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看，《孙子兵法》主要谈如何用兵，但在其兵法阐述中却始终贯穿着“仁”的要求，而且在选将和治兵中特别强调“仁”的问题。在孙子那里，所谓“仁”就是仁义、爱众的人格修养、道德实践和治兵方法。孙子认为，“仁”不仅是选将的标准、爱卒的举措，而且还是用兵实践中形成“合力”和强化“战力”的关键因素。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仁”才能上下同欲，施“仁”才能激励众人，爱“仁”才能形成亲和力，用“仁”才能提高凝聚力，把这些方面统一起来，最终就能表现为压倒一切的强大战斗力。因此，从构建战略合力的角度讲，《孙子兵法》合力制胜思想，就是主张将者有仁的用兵之理，倡导战时谋仁形成激励合力，要求齐勇若一而同欲奋进。
第一节“将者有仁”的用兵之理
孙子认为，国家用兵，“君要有道”，“将要有仁”。“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在孙子看来，有“道”有“德”，必须有“仁”。“有仁”则“爱民”，“有仁”则“仁爱”。“道者”有“仁”，“仁爱”、“爱民”，方为有“道”。“将者”有“仁”，“仁爱”、“爱卒”，方有“五德”。孙子认为，将军头脑中如果有“仁”的观念，他在用兵实践中就能表现出“视卒如子”、“爱兵如婴”，这种“仁爱民众”的思想通过实践举措，就能鼓舞士气、形成合力。以内聚之力、合成之力构成的战力出战，就能求得“安国全军”，就能做到“携众制胜”。所以，孙子在其兵法中多处明示，用兵之法要求“有道”、“有德”，即“有仁”。
当然，《孙子兵法》中所讲的“仁”又比较特殊，因为它不是有意识地去宣传或传授人类社会的“德治”方针和“德化”理想，而是从用兵之道这个角度去阐释平时治军和战时用兵的“仁爱”要求。因此，按照孙子的看法，强调平时治军和战时用兵的所谓“仁”，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卒如子。孙子认为，在用兵作战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常出入险要之地。而战时将士们一旦处于险要之地，其心理情感必然会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将士们心理情感的变化，一般来说是与外在的环境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同时它也与平时统帅治军是否实施“仁”治有一定的关系。孙子说：“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里，孙子指出：既然是用兵作战，就要聚合三军将士，又要准备把他们投入到险恶之地进行作战，这是统军将领的职责规定。但是，作为统军将领必须要考虑到，将士卒投入险要之地进行作战，有可能出现大量的流血牺牲。为了减少实战中大量的流血牺牲，统军将领就需要全面考察在各种地形条件下的应变措施，认真权衡部队或进或退的利弊所在，仔细观察将士们的心理情感变化。这是制胜的要求，也是仁爱士卒的要求。孙子还指出，将军平时要仁爱士卒，对待士卒就像对待婴儿那样，时时关心他们，这样士卒就会甘愿与你共患难；平时对待士卒就像对待爱子那样，处处疼爱他们，这样士卒就会甘愿与你同生死。平时和战时“将者有仁”，进入险要之地进行作战，将士们就会意志统一、坚贞不屈、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并表现出同仇敌忾的高昂士气。
第二，仁爱民众。孙子认为，用兵作战举军出征，必然会劳民伤财，耗费国力，影响民众生活。孙子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这就是说，诸侯之间凡是决定用兵争战，必然要兴兵远征。为了保障作战部队的军需物资，又必然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此基础上再把民众百姓为支援前线所花的耗费和国家经费的开支加起来看，用兵作战实际上每天的花费都十分巨大。不仅如此，全国上下及家庭里外也都将为此不得安宁。百姓为长途运送军用物资必然疲劳不堪，同时很多家庭还不能正常地去操持农事。曹操曾解释，按照古代的制度规定，一家有人从军，需要七家来负担运输军粮和各种劳役。因此，如果出兵十万，就将有七十万家不能再操持农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军为争取一朝胜利而长年对峙，就必然导致国家财力枯竭、农事荒废、百姓贫穷。所以，孙子特意指出：“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为了不至于使国家财力枯竭、百姓生活贫穷，孙子专门提出“兵贵胜，不贵久”的用兵主张，并且指出“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也就是说，用兵作战一定要考虑国家的利益，同时要充分考虑民众的生活。因此，孙子谈兵法，是把仁爱民众作为用兵前提的。
第三，大爱用间。孙子认为，战争期间使用间谍，实际上是战争中一种“仁义”的大爱表现。一般来说，战争中用兵作战，首先必须准确地了解敌情，而要准确地了解敌情就必须使用间谍。因为，用间才能具体、准确地了解到敌情，从而保证自己事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去应对敌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由于用间能够加强针对性，减少盲目性，避开危险性，增强主动性，因此它能够保证自己既战胜敌人又减少流血牺牲。这就是一种爱，这种为保全国家、保护百姓而体现出来的爱，就是一种大爱。所以，孙子说：“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孙子就明确指出：那些吝惜爵禄钱财、不愿出资去了解敌情而导致打败仗的人，实际上是最没有仁爱之心的人，这样的人作为将领就是完全不懂得以人为本的将领，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做将领去辅佐国家，因为他们不懂得“仁义”因而根本不可能成为打胜仗的主宰。所以，孙子非常严肃地指出，没有智慧和才能的人是不懂得用间的，没有仁爱和仁义之心的人是不可能用间的，没有处事精明细致本领的人是不可能获得真实情报的。用兵之主，必须要有“仁爱”之心、“仁义”之志，才能用大爱之心去保家卫国。
第四，以和胜斗。在孙子看来，“仁”是针对一切方面的，“仁”不仅可以表现在对待国家和百姓的态度方面，还可以表现在将军对待自己的下属方面，其实也可以表现在对敌作战方面。特别是自己在对敌作战中已经占有明显优势的条件下，完全可以考虑用某种“不战”的方式方法来巧妙地“战胜”敌人，即以和胜斗、以和止斗。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争取敌人自愿投诚并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还可以大量减少自己的流血牺牲。所以，以和胜斗、以和止斗，正是战时之“仁”之所在。为此，孙子积极倡导“上兵伐谋”，而且指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极力主张“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孙子认为，只有这样的用兵者，才是真正的“善用兵者”。这实际上也是告诉用兵者们，战胜敌人最好的用兵方法是以谋略取胜，不通过敌我双方兵刃交锋就能使敌人屈服，才是最好的。用兵作战能使敌人屈服而又不用兵刃交锋，夺取敌人城池而又不用发动兵力激烈攻城，毁灭敌人而又不用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这才是真正善于用兵的人。因为，他们懂得如何以“和”胜“斗”，尽量避免流血的战斗发生，这就是战时谋“仁”的表现。总起来看，孙子的意思就是，谋略用兵是最好的用兵方法，谋略制胜是最能体现仁义的胜利，懂得谋略是最有仁爱之心的战略家。
爱卒如子、仁爱民众、大爱用间、以和胜斗，就是“将者有仁”。孙子提出“将者有仁”的实质意义在于，利于亲和，有益凝聚，顺应人道，符合兵理。孙子主张“战时谋仁”的根本作用在于，主用智慧，激发兵勇，以谋替战，护国利民。《孙子兵法》用“全胜”设定其兵法目标，用“奇”规定其兵法策略，用“仁”要求其兵法实施，这正是孙子及其兵法智慧的闪光之处。
第二节“战时谋仁”的激励合力
《孙子兵法》之所以极力主张“将者有仁”、“战时谋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将者有仁”、“战时谋仁”能够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合力”。众所周知，任何“合力”都大于单个力量的机械相加。个人之力在自然界面前表现出来的总是无能为力，但通过社会关系组合起来的人类生产的合力即生产力则无所不能。孙子认识到，在用兵实践中，发于“仁”的“合力”也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孙子在进行用兵谋略时，特别注意充分考虑由“仁”而产生的“合力”作用。在《孙子兵法》的阐述中，这种用兵作战的“合力”思想十分明显，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即合百姓之力、合将士之力、合内聚之力、合反正之力。
合百姓之力，就是要得到百姓广泛的支持力。一般来说，用兵作战离不开百姓的支持，因为，作战的兵卒要靠百姓来服役，物资的运输要用百姓的人力，军用的赋税要靠百姓去交纳，军粮的供应要靠百姓作支撑。如果百姓的负担沉重不堪，以至于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百姓看到用兵不是为了保家卫国，那么用兵就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如果想方设法去减轻百姓负担，努力地保护百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百姓看到了用兵是为了保家卫国，那么用兵就将得到百姓支持。孙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指出：用兵作战“久则钝兵挫锐”，“久暴师则国用不足”，“财竭则急于丘役”，结果，“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力屈、财殚”，“内虚于家”，百姓就会怨声载道。所以，“善用兵者，役不再三，粮不三载。”孙子就是要指出，用兵作战旷日持久，将导致士卒疲惫，锐气受挫。而且军队长期对外作战将导致国家财力难以支撑，国家财力枯竭就必然加重百姓的赋税，百姓所承受的负担要耗去其全部收入的绝大部分（7／10 ）。结果将是人力耗尽、财力枯竭、国内空虚、百姓抱怨。所以，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从来不反复地征兵，也不无止境地征收粮食。只有这样，百姓才不会抱怨，百姓才会支持，百姓之力才能集合。百姓之力，实质上是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力量。
合将士之力，就是要调动将士本身的勇战力。用兵作战从根本上讲，需要广泛地调动将士们的积极性，只有将士们普遍具有作战的积极性才能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由将士们所形成的强大战斗力是战场上战胜对手的关键力量。然而，将士们的作战积极性并不是天生就具有的，也不是无缘无故就能形成和调动起来的，它需要有一定的方式和条件去激励。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子兵法》是看到了将士的积极性在作战中的作用，以及激励在调动积极性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孙子特意指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战场上应“赏其先得者”，要“施无法之赏”，“赏莫厚于间”。这就告诉用兵者，对于打了胜仗、攻取了敌军阵地的有功之人，如果不进行论功行赏，一味地吝惜费用，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这种做法其实是会有危险的。因此，英明的君主应该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优秀的将领也应该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在战场上，对于那些先夺取敌人阵地和物资的人，应该进行奖励、激励，必要的时候还要实行超越平时常规的奖赏，而对于那些能够获取敌人内部情况的间谍则要给予丰厚的重赏。善用兵者都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因此，治军要赏罚分明，作战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激励和约束的措施，才能广泛地调动将士们的积极性，用合力战胜敌人。
合内聚之力，就是要强化士卒内在的意志力。孙子认为，用兵者要想在战场上战胜对手，必须发挥自己部队的最大战斗力。对于在作战条件下如何才能发挥自己部队的最大战斗力的问题，孙子认为，主要靠内聚力，他说：“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战场上就是“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陷入危地必然“一其志”、“示之以不活”，“故其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孙子指出，在战场上作战，要注意实行超越常规的奖赏办法，要颁布一些打破常规的特殊法令，这样才能做到统一指挥全军将士，犹如指挥一个人一样。在战场上作战，将士们进入到最危险的境地，有可能转危为安；将士们真的进入到死地，也有可能起死回生；如果全军将士都陷入到危难之中，他们便会众志成城，拼死奋战，赢得胜利。因为，在陷入包围、处于绝境的时候，将士们更会统一意志，统一思想，表示死战到底的决心。将士们陷入了包围，更会奋力抵抗，处于绝境，更能服从指挥，这是一个规律。这个时候的将士们，会自觉地进行戒备，会主动地完成任务，相互之间能亲爱互助，大家互相信任并服从命令。这说明，用兵作战不仅需要体力支撑，还需要说明困难和危险，因为用兵作战需要精神和心理力量的支持。所以，孙子阐释兵法特别看重将士们心理情感和意志品质的作用。
合反正之力，就是要转化对手现存的战斗力。在回答两军对垒，如何战胜敌军的问题时，孙子曾提出“上兵伐谋”，积极主张用兵最好的方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且认为这种“不战而胜”不仅是为了在降服敌军的过程中减少流血牺牲，而且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有生力量。关于战时用兵增加有生力量的问题，孙子并不提倡去反复征兵，因此他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那么，战时用兵需要增加的有生力量从哪里来呢？孙子认为，这种有生力量应该来自战场，应该主要来自于战败了的敌军现有的士卒。因而孙子提出：“卒善而养之”。这就是要求善待俘虏。对于俘虏过来的敌军士卒，孙子不主张虐待俘虏，而主张保证俘虏的基本生活及其供给，并以此来感化他们，使他们心存感激，从而自愿地加入到我军的队伍中来。这样，我军需要增加有生力量的问题，就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孙子对此方式方法及其意义进行了概括，并且指出：“是谓胜敌而益强”。意思就是说，这就叫做战胜敌人之后，自己的力量不仅没有受到折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这就是合反正之力所带来的效果。所以，在孙子眼里，合力应该是来自各个方面的，有时候甚至是来自于自己的对手。
合百姓之力、合将士之力、合内聚之力、合反正之力，用兵作战能够通过谋略，去运用来自一切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才是保证胜利的力量。可以说，合力制胜，这也正是《孙子兵法》所阐述的用兵过程中力量运用的巧妙之处。
第三节“齐勇若一”的同欲奋进
《孙子兵法》中贯穿着“仁”的思想和要求，而且孙子还把“仁”看做是“道”的应有内容。如所已知，孙子在其兵法中，是把“道”看做决定最终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并提出判断或预测胜负首先要看“主孰有道”。所谓“有道”，按照孙子自己的理解，就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民之所以能与上同意，其中必然包含有“仁”。因为，只有实行“仁政”、普遍地实施“仁爱”，才能够得到广泛的民心，也只有所制定或执行的政策和策略合乎民意，才能够在广泛的范围内使民与上同意。所以，“民与上同意”，实际上反映了上下同欲、同心同德的状况。试想，一个施仁于民、保护百姓利益的重大决策，得到了百姓的支持和拥护，从而使得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其所产生的力量将是多么的巨大。在孙子看来，这种力量就是最终决定胜负的力量，也是用兵取胜所必须具备的根本力量。而这种根本力量，离开了“仁”是不可能形成的。所以，在《孙子兵法》里，“仁”又是“道”的题中应有之意。
孙子认为，充分发挥战斗力是用兵取胜的基础。然而，要充分发挥战斗力，对一个人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必然会拼命自保，这是人的本能所驱使的必然。但是，要充分发挥战斗力，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就很不容易，因为，组织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其中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需要和心愿，每个人的意志和想法都不一样，如果不能把这些意志和精神统一起来，一个组织就很难做到齐心协力，而做不到齐心协力就很难充分发挥拧成一股绳的战斗力。可是，用兵又要求作战部队必须充分发挥这种拧成一股绳的战斗力，否则，在实力相当或实力稍弱的条件下，就不可能战胜对手。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对此，孙子应该是认同的，所以他指出，“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意思就是说，全军将士能够做到齐心协力，英勇奋战，如同一人，关键在于平时治军有方；部队不论强弱在战场上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关键在于合理地利用了地形之利。善于用兵的人，必须使全军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如同一人，这是战事所迫，不得已的。因为，战事要求充分发挥部队的战斗力。孙子把充分发挥部队的战斗力问题与部队的平时治理问题联系在一起，指出了部队的将士们只有像一家人一样互相关爱、团结一心，才能最大程度地充分发挥部队的战斗力。
部队能否充分发挥战斗力，与部队的平时治理有关。平时对部队的治理，是多方面的，包括军事训练、规范管理和思想教育等。除此之外，孙子认为，凡是与调教队伍有关的问题都必须充分注意，在进行军事训练、严格管理和加强教育的同时，还需要对士卒实施“爱”的关怀，要爱卒如婴儿、爱卒如爱子，并由此调节心理、凝聚人心、沟通情感，以融洽将士上下、士卒之间的关系。孙子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信著者，与众相得也。”这就是指出，当士卒们还没有与上亲近依附、还不完全清楚队伍规矩的时候，便因士卒们的某些行为而对他们施加刑罚，士卒们心里便会怨愤不服；当士卒已经与上亲近依附、并且完全知道队伍规矩的时候，他们违反了某些军规却根本不实施刑罚，这样的军队是不能用于作战的。所以说，治理队伍，既要用教育引导的方法使将士们明白为什么要接受命令，又要用强制性的军纪、军法来统一将士们的行为，这样才能取得全军上下的敬畏和拥护。平常发布的每一项军令都必须坚决执行，要用这样的事实和案例来教育士卒，这样士卒们才会信服；平常发布的军令不能得到严格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去管理士卒，士卒们当然是难以信服的。要特别注意看到，平时的军令之所以能够得到贯彻执行，这实际上是将领同下级、将士之间、士卒之间关系融洽的表现。
孙子已经把队伍的治理问题说得很明白了，那就是必须做到：第一，严格管教。要使将士们能够逐步遵守规矩，逐步提高能力。平时严格管教将士，严格贯彻执行命令，将士们就会养成军人应有的习惯。第二，仁爱下属。要寓“爱”于严格的管理和教育之中，这样士卒才愿意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且愿意与统帅和将领共赴患难，同生共死。第三，和谐共处。将帅要有仁爱之心，关心下属，就能产生亲和力，就能在部队营造和谐氛围，就能与士卒平时相处得融洽。严格管教，再加上仁爱、和谐、融洽，就能从管理的方面，为自觉贯彻执行命令、充分发挥战斗力提供保证。
第四节“举善”而“和谐力致”
以“仁”为聚众的方式，去阐明用兵作战所需的内聚合力，突出体现了《孙子兵法》在人群组合方面的战略智慧。这一智慧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抓住了人与人之间凝聚结合的根本，发现了聚众合力的关键所在，从而指出了上下同欲、双手相携、激励奋进、齐勇若一的用兵之理。
社会是人群的集合体，社会关系是人存在的载体，而组成和谐的社会、建立平等的社会关系，则离不开“仁”。一般来说，“仁”的问题，属于道德和社会治理问题，它所涉及的主要是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社会是人群组合起来的集合体，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个人与个人之间是通过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这决定了个人只能在社会及其所结成的关系中存在和发展。对人来说，社会是最大的人群集合体，社会又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种族、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信仰、不同类别、不同职业的人群集合体，个人实际上就是存在于不同种族、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信仰、不同类别、不同职业的人群集合体之中。这种现实的情况表明，人的个体只有生活在群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没有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就不可能有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群体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对于群体和个体的存在和发展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现实生活中，要求注意处理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求个人恪守己位，各司其职，就是为了处理好社会中人的关系，以维系群体的稳定和实现个体的价值。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个人对于集体、集体对于个人，互相以对方为重，是谓伦理本位主义。伦理本位云者，既非以个人为本位而轻集体，亦非以集体为本位而轻个人，而是在相互关系中彼此时时顾及对方，一反乎自我中心主义。此盖由人心通而不隔的自然情理。”《孙子兵法》提出“齐勇若一”，就是希望用兵作战时全军上下、士卒之间做到“人心通而不隔”、意志聚而不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治军为“仁”。
《孙子兵法》对“人心通而不隔”的特殊表达，表现为要求君“有道”，使民“与上同意”，从而达到“上下同欲”。按照《孙子兵法》的要求，实现它的根本方法，就是“爱卒”、“施仁”。《孟子·梁惠王上》中曾讲过一个道理：梁襄王问孟子“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天下归于一统，就能安定。”梁襄王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孟子回答：“不好杀人的人能统一天下。”梁襄王疑惑：“那有谁能归顺他呢？”孟子说：“天下没有人不归顺他。你可以看看禾苗生长的情况。七至八月期间遇到天旱，禾苗就会枯萎。如果这时天上乌云密布、降下大雨，那么禾苗又会茁壮成长。如果真是如此，又有谁能阻止它的成长呢？如今各国的君王，没有一个不好杀人的。如果有一位不好杀人的君王，天下的老百姓就会伸长了脖子期待着他。如果真是这样，老百姓归顺他，就会像水往低处奔流一样，又有谁能阻挡的住呢？”孟子给梁襄王所讲的是“仁定天下”的道理，它具有现实的普遍意义。应该说，孙子也是深谙其理的，所以在带兵治军方面《孙子兵法》要求带兵之将必须懂得并且切实做到“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孙子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将军才能“聚三军之众”，士卒才会“不畏危难”。这就是《孙子兵法》主张实施“仁”的直接目的。
《孙子兵法》在用兵治军方面主张为“仁”，其工具性意义在于使自己原本分散的力量尽快地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具有战斗力的“合力”。也就是说，孙子看到了实施“仁”可以做到形成“合力”这一点。因为，“仁”的本质含义，就是“爱人”，就是相互“仁爱”。关于“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中，“仁者爱人”是“仁”的基本内涵，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达到“仁”的基本方法。在实践上，“仁”的价值首先在于“仁”能“聚力”、“仁”能“示和”。如前所述，孙子认为，决定大事的时候，最能使民众信服、最能使民众感动、最能得到民众拥护、最能得到民众支持的，是要“有道”。“有道”，主要集中地表现为反映民众愿望、符合民众要求、保护民众利益，这实际上也就是“仁”。“有道”实质上反映出“仁”对民众心理行为的重要影响，从而能在最大范围内、最大程度上形成凝聚力，激发战斗力。而这种凝聚力和战斗力，就是“合力”。而“合力”的意义则在于其作用大于许多个体力量的机械相加，“合力”所发挥的力量作用，正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说，它表现出来的是“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这就是所谓的“仁”能“聚力”。不仅如此，“仁”还表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关爱，它将有利于促进“和”的交互心理，即人与人之间普遍相互予“爱”的心理，从而使人们主张共同发展，反对损人利己。从效果上看，最理想的力量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必然要求“以仁为本”，而“以仁为本”也必然会引导人们追求“以和为贵”。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最看重的实际上也正是这一点。
《孙子兵法》在带兵治军的问题上，主张为“仁”的深层含义，主要在于试图通过“合力”达到“全胜”目标。换句话说，为了达到“全胜”目标，为了能够形成“合力”，孙子必须要提出为“仁”的主张。孙子主张为“仁”，其实质又是为了“和”。《孙子兵法》中所强调的这种“和”，首先强调的是群体内部将士之间的上下之“和”、士卒之间的互助之“和”，同时，强调的是谋略之用而以“和”胜敌、以“和”止斗。孙子曾举例“率然之蛇”。率然，是一种蛇的名称。这种蛇，若打它的头部，它的尾部就会来救助；若打它的尾部，它的头部就会来反咬；若打它的腰部，它的头和尾都会来相助。孙子以“率然之蛇”为例，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是和谐的、团结的，那么人与人之间是能够相互救助的，而且作为一个群体中的人也应该相互救助。孙子指出：即使是互相敌对的双方，当他们同舟共渡于大河，且遇上了大风大浪，在共同面对死亡威胁的条件下，他们之间便会互相救助，就好像人的左右手救助自己的身体一样。从治军的角度来看，“率然之蛇”的道理说明，企图仅仅靠勇气和蛮力以及显示死战的决心来稳定军心和约束部队是不行的，它要靠上下同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做到。团结一致、同心协力，这是治理队伍应该遵循的一条基本规则。这个规则，说到底，就是要设法求“和”。
从某种意义上讲，《孙子兵法》要求带兵治军所求内部之“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要求。“和”，是社会生活的目标与追求，也是社会更好发展的方式与要求。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根本上讲，只有“人和”，才有社会和谐、家庭和睦、性情和顺、和衷共济、和平相处；从实际工作来看，也只有强调“人和”，才会寻求相互沟通、交往理解、共同探讨、解决纠纷、重归于好。从个人来看，也只有强调“人和”，才能融入集体、广交朋友、结成友谊、团结他人、和气生财。可以说，正因为“和”是社会生活的目标与追求，正因为“和”能形成凝聚力并激发“合力”，所以人们才把“和”看做是社会更好发展的方式与要求，从而使“和”的要求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有必要指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强调“和”，主要是强调和谐社会的和谐发展，它要求个人的思想、行为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能够协调一致，保证其发生良性的交互作用来促进社会发展。
要促进和谐社会的和谐发展，必然要求以人为本、举善为仁、同心协力。社会中，如果人人为仁，则生活稳定、社会和谐。团队中，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爱人节用、注重人格修养、友善推己及人，则氛围轻松、团队和谐。在上下级关系中，如果领导对下属的态度和蔼、关怀备至，下属尽心尽职、服从领导、尊重上级，则上下同欲、齐勇进取。在公共关系中，加强沟通、密切联系、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则同心协力、共致奋进。社会和谐、团队和谐、上下和谐、关系和谐，必然会在社会范围内普遍形成“合力”，这种“合力”是亲和之力、凝聚之力、协作之力，同时也是根本的致胜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