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屈原《天问》
中国诗艺史上的最奇妙诗体，或许就是“玄言诗”。神秘幽玄，枯淡味远。历来贬之者众而褒之者少。在诗学史上，《诗经》体、《楚辞》体、《乐府》体等传统抒情诗、叙事诗或教化诗多被后世读者接受，而玄言诗体独难被认同。其中因缘何在？情感与玄理在诗中是否真的难以相容？抑或玄言诗的被轻视仅仅是缘于中国诗学重情轻理的传统？还是玄言诗的理境未臻透彻？笔者将尝试从玄言诗的命名及其早期历史的梳理中对以上诸问题作出探讨。
自南朝檀道鸾、刘勰、钟嵘以来，玄言诗一向被视为魏晋玄学影响下的特定产物。但此种观点因局限于传统抒情诗学观念的范囿，故对玄言诗的源起、嬗变轨迹缺乏细致考察，对玄言诗非情感化、非现实化的异质诗学维度缺乏深入辨析。实际上，玄言诗并非仅受魏晋玄学影响，也非始于魏晋。玄言诗不是从形式上划分的一种诗体，而是华夏民族独特的“玄学思维”的结晶。
玄言诗多被指责的原因在于，玄言诗独特的“玄学思维”方式迥异于传统抒情诗的“通感思维”模式。玄言诗的本质思维方式仍是诗性的，但它已非抒情诗学“通感思维”模式所能囊括。实际上，中国诗歌自始便在“通感思维”与“玄学思维”的交互影响下发展。二者对中国诗学的影响虽不能相提并论，却同为两种基本的中国诗学思维范式。那么，何谓“通感思维”？何谓“玄学思维”？
何谓“通感思维”？“通感”思维近似于福柯说的“相似性思维”。福柯以为，直到16世纪末，相似性（la resemblance）在西方文化知识中一直起着创建者的作用。在16世纪，相似性的语义学网络是极其丰富的：友好、平等（契约、同意、夫妻、和平和类似的事情）、协和、协调、连续、同等、相称、相似、联结、联系。相似性有四种主要形式：
第一，是“适合”（la convenientia）。物与物的边缘彼此充分靠近，处于并置之中；它们的边界彼此接触，它们的边缘彼此混合，一物的末端意味着另一物的开头。一旦有人想解开这个相似性，这个相似性就成了双重的：空间和场所的相似性，以及属性的相似性。因为在世界这个自然容器中，邻近并不是物之间的外部关系，而至少是模糊的相似关系的象征。适合是一种与呈现出“逐渐的”邻近形式的空间相联系的相似性。
第二，是“仿效”（l’aemulatio）。仿效是一种不受位置律束缚的“契合”，并能够静止地在远处起作用。在相互远离的情况下，复制自己的循环。在仿效中，存在着某种映像和镜子：它是散布在世界上的物借以彼此应答的工具。从远处看，人的脸与天空相仿，恰如人的理智是上帝智慧的不完美的反映一样；同样，人的两只眼，以及它们的有限的明亮，是太阳和月亮散播在天空中的巨大的照明的反映……仿效关系使得不经联系或并不邻近的事物，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彼此仿效：凭着在镜子中复制自己，世界废除了适合自己的距离；以此方式，世界也就克服了分派给每个物的位置。
第三，是“类推”（l’analogie）。在这一类推中，适合与仿效重叠在一起。类似于适合，它也谈及配合、联系和接合。类推的力量是巨大的，因为它所处理的相似性并不是事物本身之间的可见的实体的相似性；它们只需是较为微妙的关系相似性。这样得到消释以后，类推就可以从同一个点拓展到无数的关系。
第四，是“交感”（des sympathies）。在这里，没有事先确定的路径，没有假想的距离，没有规定的联系。交感自由自在地在宇宙深处发挥作用。交感是运动性原则。交感是同（le meme）之强求，它拥有危险的同化力，拥有使物与物相互等同，把它们混合在一起，使它们的个体性消失——从而使事物与它们以前的所是毫不相干的危险力量。
这四种相似原则告诉我们，世界必须反省自身、复制自身或与自身形成一个链条，以使物能彼此相似。随着17世纪中叶以后理性启蒙思想的勃兴，相似性不再被认作是知识的来源，而是幻象与谬误产生的根源。“同一、差别和精确”取代“相似性”成为新的知识原则。但这种以“同一性”思维取代“相似性”思维的过程并非是毫无问题的。从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看，从启蒙时代以来注重实证和精确的实证性科学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而那种相信世界存在着内在相似性的古老理论却逐渐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的非线性科学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第三个最大的革命”，就提出一种著名的“分形”和“自相似性”理论，即每一事物的局限的形态与整体的形态相似，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是整体的再现或缩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认为人即一小宇宙，这小宇宙和整个宇宙是应和的说法，便赢得了当代非线性科学的理论支撑。
应当说，中国文化自三代以上迄至古代社会终结的春秋战国时期，一种模糊混沌的“相似性”思维，一直是上古社会文化的主流。这种“相似性”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各种别名，譬如“通感思维”、“交感思维”、“物感思维”、“物化思维”等。“通感思维”是以潜在的相似性原则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极其丰富的思维网络：通化、交感、相称、联结、联系、协和、友好、平等、协调、连续。通感思维的根本思路是天人合一，其基本要点是阴阳孕育、化感通变与和合运演。通感思维构成了先民思考世界的情感、隐喻和象征的物我沟通的印迹，反映了世界如何复制自身或与自身形成一个链条，以使物彼此相似的初始文化原则。通感思维所钟情的是“风马牛”、“天地人”式的“荒诞恋”及“远亲结”，它追求那种“擦边关联”、“不及关联”、“遥感关联”、“混元关联”等非常规模式。或显纯性童真，构意荒唐；或重直觉感应，强词夺理；或似断实续，意脉贯通。
“玄学思维”是理性自觉基础上既突破上古社会文化主流“通感思维”模式，又汲取其神秘直觉因子的新诗学思维方式。因为随着理性的自觉，事物的相似性与通感联觉不再被认作是知识的唯一或准确来源，某种程度上反而被视为幻象与谬误的根源。于是，一种新的寻求本根同一、区分事象差异并取代相似性通感思维的理性思维逐渐成为新的知识原则。这种具有人文觉醒的新理性思维方法与传统通感思维融合，便产生了一种既重理性思辨又重感性通化，既重事理推演又重目击道存的诗性“玄学思维”方式。
玄学思维既是魏晋人所说的“理感”，也类似于今人所云“泛理感悟”。故玄言诗的玄学思维既有“诗者，志之所之也”、“诗缘情而绮靡”的情感因子，却又非情感思维所能笼括；既有体玄悟道的沉思与理性自觉，却又非形而上学纯逻辑思辨所能涵摄。它是诗态、理态、象态、拟态的互渗，是情感真态与智识感悟的通化。玄言诗就是玄学思维主导的，以究天人之际与感悟玄道为指向的诗体。玄学思维是玄言诗生成的主因，是通感思维与理性思维融合的结果。究天人与悟玄道是玄言诗的终极目的。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玄言诗因其诗学思维方式的独特而常被视为异类，玄言诗的概念的确认亦不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情。萧望之、朱自清等人确立的“玄言诗”概念在当时却仅指魏晋人阐说老庄思想的某类诗歌。然此种“玄言诗”概念并不符合中国诗歌真实的历史与玄言诗的实际情况。因为在魏晋人那里，凡是感悟玄道的作品皆为玄言或玄言诗作。其时“玄言”实际囊括了三玄、魏晋玄谈、玄学与我们所说的“玄言诗”几个部分。“玄言”最初指《周易》、《老子》、《庄子》关涉“玄道”的言论。魏晋人所尚清谈因言及易学老庄玄理，遂也称“玄言”。魏晋时代，玄言诗并非与先秦“三玄”或其时所谓“玄言”判然分别。
近代文学观念受西人影响，以“情感思维”与“理性思维”作为诗与哲的分界，于是，中国传统抒情言志之诗遂被视为真正的诗，而玄言诗则被形容为哲学义疏；那些完全淡释情感体玄悟道的作品则仅被视为“玄言”或“玄学”。殊不知，中国传统的诗学思维方式终非西方二元化的情感思维与理性思维所能涵摄。通感思维不等同于情感思维，而是情感思维、象喻思维、直觉思维、通化思维的融合。玄学思维也不等同于理性思维，而是通感思维、理性思维、顿悟思维的交叉重组。
我们再看“玄言诗”的命名，其实也突破了这种西方二元划分式的文学观念与思维方式。“玄”具有幽远、深微、妙、寂等多重含义。《说文》：“玄，幽远也。”《玉篇》：“玄，妙也。”《广韵》：“玄，寂也。”“玄”既形虚而性寂故近“天”，《释名》：“天，又谓之玄。”又玄、天微妙难知而近“道”。故天、玄、道常并称。玄言诗之“玄”即标明“究天人之际”的言说，显示其与玄学的亲缘关系及其重玄悟的玄学思维本质。这里的“玄”不同于西人的“哲”，它虽也有着形而上的理性运思，但更为神秘、幽远，有源于中国文化本质深处的特质。它始终聚焦于天人如何贯通，意象如何关联，情理如何融合，关注在场的与不在场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可言的与不可言的世界之偶然与必然的耦合。
玄言诗的“言”，以“玄”为修饰，暗示玄言诗的语言并不是日常所说的四言、五言、七言等形式上的划分，而是最接近“道”的本质语言，是“道言”。当然，“道言”或“玄言”，只是从语言的最高境界上说，因为诗中的语言难以达至“道”的层次。玄言诗中的“言”因直接说“道”，而呈现出遮蔽“道”的危险，但无疑，其精神意脉上是以“道”为旨归的，其关注点始终是在寻解着“可言”与“不可言”的语言悖论的。
玄言诗的“诗”指引了一条通向言说玄道的诗之道路。《文心雕龙·明诗》云：“诗者，持也，持人性情。”《艺概》云：“诗乃天人之心。”玄言诗乃是持存人的诗意根基，是庇护天人之道的居所，是与抒情诗、教化诗根本不同的诗歌类型。抒情诗着眼于个体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忧患得失、吉凶祸福；教化诗落脚于群体的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伦理建构、教化功能；玄言诗不完全排除个体的情与群体的德，但已最大限度地将其淡化，而直接探入天地神人得以成其为是的宇宙本源与存在之根。
因此，“玄言诗”从本质上说是思、语、诗的会通，是以玄升华情，是以情诗化玄，是以语言称说玄。后人多批评魏晋名士与玄言诗人，实际是忽视了他们在寻解“可言”与“不可言”悖论中的积极探求，遮蔽了他们沟通“在场”与“不在场”的天人关系的艰难努力。从先秦至魏晋的诗哲在诗学思维的道路上实际是开着两驾马车，传统抒情诗的通感思维已被我们这个民族训练为最易于驾驶的马车，而在传统诗学思维边缘的玄言诗的玄学思维却始终是难以被我们民族驾驭的烈马。玄言诗在形式上也由此难以被确认。
玄言诗作为精神超越追求与玄学感悟思维的产物，有着与抒情诗同样悠久的发生、嬗变历史。魏晋玄言诗只是玄言诗发展的成熟阶段，其时玄言诗在精神意蕴、思维方式与艺术形式等方面都已成熟。魏晋以前，玄言诗早于上古即已萌芽，并在其后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这早期的“玄言”，我们即使不直接称其为“玄言诗”，那么视其为“玄言诗的先声”，当不为过。正是鉴于对玄言诗的此种体认，我们认为，玄言诗已有久远的历史，而非发生于魏晋。探讨“玄言诗”的早期历史或前历史，无疑将有助于认识中国文明及诗学思维方式成长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