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的决策理论
传统的决策理性模型追求最优满意决策。它要求最优选择。它应具备如下条件：
一是把决策行为视为整体行为而非群体行为。因为是整体，才会有一致性的价值判断，如果是群体就必然会出现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从而导致在目标选择和最优认定方面产生分歧。
二是决策者具有绝对理性。表现在他们具有完备的知识和信息，能穷尽备选方案并预测所有结果。
三是决策目标单一、明确和绝对。
四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具备一以贯之的价值偏好。
五是决策过程中不考虑时间和其他政策资源的消耗。
二、有限理性模型
有限理性模型强调方案追求满意解。西蒙认为，现实生活中决策者的理性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他们不是“经济人”，而是“行政人”。行政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是多元的，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经常处于变动状态且表现出冲突特征。行政人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是很有限的，他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会受其心理因素的一定制约；他们不可能也不奢望发现最优解，而只是找到满意解就知足，能满足需要就行。
人的理性实际上是介于完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这种有限理性在决策过程中的表现是：
（1）在情报活动阶段，人的决策行为往往受到知觉选择性的支配，不同经验和背景的决策者，对决策环境的认识会有不同的解释。
（2）在设计活动阶段，人们并不试图找出所有可行性方案，而是通过力所能及的问题求解活动寻找尽可能多的决策方案。
（3）在抉择活动阶段，决策者的选择往往与备选方案的提出顺序有关，如果A是先于B提出来的，A又是满意方案，那么就不会再花时间去考虑B，哪怕B比A更好。
三、渐进模型
渐进模型强调决策就是补充和修正。美国学者林布隆在批判传统理性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渐进模型。他认为，政府决策的实际过程并不完全是一个理性过程（分析问题、明确目标、提出方案、优化选择等），而是对以往政策行为不断补充和修正的过程。政策制定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在现有的政策基础上实现渐进变迁。决策者要依据现有方案，通过与以往政策的比较，考虑不断变化的环境需要，对以往政策进行局部的、小范围的调适，逐渐把一项旧的政策转变成为一项新的政策。
四、小组意识模型
小组意识模型源自凝聚力的群体狂想症。美国学者詹尼斯1992年出版了《小组意识》一书，提出了一种关于群体不良决策的理论模型。詹尼斯在分析了美国政府决策层所做的大量政治和军事决策后发现，由于参与决策的群体成员自觉不自觉地把保持群体一致和创造和谐气氛作为目的，所以往往不能理智地分析各种备选方案，遂造成决策的失误。詹尼斯认为，在决策小组中存在着一种寻求一致的行为模式，这种现象在面对面进行问题讨论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小组成员趋向于怎样更好地达成一致，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方面了，从而忽略了如何去寻求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詹尼斯称这种行为趋向为心理传染病或叫群体狂想症。
小组意识表现出如下一些特征：
（1）一致性思维。表现为从众风气甚浓，大家总是心往一处想，这在平时可能是好事，但在决策时可能就是坏事了。
（2）有倾向性地选择信息。表现为思考角度的单一和观点看法的片面。
（3）极端化的盲目情绪。表现为盲目乐观或悲观失望，要么对成功做出过高的估计，要么在困难面前丧失自信，容易走极端。
（4）对群体的过分自信。盲目相信自身群体的力量，忽视外界因素的影响，加强了群体的封闭性。
（5）很强的群体凝聚力。表现为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强大的向心力。
（6）群体成员的共同性。表现为信息掌握、思考方法、价值观念、利益范围的一致。同样的家庭背景，同样的成长经历，毕业于同样的学校，学习了同样的专业，从事过同样的工作，等等。
詹尼斯认为，小组意识所表现出的这些特征对决策会构成极大的障碍，并可能导致重大的执行灾难。
五、精英理论
所谓精英理论是指决策是精英的偏好。精英理论将公共政策视为把握统治权力的政治精英们的价值偏好。其主要观点是：在政策过程中，公众完全是被动的，他们的要求及其行动对公共政策不会产生决定作用。与之相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们把握政策制定的主动权，公共政策完全由他们来决定，然后由行政官员及其机构加以执行。
六、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认为政策是组织的产物。制度理论起源于传统的政治学。因为政治活动往往是围绕一些特定的政府制度展开的，所以传统政治学一直予以政府制度极大的关注。但是，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焦点通常只是一些特定的政府机构，对它们的结构、职能、权利、责任、方法、程序等进行描述，并没有对政府制度的政策结果进行系统的考察，忽视了政府制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尽管如此，传统政治学为现代制度理论和制度分析方法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制度理论认为，公共政策与政府制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政府制度是公共政策的母体，它在公共政策的整个生命周期里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不同的政府制度会导致不同的政策输出，公共政策是政府制度的产物。
七、博弈理论
博弈理论认为决策是竞争环境中进行的理性选择。博弈理论研究的是在特定情况下如何进行理性决策的问题。这种特定情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彼此存在相反的利害关系，其中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对他人的决定产生影响，最终的结果依赖于所有参与者的选择。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当孤立的最优选择不存在、只能根据他人的选择做出自己最佳的决定时，博弈论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博弈的理念源于互为因果、相互关联的选择。它的每个参加者不仅要考虑自己的需要和能力，而且还要对他人的预期行为做出判断，然后调整自己的决定。“博弈”这个词有游戏的含义，看似难以应用到严肃的场合，但事实恰恰相反，博弈的技巧可以用来处理重大的政策问题。
八、团体理论
团体理论认为决策是团体利益的平衡。政策分析的团体理论源于政治学对组织问题的思考。它认为所有政治现象都可以归结为团体现象。团体是个体的集合，是有着共同利益需要或理想追求的一些个人正式或非正式的联合形式。不同的团体有着不同的要求，来自不同团体的不同要求都聚敛于政府，从而对其形成不同程度的压力。
九、系统理论
系统理论认为政策是政治系统的输出。政策分析的系统理论源于分析政治系统的方法研究，它把公共政策视为政治系统对外界环境压力所做出的反应。所谓环境是指政治系统的外部条件与状况；所谓压力是指环境作用于政治系统的要求与支持；所谓政治系统是指对社会价值分配具有权威作用的相关机构和运行过程。
十、取舍理论
取舍理论源于正统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政策或经济目标时通常把现有资源假定为有限的和固定的，若他们面临多项政策或多重目标的选择，那么就必须有所取舍。换句话说，采取某项政策或追求某种目标就必须舍弃其他政策或牺牲其他目标。就国家范围的经济政策而言，取舍理论也曾被广泛使用：
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的取舍。经济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时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公平分配的问题无从谈起。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使经济增长本就该舍弃公平分配的考虑，其生产水平低下，能公平分配的只有贫瘠而非财富。
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的取舍。凯恩斯理论的运用不当会使通货膨胀成为维持充分就业的可能代价；传统经济理论的运用不当则会使失业率增加成为稳定物价的可能代价。
工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取舍。如要保护周围环境，必会增加生产成本，不利于利润的获取。因此，增加生产与保护环境往往是相互矛盾、不可得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