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就是创新在具体人物身份上的体现，简而言之，企业家就是企业中创新的化身。从高技术的典型性特征看，其核心就在于持续创新能力和对人力资本的高度依赖性，这可以从众多有关高技术企业的研究文献中得出明显的结论（高闯和邵剑兵，2001）。那么，在高技术企业集群中，如何理解企业家的作用呢？特别是按照企业集群的主流观点，高技术企业集群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溢出，特别是基于企业家网络的缄默知识传递机制。因此，从企业家的角度探索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内生性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和基础。
一个分析框架
在一定意义上，企业集群是以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群体。从最早重视企业家的熊彼特开始，企业家被赋予了特殊的创新内涵，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都可以用企业家来解释。这是从个别企业的角度探讨企业形成中企业家的作用，那么，对一群企业而言，特别是以网络关系为主要特征的企业集群来说，企业家的作用仅仅限于每个企业的形成和演进，还是对集群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性作用？Evans认为，居先的企业家的存在是动态聚集体的重要因素；企业家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活跃因子，构成集群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条件，企业家创业、创新活动对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以企业家人际网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对集群中企业间合作、创新扩散等行为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集群企业家：身份甄别
1.企业家及内涵的简单综述
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主要力量，是企业的灵魂。自从法国学者Cantillon（1775）将“企业家”引入到经济学理论中后，企业家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特别是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的概念更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开创性支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给企业家的定义是：企业家是专门就稀缺资源做出判断性决策的人。
从目前看，针对企业家的主要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企业家角色研究和企业家精神研究，而企业家精神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企业家创业行为研究”对本书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这里将针对上述两类内容加以简单综述。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商业周期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他指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有关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系统。具体来说，就是：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供应的新来源以及建立企业新的组织形式。因此，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更多体现为资源的配置者，制定创新决策的决策者或管理者。
20世纪50年代，彭罗斯（Penrose）在企业家内在规定性的探索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从企业组织的角度来考察企业家，从而明确地提出了把领导企业组织内在的企业家形象与使生产活动适合市场环境的外在企业家形象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她认为，企业家与他在企业中的地位、职务毫不相干，他是指发挥“企业家服务”作用的人。彭罗斯关于企业家的含义很有见地，她从组织角度考察企业家，因而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企业家的本质，因为，企业家只有与企业相联系时，才具有现实意义。她用企业家服务来概括企业家在企业内、外的作用，实质上就是在讨论企业家在企业的生产性和交易性两个方面的作用。
之后，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Leibenstein）基于其所提出的X效率理论指出，企业家的职责在于克服组织中的X低效率，企业家就是避免别人或他们所属的组织易于出现的低效率，从而取得成功的人。莱宾斯坦的企业家理论因为服务于其X效率理论而独树一帜，但由于他没有将企业家与资本家、创新者加以区分，所以，其理论不具有可比性和知识的积累性。
奥地利学派的柯兹纳（1973）认为，企业家实际上发挥着“中间商”的角色。企业家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获利机会的洞察力，他们能够运用这样的能力推动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企业家这种典型的“中间商”的逐利行为使市场逐渐趋于均衡，企业家成为市场的均衡器。
美国学者卡森（1992）将“企业家判断”引入到企业家的研究中。所谓“判断性决策”是指完全依赖于决策者个人判断的决策，决策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一条明显正确的而且只适用公开可获得信息的规则供决策者使用。判断性决策的引入，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即决策的结果取决于由谁来做出这个决策。按照卡森的理解，企业家被定义为专门做这样决策的人，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解释，企业家就是专门就稀缺性资源做出判断性决策的人。
2.集群视角的企业家：重新认识
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研究不同，集群视角下的企业家出现在关系网络、地理区域或者是社会资本的背景下，而不再是单个企业。从这个角度看，集群视角下的企业家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支持性和外部性。
第一，支持性。企业家网络和社会资本对企业家具有强大的支持作用，这在很多研究中都得到了支持。对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研究也触及企业家网络和社会资本领域。Aldrich和Zimmer（1986）提出，企业家个人网络是企业家获得机会进行组织创新的载体，企业家可以从中获取信息、资源以及寻求创业机会所需的社会支持。Ibarra（1993）则构造了衡量企业家网络特征的四个维度：网络大小、联系强度、网络密度和网络范围。
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够帮助企业家获得创业所必需的资源，而集群视角下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是社会资本，即社会资本对企业家行为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杨俊和张玉利（2004）认为，社会资本的作用并非仅局限于向企业家提供有关“具体问题”的雏形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它能通过提供相关参考信息来帮助企业家评价创业机会，提高其决策的科学性。
第二，外部性。在区域背景中，企业家是活跃的。Leslie和Kargon（1994）提出最好将技术集群看成是相互依赖的生态学结构，企业家操纵激活他的自我系统达到其目标。正是在企业家对其外部环境的创造性反应中，集群的特点得以形成。
魏江等人从外部性的角度探讨了企业家精神及其活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从本质上看企业家精神是个人性格的展现，但企业家的具体行动对外部却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企业家行为的“外部经济性”。它不仅包括组织内部成员受企业家影响而发生的认知调整（内部创新精神），还包括延伸至区域层面、超越组织现有边界的外部性。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企业家精神外部性的转化机制。
此外，部分学者还针对集群的特殊性，提出了集群范畴中的企业家概念。Coffey和Polese把企业家置于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位置，他们指出地方发展的四个过程：第一，地方企业家的出现；第二，地方企业的增长和扩展；第三，地方控制下地方企业的维持；第四，地方自治控制结构和地方商业服务部门的实现。朱华晟（2003）指出，从某种角度看，企业家网络等同于中小企业网络，产业集群可以看做是企业家的集聚区域。不过，由于企业之间事实上的差异性，龙头企业及其中的企业家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对集群的发展是其他企业难以比拟的，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
3.集群企业家：识别标准与方法
企业家对产业集群发展演变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其自身较好的经济绩效，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地方主体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一些集群的案例表明，一方面，地方企业家的行为引发外部效应（即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激励地方持续创新；另一方面，地方企业家通过创建地方产业网络，重新配置地方要素资源，并促进资源、技术与信息在整个地区的流动与传递。地方企业家联盟亦是重要的网络关系，可能导致竞争势力的强弱交替，并引发地区市场结构改变。内外企业家联盟（尤其是与海外投资商的联盟）是推动集群纵深演进的另一重要网络关系，他们共同推动集群技术水平提升、增强集群品牌效应，并引发集群系统效应。
根据企业集群的实际情况与发展阶段，本书认定的集群企业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企业家拥有自己的企业。他们凭借对企业资本的所有权对企业进行控制，因此，属于传统的业主型企业家，集企业经营者、管理者、所有者甚至生产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而且，与集群普通业主的企业相比，企业家的企业规模较大、经营绩效较好。二是企业家具有强烈的创新热情和较多的创新活动。这是集群企业家与普通业主的显著区别。普通业主通常既没有成为企业家的雄心，又很少从事创新活动，至多只是创新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这也是他们的企业很难长大的重要原因。三是企业家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较广泛的社会网络。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存活、经营效果关联是存在的（石秀印，1998）。同集群普通业主相比，企业家具有更良好的先赋性社会关系，或者借助于各方面条件构建起了良好的获致性社会关系。
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集群企业家的角色随着市场发育、企业成长以及竞争状况的变化而改变。在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东南沿海地区，集群发展初期，民营企业家是地方集群与国内市场的中间商。他们一方面负责从区外接收订单，另一方面组织本地家庭工场进行生产。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后来创办生产型企业，由于具有比较广泛的市场渠道，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实现由中间商向生产经营者和资本投资者的身份转变。在集体经济基础较好的浙江东北地区，社区政府代理人充当了企业家的角色，此后集体企业中的购销员、技术人员、精干的工人或社区其他具有创新意识的人相继创办企业，逐渐构成地方企业家的主体。总的来看，集群企业家现在承担着多重职能，如风险承担者、资本投资者、生产经营者或营销者、生产管理者、组织协调者、领导者。
二、高技术企业集群中的企业家：角色分析
1.集群中的企业家
萨伊（J。B。Say）开创性地给企业家下了一个定义。他在其《政治经济学问答录》中写道：“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产量较小的领域转到生产率较高、产量更大的领域的人，便是企业家。”企业集群发展的阶段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两种因素交替作用的结果，在不同阶段上，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对企业集群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促使企业集群的规模发生某种方向的变化。从长期变化趋势看，企业集群的演进方向只有两种形式：正向更替（企业集群质的提升）和反向更替（企业集群衰落甚至消亡）（储小平，2002）。
就单个企业而言，有观点认为，在创业初期，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然要集中在创业者身上，他承担的义务最大。但就合伙创业者而言，“合伙创业者在初期一般只有简单的分工，并无严格的控制权界定，在创业初期明确控制权等权力的分配，往往难以保证目标的一致性；相反，共同模糊的不确定性却给予了相同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使双方在无须计较得失的环境下共同努力，促进创业目标的实现”（张书军，2004）。因此，可以观察的一个现象是，在家族企业初创期的时候，企业内部联合企业家之间的相互信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避免了必须要明确控制权安排的难题，当然，这种最初的模糊状态也为很多企业后来的制度再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诸如很多家族企业的分家现象等。不过，这并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许多研究表明，外部环境与企业家的成长具有紧密联系，这固然与企业是社会中的构成单元和微观经济主体的系统论思想有关，也直接说明企业家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捕捉商业机会，这也是企业家才能的突出表现。Gartner（1985）从个人、组织、环境和企业家行为相互作用的角度，提出了新创建企业的一个概念框架。Reynonlds（1992）提出环境、个人、组织与企业家行为的概念模型，并认为个体决定创建新企业时主要考虑三个因素：经济环境、个体生活和职业经历、个体特性。Bloogood和Sapienza（1995）指出了能够对企业家行为产生潜在影响的环境因素，具体包括家庭和支持系统、财政资源、雇员、顾客、供应商、社区、政府机构和文化、政治及经济环境等。Fiet（2000）从企业家如何发现机会、如何选择最具有吸引力的产业、如何获得资源和如何创造竞争优势四个方面建立了企业家获得成功的分析框架。Alvarez和Busenitz（2001）分析了战略管理的资源理论与企业家创业之间的关联性，并提出企业家所拥有的异质性资源使他们能够很好地把握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创建企业。
在一般情况下，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性的、连续的演变过程，是通过制度在边际上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企业集群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制度安排，也会遵循着上述原则，即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观点。因此，起点不同且制度环境存在差别的不同治理模式之间就必然会存在着差异，已有的差异将沿着不同的轨迹演变，表现出与其既有模式和现存制度环境相适应的特征。这种观点的萌芽来自于早期的制度学派，包括那些赞成制度是“自发的秩序”（Menger，1883；Hayek，1973）的经济学家。David（1985）最先提出了“路径依赖”的概念用来解释技术进化中出现的问题，Arthur（1988）率先提出了“自加强机制”的模型，以解释一些小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诺斯（1990）则将上述思想和工具引入到制度变迁的分析中，而Bebchuk和Roe（1999）又将诺斯的制度分析进一步应用到公司治理模式的演变分析。从基本含义上看，企业集群可以看做是制度的一种形式，那么，其企业家最初的创业形态，必然会对企业集群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2.影响企业集群环境的企业家行为
如果将集群视做企业网络外部化的结果，则焦点企业在集群中的作用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企业集群中中小企业“群雄并起”式的蓬勃发展，与部分带头企业和具有带动效应的个人的创业示范作用密切相关。领先企业家（“龙头企业”、焦点企业）的创业示范作用在于知识扩散而带来的外部学习效应，企业之间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和相互学习，促进了区域内企业群体创新行为的持续产生，并产生了知识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集群内的许多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高度认同，导致企业家采取了满足某领域需求的创业行为，忽视企业家的创业与效仿行为，不将知识信息的作用纳入到对企业集群的分析框架中，就无法准确地把握企业集群所能够创造出的地区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