潜在的失去影响力和竞争优势的风险。Leonard和Sensiper发现：使隐性知识显性化，在个体层面上并非总是有利的；如果隐性知识能够给一个人带来重要的竞争优势，那么根本没有理由去和组织中其他人共享。如果走向极端，过度地通过隐性知识外化来进行知识共享，可能会造成组织中某位成员“自动地消灭了”他（她）自己在组织中得以生存的理由。
因此，过分地强调隐性知识显性化，不但技术上很难实现，而且效果也不很理想。后者，虽然很符合隐性知识与人紧密结合的特点，但转移效率不是很高，而且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共享与转移机制，当然也无法完整考虑隐性知识流的空间和时间维度。
（3）隐性知识的转化。Nonaka 等人（1994）在应用知识生产函数讨论组织知识创造时，把由隐性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叫做“外化”（externalization），把由显性知识转变为隐性知识叫做“内化”（internalization）。野中郁次郎（Nonaka Ikujiro）认为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间是可以互动转化的，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过程，并提出了知识转化的四种模式，简称为SECI模型（the SECI Model）。他认为，知识是在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转化中形成了一个不断成长的知识螺旋，组织知识创造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持续互动的结果，组织本身不能创造知识，个人的隐性知识是组织知识创造的基础。隐性知识经过社会化、外化、融合化和内化四个阶段，实现了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知识的传递，并最终又产生了新的隐性知识。知识的转化、传递和创造是一个动态的、递进的过程，当个人的隐性知识完成一次知识螺旋运动并转化为新的隐性知识时，就开始了新一轮的知识螺旋。
Castillo（2002）在隐性知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四面向类型”（four-fold typology）的概念，能够更好地理解隐性知识的含义。他把有关隐性知识的各种观念与看法归为四个维度：不立文字型（non epistle）、社会文化型（socio-cultural）、语义型（semantic）和洞察型（sagacious）。我们将用Castillo（2002）的隐性知识的四维度及Nonaka（1994）的知识创造的概念来帮助理解知识转移机制（the mechanisms of knowledge transfer）以及区分显性与隐性知识。本书从这个角度讨论隐性知识、知识转移及知识可获取性（knowledge accessibility）。
可获取性与个人知识创造密切相关，如何接触他人和周围环境中的知识将持续影响人们自身的知识。隐性知识不容易被他人获取有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知识没有被知识占有者表达；也可能因为知识散布在周围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或是与某一特殊群体的语义习惯密切相关（semantic）；或是因为能使某个人能够理解和吸收其他知识源于个人洞察力和心智模式。知识只要不被接近就仍然保持其“隐性”特征。为了获得隐性知识，需要理解隐性知识的类型并应用适宜的交流机制来获取。
其他人如要接触和获取“不立文字型”隐性知识，需要通过显性渠道。如果个人能够并且有愿望表达这种知识，知识才能变为显性的。所表达的知识（不再是隐性的）可能在清晰度上有所差异，这依赖于显性化的渠道，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直接交流的方式。Nonaka（1994）把这种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叫做“外化”，外化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直至显性知识变得清晰和易于交流。当隐性知识第一次变为显性的，它通常是经非编码形式体现的，比如人用身体语言和声调的变化表达情感；或是在某种情境下某人突然说出一个独特的想法，思路飘忽不定；或当一个科学家在一张餐巾纸上记下一个公式；或是一个群体对一个问题在活动挂图上进行头脑风暴活动。当所要表达出的知识显性化时，可能那些没有直接参与表达过程的人，对这些知识的认识可能不清楚和不理解。因为，这种知识如要表达得清楚以便于交流，需要被编码，这需要人们以更有组织的方式，不断重复所说内容和清楚地把思想和想法记录在备忘录或文档中。这种不断反复的过程越清晰，知识也就变得越清楚和更便于交流，直至变成用法指南和手册等标准化的信息。同样，好的编码可以使人更便于理解它的来源，可以使之传播得更远并保持更长的时间。
另一种类型的隐性知识是难以“接触”的，这种知识散布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或是只被一个特殊团体（群体）所理解。Castillo（2002）把这种隐性知识叫做“社会文化型”和“语义型”。对于“社会文化型”隐性知识，问题不在于人们可以接触到这些零散的、甚至是每一个人都可接触到的显性知识，而在于能够接触到赋予零散信息以意义的情景和内在之间的关联。这种知识需要“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通过与周围环境的多次直接交互来加以体验”。对于“语义型”隐性知识也是这样。在一个群体中工作的人，如医生或律师，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发展出他们自己特有的“行话”，这些“行话”不被外人所理解，除非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并与群体中的其他人进行交流。不像“不立文字型”隐性知识，接触“社会文化型”和“语义型”隐性知识，不仅要交流和外化，更要通过个人体验隐性知识的各个部分来加以“吸收”。享有相同的背景和文化环境有助于内化这样的知识。
“洞察型”隐性知识是一种人们用于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产生新主意的潜意识性知识。它可能包括整合和再整合现有知识或发现现有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按照Castillo（2002）所说，“洞察型”隐性知识正好是Polanyi（1966）所提出的“科学发现的发动机”。从可获取性的角度看，“洞察型”隐性知识是内附于个人的，不能被其他人所接触。每一个人都形成了某种“洞察型”隐性知识或灵智，能够帮助他/她吸收现有的知识并通过它做事。许多人肯定看过苹果从树上掉下，但只有牛顿看到后，引导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然而，如果置身于相同的外部条件，可能在这些个人之间也会触发相同的想法。
隐性知识的转化始于头脑中未经清楚表达的知识，也就是“不立文字型”隐性知识。一个人清楚地表达知识的能力使知识显性化。这种显性化知识最开始是以非编码形式存在，经过多次提炼形成较为规范的编码知识。对某人来说，要内化别人的显性知识，他/她要用到“洞察型”隐性知识。交互过程可能进行多次直至知识被完全吸收。Nonaka（1994）把这个过程称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
画点区域标示出了能够通过直接交流方式来更好地获取知识的类型。所有的发明和新的想法都起源于，进而根植于个人或一群人头脑中的隐性知识。通常，最快、最容易、花费最少且能理解准确的接触这种知识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直接交流。研究人员工作、生活靠近，则有利于增加他们进行直接交流的机会。新信息和网络技术，如视频会议、互联网在个人和群体间提供了远程交流，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隐性知识的转移。这种通信技术的有效性还需要与直接交流的方式进行研究和比较。
总之，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二者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互为前提，还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共同构成个体完整的知识体系。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确定“谁”知道“什么”的问题也变得更为困难，所以必须从企业内外部着手研究合理的隐性知识流共享与转移机制及其实现方法，通过实现隐性知识流整体和部分的共享与转移，企业可以快速复制并创造新的企业模式和业务流程，以避免企业隐性知识的流失，同时不断创造新的隐性知识。
3.知识溢出
MacDougall在1960年提出知识溢出概念后，人们就知识溢出的内涵、外延、性质和类型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于知识溢出的概念，起初是从企业层面来定义的。阿罗（Arrow，1962）从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不完全独占性的角度指出，当新技术的秘诀成为公共商品而不为创新企业独占时，溢出效果就出现了。Stiglitz（1969）把知识溢出定义为“从事类似的事情（模仿创新）并从其他的研究（被模仿的创新研究）中得到更多的收益”。杰夫（1996）则认为，知识溢出是指（模仿者）通过与（知识创新者）之间的信息交换而获得知识（和知识收益），而知识创新者却没有得到直接的补偿，或所得补偿低于创新知识的价值。Caniels（2000）指出：“知识溢出是通过信息交流而获取智力成果，并且不给知识的创造者以补偿，或给予的补偿小于智力成果的价值。知识溢出与知识扩散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扩散的含义更广，它涵盖了知识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各种方式，而知识溢出则只是其中的一种。”孙兆钢（2004）认为，知识溢出是知识扩散过程中的外部性，是指知识接收者将获得的知识与自有知识相融合开发出新的知识，却没有给予知识提供者以补偿，因而提供者没有享受全部收益；或者给予的补偿小于知识创造的成本，接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没有承担全部成本的现象。以上定义虽然在表达方式上有差异，但都强调了一个观点，即知识溢出意味着企业知识（或技术）创新的社会效应。
在前面部分我们已经初步讨论了显性与隐性知识的传播。溢出是超过预期界限，不经意的知识传播。在每一次可能的交流中，都存在着知识交换的潜在可能。如果知识是与预期的人和组织交换，则为“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如果知识是在预期的界限外交换则为”知识溢出“如果不是预期地使用所交换的知识，则称为”知识外部性。分享知识则就有可能导致溢出和其他的外部性。
4.集群内知识溢出
集群内知识溢出（Local Knowledge Spillovers，LKS）一般可以定义为在特定产业区内的知识外部性，相比产业区外的企业，它使得区内企业可以利用附近的重要知识资源更快地进行创新活动。而这些知识，大致来自于公共的或者私人的学术机构或者企业的工业研发机构。李琳、郑利（2006）认为，集群内知识溢出是指在集群所在地域范围内，集群组织内部某一企业（或大学、研究机构）通过创新和开发所获得的包括产品生产的技术、工艺、产品的市场信息、产地的品牌、企业的管理方式等的新知识很大部分外溢出去，从而成为整个集群成员共享的公共知识。这里强调的是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广义的集群知识溢出还应包括集群区外部的知识溢出，如集群区外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向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有研究表明知识溢出（尤其是隐性知识）是空间距离的函数，随距离的增加溢出效应减弱（James Simmie，2002）。因此，位居于集群区是企业获取这种溢出知识的最佳空间选择。
集群知识溢出的假设起源于马歇尔的有关论述，他详细地描述过集群内创新的氛围（atmosphere），论证了相对于零散的企业，集群内企业创新的普遍与快速。Paul Krugman（1991）把马歇尔外部性（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定义为三个方面：专业化经济（economics of specialization）、劳动力市场经济（labor market economics）和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Breschi和Lissoni（2001）指出，以上三者在理论上可以分得很清楚，但在具体分析中却会遇到相当的麻烦，主要是由于度量的问题（Griliches，1979）。Breschi和Lissoni（2001）建立了集群内知识溢出的基本假设：企业或大学等研发机构的创新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传递给其他企业；溢出的知识是纯公共物品，对它的利用具有非竞争性，非独占性特点；基于溢出的知识大多为默会性知识，难以长距离传递，它基本上是一种本地化的公共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