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就将目光关注在产业区中个人交往的影响（微观和中观层次）以及制度的作用（宏观层次）上，这对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和不同的运行项目间的绩效差别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的概念被引入到分析的工具库中，并成为解释企业集群生成和演进的重要依据。
对社会资本范畴的讨论主要涉及三个层次。普特南（Putnam，1993）在论述意大利民间团体的文献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诸如个体和家庭网络这类社会组织以及有关的规范，它们能够为整个社区创造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既可能是正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会产生负的外部性。当研究对象被扩大到集团之间的时候，社会资本的定义就从微观层面扩展到了中观层面。科尔曼（Coleman，1990）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系列不同的实体，这些实体都具有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并且能够促使结构内部的参与者，无论私人参与者还是组织中的参与者都采取某种行为”。从这个定义出发，社会资本领域内的文献已经将触角伸到战略联盟和网络组织中。当然，从普特南给出的社会资本的特征出发，可以认为，战略联盟和网络组织同样也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更为宏观的研究则可属于诺斯（North，1990）和奥尔森（Olson，1982）的贡献，他们认为包括最正式的制度规范和制度结构，比如政权、法律规则、法院体系、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力，都会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Granovetter，2004）。
一、集群形成初期的企业家创业意识：影响与作用
1.企业家与区域环境——企业家创业条件
仅仅以个人信任来解释企业集群最初发展的脉络似乎过于简单化，这种联合体的制度安排从治理结构上还有很多有远见的经济利益上的考虑。比如，由于所能够筹集资本的有限性以及出于对风险的回避，通常在创业之初，集群内的单个企业不会选择较大的规模，而宁愿从比较小的生产规模做起，或者是选择弹性专精，这样就需要其他企业从供应链的流程上加以配合。这种情况类似于保险，由于将风险分摊给很多的创业者，因此，单个创业者所面临的风险也就降低了。
基于信任的创业行为对企业集群创建之初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企业家会从整体角度考虑企业的经营行为和投入产出，也会从更大的社会网络中动员有价值的资源支持企业集群的发展。因此，这种由企业家群体主导的虚拟企业联合体的治理结构安排是有效率的，当然，需要强调的基本出发点是，这些企业家都是建立在信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的企业家网络。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企业家之间彼此信任，他们的努力程度是可以预测的，但他们的经营能力依然是难以观察且无法加以衡量的。从而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在企业联合体的制度安排框架中，从索取权的角度观察，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价值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而是在信任框架下的一种替代性安排。按照Becker的观点，商人谈论商业的社会责任不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受到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的影响，而是因为在既定的公众“干预”的气候下，这样的讨论对于最大化他们的理论是必要的。因此，在这里尽管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通常的企业家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但却符合帕累托最优的效率准则。
2.潜在企业家创业意识与企业集群的初级阶段
如果抛开社会资本的嵌入性和制度依赖的话，企业集群的形成往往体现为一种偶然性，即某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具有规模的企业集群往往伴随着某个企业家或某些企业家的偶然出现，这种现象可以从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意识中寻找到答案。
按照奈特的解释，企业家的创业意识直接表现为对待风险的态度。而在知识经济的高技术企业中，面对更加变幻莫测的市场以及难以判断的投资项目，企业家的创业意识尤其显得重要。衡量企业家创业意识的一个重要指标为“转化期”，即潜在企业家形成创业注意到实施创业行为之间的时间长度。这个指标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时间越短，就越显示出潜在企业家创业意识的转化速度快，其创业意识也就越重要。创业者通过理性的战略思考形成成熟的创业想法后，往往会迅速地实施创业活动，从张玉利等人（2003）的研究成果看，企业家从产生创业想法到实施创业行为，这段时间为6个月以内的比重占63%，而时间超过1年的只有9%。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意识对其创业行为具有非常重要且直接的意义。
在企业集群的初级阶段中，网络外部化的特征十分明显。当偶然地在某个区域内产生一两家处于领先的企业后，其他企业能够迅速地模仿并与之形成网络化产业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先期创业者的成功，为区域内其他创业者树立了榜样，区域内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创业行为。在这个逻辑中，一个重要的“扳机”就是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意识。当区域内产生了良好的创业环境，特别是对创业行为的尊重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后，如果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意识缺失，也可能无法产生预想的创业行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出现了领先企业，但在不同的地区却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和最终结果。
二、企业家创业活动对集群形成的作用
按照主流的战略理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其所具备的能力或拥有的资源，这就是战略管理领域内的能力理论和资源理论，在集群演进的起点，企业资源的获取途径和能力都非常有限，且集群中的企业特别是焦点企业面临着生存危机的时候，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资源就是企业家将他们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引入到国内公司内部，从而形成为公司提供必要资源的渠道，并使企业集群得以发展起来。
1.企业家创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企业家社会网络建立和扩展
置于集群的背景下，在集群企业家之间的信任也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在当前的很多研究中，都将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信任替代集群企业家信任，或者等同于集群企业家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集群企业家信任的判断和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企业家信任不是企业集群形成的唯一因素，但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下面将尝试在这方面加以论述。
（1）知识效应。缄默知识指的是那些难以文字化的、不利于远距离传播的知识，通常这种知识在集群内获得的成本要远低于其他地区，而越是依靠这些缄默知识所产生的创新，其独占性也就越明显，也就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加丰厚的收益。不过，这仅仅是从地域的角度来解释知识对创新的影响。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集群内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对由知识而产生的创新活动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是因为集群企业家之间的信任，可以营造出有效的和开放的信息交流和创新环境，这样的环境有利于缄默知识的传递与交流，加强了集群内知识在企业家之间的流动和沉淀，提高了不同知识源在知识间的碰撞、聚合的可能性和频率。企业家之间的知识流动和积累的过程，形成了知识创新的动态过程，推动企业家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活动的增加。
（2）供应链效应。集群内的每一个企业都不是独立的生产系统，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会选择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及社会关系资源，将部分和全部产品、半成品转包给其他专业的生产商，或者委托给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生产商。在这个转包的交易过程中，众多地方的中小企业被吸纳到集群中来，与集群中的领头企业进行配套，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生产协作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的信任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交易关系建立的初期，企业家之间私人信任关系对企业间的转包行为有着推动作用。
一般来说，生产相同的产品或面向相同地区市场的企业家之间私人联系较少，因而他们通过私人间的信任建立供应链关系的可能性也较低。在产品和市场均没有冲突的企业家之间存在着保持密切私人联系的可能性。基于私人间的信任建立起来的供应链关系，会推动领头企业的企业家创新行为的蔓延。
（3）自组织效应。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家主动地建立起地方商会，在行业自律、开拓新市场和协调彼此间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商会作为一种有效的中间性组织，尽管缺乏足够的惩戒机制对内部成员违反规范的行为进行处罚，但在企业家间信任机制的作用下，其内部成员采取单独行动的机会成本非常高，从而使内部成员愿意采取集体行动，这样就可以促进行业自律行为，并采取合作行为以开拓市场，特别是在开拓新市场的过程中，这种集体行动的集聚效应往往会发挥出更突出的效果，增强集群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2.创业企业家精神的功能——创造区域的黏性
黏性是解释企业集群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弹性专精”的直接表现，即在企业集群中的参与者相互间存在着彼此难以分离的约束机制。利用这个概念，可以发现在创业过程中，企业家精神可以在特定区域中创造出区别于“弹性专精”的黏性，从这个意义上，黏性更可理解为“嵌入性”。
一般认为，嵌入性（embeddedness）的概念最早形成于卡尔·波兰尼的思想之中。他（1957）认为，经济过程仅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的或是“制度化”的社会形式中才拥有“真正的实体”。对经济过程的思考，要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思考，为分析的需要，要将经济过程“嵌入”于不同的制度安排中，由此经济的各种特征与因素也是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制度之中的。嵌入性理论则高度强调了社会和文化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不完全信息的现实世界里，企业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间的关系。这也表明从更广泛的背景下理解经济行为会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结论。嵌入性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Granovetter和Swedberg，1992）。关系性嵌入指个体的经济行为是嵌入于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的，当时的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某些因素都会对个体的经济决策和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结构性嵌入则指个体所处的关系网络通常会处于一个更为庞大的网络中，从这个角度看，个体及其所处的关系网络被嵌入到更大的社会结构中，并受到来自于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因素的影响。
不过，社会资本自身也存在着自演进过程，即企业家网络并不是静态均衡，而是在持续的变化中保持着均衡状态。当然，这里存在着一个天然的和不需要证明的假设，即在企业集群中最初创业的企业家们的能力分布是不平衡的，简而言之，即他们之间的能力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体学习能力的不同，而日益显现出来。在多次重复博弈之后，企业家间的信任也逐渐地显露出其结果，即可以判断出哪些企业家的可信任水平低，哪些企业家的可信任水平高，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们更愿意与可信任水平高的企业家进行合作，即使他的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水平与其他企业是相同的，甚至略低一些。这恰恰表明了在商业世界中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即长期合作的关系远比其他方面更为重要。那么，一些可信任水平低的企业家就面临着困境：要么提高可信任水平，要么给予更优厚的条件，例如更高的产品质量、更高水平的售后服务、更优厚的商业折扣等。按照后一种情况，即威廉姆森意义上的交易成本的增加，必然会使这些企业的利润率水平下降，从而使得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而提高信任水平，从社会学对信任概念的阐释看，这往往是一个长期积累而又容易短时间内消失掉的特征。因此，一旦失去了集群内部的信任，企业被集群所淘汰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