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易成本对集群企业信任机制变迁的影响分析
1.交易成本理论的内涵及其研究的主要问题
交易成本概念是科斯（Coase，1937）提出的，他将交易成本解释为“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但是他本人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也没有给出清晰的界定和可操作性的概念。科斯的贡献在于以交易成本作为工具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他认为企业组织作为市场的替代同样存在内部“管理费用”。在交易成本概念提出后，包括威廉姆森（Williamson）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对交易成本的含义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交易概念的一般化是由康芒斯（Commons，1934）完成的，他将交易作为制度经济学的最小分析单位，认为交易是人与人之间对物质类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是所有权的转移，社会集体的业务规则决定着所有权的这一转移过程。交易本身含有“冲突、依存和秩序”这三项原则。在分析交易时，康芒斯进一步把交易分成三种类型，即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这是极具意义的。但是，他并没有对交易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没有顾及人们的交易活动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没有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认识交易本身也要消耗资源，过高的交易代价意味着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在康芒斯的交易概念的基础上，斯蒂格勒（Stigler，1972）定义了“搜寻成本”，即买卖双方寻找对自己最有利价格所要耗费的资源。阿罗（Arrow，1969）则认为，交易成本在通常情况下妨碍了市场形成，在特殊情况下阻止了市场形成，因此可以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作为阿罗（Arrow）学生的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9）继承了老师的衣钵，形象地将交易成本比喻为“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可见，威廉姆森超越了科斯（Coase）对交易成本的理解，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所有市场经济组织及各种经济组织中不同形态的交易关系。由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将经济组织问题作为一个合约问题而提出，交易成本在威廉姆森看来也就是从合约的角度定义的运用不同组织、不同制度的成本，因而，交易成本是运用经济制度的成本，是由于制度摩擦所导致的成本，特别是由于产权不清所导致的摩擦。
所谓交易费用的外延，就是指它到底包括哪些具体项目。科斯作为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者，最早对其外延进行了分析，认为交易费用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项目：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进行市场交易并不是如正统的完全竞争理论所假定的那样：价格信息为既定的并为所有当事人所掌握；相反，价格是不确定的、未知的，要将其转化为已知，进行市场交易的当事人必须付出代价。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市场交易过程不一定是顺利的，因为交易人之间常会发生纠纷、冲突，这就需要讨价还价，签订和履行合约，甚至诉诸法律。这些都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或成本）。对这一点，科斯没有详细论述，只是列举了签订长期契约虽然可能节省因较多的短期合同而需要的部分费用，但是却可能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或预测的困难，契约期越长，对未来进行预期的费用越高，因而长期契约只可能是粗略的“一般条款”。以后需要解决交易的细节问题，并因而要花费额外的成本。而随后阿罗将交易成本归结为利用经济制度的费用，这是对交易成本的最高概括，使交易成本概念的外延迅速扩展。
威廉姆森是交易费用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沿袭科斯的观点认为企业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交易模式。在威廉姆森对交易治理的分析中，遵循阿罗把交易费用规定为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并且对交易费用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外延的研究，是从交易过程本身包含的不同阶段对交易成本包含的项目的影响来进行揭示的。他（1985）区分了合同签订之前的“事前”交易成本和之后的“事后”交易成本。事前的交易成本是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签订契约时，交易双方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都没有把握，因而需要事先规定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而要事先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是要花费成本的，这种成本的大小又取决于某种产权结构的事先清晰度。而事后的交易成本包括四种形式：不适应成本，即交易行为逐渐偏离了合作方向，造成交易双方不适应的那种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即如果双方想纠正事后不合作的现象，需要讨价还价所造成的成本；建立及运转成本，即为了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往往不是法庭）并保持其运转，也需要付出成本；保证成本，即为了确保各种承诺得以兑现所付出的那种成本。应该值得注意的是，交易成本的事前部分和事后部分是相互关联的，这两部分交易成本不能说成是先后决定的，而应该说是同时决定的，并且彼此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尤其是在进行交易合约问题研究时，交易成本经济学更注重事后成本的影响。
交易成本经济学主要关心的问题有：为何有众多的经济组织？各种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服务于什么目的？交易成本和经济组织的关系是什么？合同理论能否、为何和如何说明显著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中间产品市场、公司治理和企业组织？在人力、技术和过程方面，贯穿所有组织的合同其理论依据的核心特征是什么？这些问题都直接涉及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核心。与研究经济组织的其他方法相比较而言，交易成本理论有以下特点：更注重微观分析；在做出行为假定时更为慎重；首次提出资产专用性对经济的重要意义并用以解释实际问题；更加依靠对制度的比较分析；把工商企业看做一种治理结构，而不是一个生产函数；特别强调私下解决，而不是法庭裁决的作用，重点是研究契约签订以后的制度问题。一般意义上来说，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以一种同时具有微观分析、比较制度和节约取向的方式来考察经济组织。
2.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影响集群信任治理的决定因素
（1）信任机制与交易成本的关系描述。信任关系的建立意味着相互作用的各方之间愿意建立某种关系，并希望这种关系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为保持和发展这种关系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利他行为。相互博弈的各方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受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影响，从而决定着交易成本的度量，也就决定着信任的成本。
交易成本是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产生的，亦即所有权的转移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引起的，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科斯（1937）认为，交易成本，即发现价格的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契约的履行成本。简而言之，它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运输费用、佣金、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税收。当然，交易成本还涉及如中间人作用、交换媒介等产权的决定问题。张五常（2000）则扩大了交易成本的内涵，把交易成本视为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成本。由于存在着自然的随机变化、交易者偏好的不同、信息的不对称及交易者机会主义行事的可能，不确定性影响着交易过程中博弈双方合作的空间。交易与否的选择、交易契约条款的达成与不断修改，对交易实现的预期程度和契约方式的选择取决于：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逐步提高，交易双方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一方违约将使另一方产生巨大的交易风险，为了避免风险和机会主义导致的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博弈双方采取信任的合作能给双方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市场环境的复杂多变带来交易的不确定性，使得交易双方的稳定性受到影响，进而增加了履约的风险，为此需要信任作为一种承诺或契约来减少干扰市场环境的影响、消费者偏好的改变、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和相互信赖程度的不对称。交易频率和交易成本线性相关，交易频率越高，则意味着签约的次数越多，必然造成较高的签约成本和交换成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不同交易主体之间拥有不同的信息，这将阻碍双方签约的机会，因而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信任与交易成本的关系。
合作产生的信任会节约交易成本。由交易各方对另一方互动多次而掌握了对方更多的有效信息，且随着双方合作意愿的增强，在关系持续性稳定的情况下产生的信任就会节约交易的成本。威廉姆森（2002）认为“当交易双方根据合作情况愿意续签合同并达成新的协议时，就会额外节省具体的交易成本。互相熟悉了，双方就可以有话直说，就能节省沟通成本：由于知根知底形成了一些特殊用语，举手投足都能心领神会。于是在制度上、在个人关系上都形成了一种信任关系”。此外，交易双方的品质信任也会抑制机会主义的利己行为。“这样，即使交换以求两利的精神受到伤害，只要人格正直这一点能被人信任，交易者就会拒绝利用合同文字来占对方便宜的那种投机做法。有了这种拒绝投机的心态，就能抑制各种组织都具有的那种投机的通病。如果其他情况都相同，却形成了以个人信任为特点的特殊交换关系，那么这种交换就会受到更大的压力，就必须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2）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影响集群信任治理的决定因素。自交易成本这个概念诞生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只要不是鲁滨孙世界，就可能发生交易成本。斯蒂格勒（Stigler，1972）曾形象地比喻说，一个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宛如自然界没有摩擦力一样，是非现实的。既然交易成本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事实，那么，它产生的原因或者说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就很值得思考了，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经济学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威廉姆森作为交易成本理论的大家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独到的分析。他认为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包括三个维度，即人的因素对交易成本的影响；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对交易成本的影响；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其中，人的因素是指他对人的行为的两个基本假设：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则指他提出的决定交易性质的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而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指的是潜在的交易对手的数量。根据本书的研究假设，在此我们只关注后两类因素对交易成本作用途径，进而分析这两类因素中的变量是如何影响信任机制变迁的。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导致了交易活动的复杂性，使交易成本增加。也正因为人的有限理性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严重的合约问题才会产生，从而使交易方式的选择成为必要。但是，这两个行为特征对交易活动的影响，还要看交易过程的特点。
某些交易要按这种方式来组织，而其他交易要按那种方式来组织，其中必有经济上的合理原因，因此有必要找出是什么原因使得各种交易彼此不同。威廉姆森通过对与交易有关的因素，即他所谓交易的三个维度，即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不同的维度与交易成本有关，三者中，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最独特的，也最能把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其他经济组织理论区分开来。当然，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也起着重要作用。
交易成本理论的内涵及其研究的主要问题使得这一理论在信任问题研究中颇具解释力，使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专用性资产、交易的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频率的变化入手，探索这些决定因素影响集群环境下信任机制变迁的机制。
二、社会资本对集群企业信任机制变迁的影响分析
1.社会资本概念引入集群信任治理研究的意义
（1）经济人假设的突破。交易费用理论对集群信任治理的解释是有力的，但又是不充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理性地追求最大效用的个体，即“经济人”基本假定。按照这种假定，“经济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绝不受任何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影响，只是为自己经济利益打算的原子化个人，他们总是不带任何感情地、孤独地行动。在竞争性市场中，作为交易双方，他们不是作为“完整的人”在进行交易，只是作为“交易者”而出现的。因此，对集群信任治理中社会嵌入对于交易信任的影响不可不察。
格兰诺维特（Grannovatter，1985）的“嵌入理论”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化不足倾向所带来的问题认识上的缺陷需要弥补。由嵌入的观点看来，行动者不是脱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像原子个人似的进行决策和行动的，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做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动选择。因此，个人的经济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个人所处其中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塑造的。
福山（Fukuyama，1995）对“经济人”假定的提出质疑的原因有三：首先，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最大效用，甚至有时候与效用无关。比如，有些人可能仅仅为了认同、宗教、正义、威望、荣誉等而行动。其次，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追求效用并不都是出于理性的算计和决定。在福山看来，所谓理性，指的是人们在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方案之后，选取长期而最具效用的方案。若以此为标准，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是不理性的。最后，个人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未必就是最有效率的行为。因为，经济行为未必纯然是个人的活动，它还包括团体活动。而团体有效相对于个人有效而言更多地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由于先天具有的“经济人”假设，交易成本理论未能对影响信任机制变迁的所有值得关注的力量加以综合地阐述。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对集群的信任治理问题的研究领域，作为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呼应与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2）人格化企业假设的回归。本书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在讨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问题时，把集群内的企业看做是人格化的决策者，即把企业的信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把企业决策者对信任的认知、决策过程作为分析的起点。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集群信任问题的研究，能够较好地支持对企业人格化的假设。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人生下来就会存在于一种社会结构中，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又会形成许多社会关系，在朋友和熟人关系中有着比在陌生人中更多的社会资本，表现在朋友和熟人关系中有很高的诚信度，但与陌生人交易时，却可能继续做出机会主义行为。不同的社会资本还表现在人们在群体内部和外部关系中很可能适用了不同的行为规范。所以，这一方面在理论上支持了人格化企业的研究假设；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也能够解释人格化企业为什么与最先选择朋友、熟人和群体内成员进行交易，与他们之间保持长期的依赖关系从而形成关系契约。
（3）克服交易成本解释的社会化不足的问题。社会资本的研究者一致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社会网络成员间的互动，并且社会结构背景一定是构建理性行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集群信任问题的研究，能从根本上避免单纯由物质包括人力资产专用性来解释双方依赖与信任的形成，充分认识到了网络互动关系对形成信任机制的影响，因而克服了交易成本分析中对社会关系重视不够的问题。
另外，将社会资本引入集群企业的信任机制研究，能克服交易成本分析只重事后治理而忽视事前治理的缺陷。社会资本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在交易前对交易伙伴的选择，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可以作为事前治理的工具。由于社会资本可以看做是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又使得引入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研究能够将交易成本的企业网络理论和资源依赖的企业网络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2.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影响集群信任治理的决定因素
（1）社会资本与信任机制。如前所述，交易费用理论的个体假设过度抽象，导致了在解释群内企业个体互动结构以及群体性规则对企业个体行为的影响方面的不足与乏力。社会资本的概念用于这种弥补，可以把个体企业决策所受到的认知结构影响、社会性互动影响、社会性约束条件影响纳入到企业交易过程的利益计算。这样一来，在研究集群企业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时，人们将看到更为丰富多彩的一面。
交易费用理论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解释信任机制的形成，而社会资本的核心价值在于节约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信任机制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方面是，社会资本能够增加合作，尤其是类似“囚徒困境”中的合作行为，比如，在公共品私人供给、共享资源的集体行动等领域实现合作，能够极大地增加总福利。可见，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起促进的作用，正是通过如何促进信任机制的形成并增加基于信任关系的现实交易来实现的。
另外，作为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嵌入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关系资源的总和的社会资本，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了便利，都特别强调了随时间演变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频繁且交错的关系网络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关系网络为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合作和采取集体行动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动态性与演进性这一点上，社会资本在解释集群成长过程里信任机制的变迁路径也更加契合。
（2）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影响集群信任治理的决定因素。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主张对经济交易方式的研究必须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来进行解释。在企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具有很强的“嵌入性”，紧密地嵌入在人格化企业形成的社会关系中。由于企业集群是特定空间内的集聚，企业空间的接近使得企业间的社会交流增多，也受当地的社会、文化、历史、制度等影响。因此，与非企业集群的经济行为相比，企业集群的“嵌入性”更强，社会资本理论对集群信任治理问题的解释力也就更强。科尔曼（Coleman）曾详细划分了社会资本发挥其作用的五种基本力量，即义务与期望、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以及多功能社会组织。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审视集群信任治理问题，上述五种基本力量构成了影响集群信任治理的主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