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言诗成熟于魏晋，而渊源于先秦玄学思维对通感思维的突破。在《易经》时代，“通感思维”或曰“天人通感”是得到最充分发展的中国文化种子与诗学思维方式。在那个时代，华夏先民普遍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灵性，“人”与“物”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处处相似。整体的人类生活及个体的生命存在都与大千世界相依相存。自然的和谐或灾害可以引起人类或个体的利害得失，反之亦然。为预知利害得失，一种以适合、仿效、类推、交感等相似性原则为基础的学问诞生了。这就是“易学”：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系辞下》
“易学”绵延年代极其久远，我们仅取其最能代表文明初创期的《易经》时代来说明一种早期的“通化交感”思维如何构建着中国文明的基础。这里《易传》作者关于包犧氏作《易》的传说虽不一定真实，但《易经》“象天法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神明”、“类物情”的相似性“通感”原则却确定无疑。如《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几乎都在对自然现象、社会人情的适合、仿效、类推、交感的相似性比附中创成。
可以说，发端于《易经》的“相似性原则”在中国知识文化体系中一直起着最基本的“创建者”作用。当然，它也有着西方17世纪理性启蒙者所说的“导致幻象与谬误”的弊端。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易学在注重相似性“交感”思维的母体中，还有着“非交感”思维的异质文化种子。这种异质因素就是突破“相似性原则”的“逻辑思辨”与“理性精神”。这种从“通感思维”中衍生出逻辑思辨而又始终残留着“通感思维”直觉感悟特征的新的诗学思维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玄学思维”。
玄学思维作为新诗学思维方式的出现，是华夏民族不再满足于通感相似性思维而追问宇宙人生以求实现思维超越的结果。从突破原始通感思维的玄学思维方式来说，《易经》是华夏先民与天地鬼神对话的第一部诗歌杰作，是以古歌谣与象征形式追问宇宙人生的第一部玄学经典。肇自三代以上的原始混元“通感思维”，成于西周文明开化艺觉升华的“玄学思维”的特殊背景，遂使《易经》的卦象、卦辞、爻辞均可被视为玄言诗的“先声”。兹举《乾卦》为例：
乾（卦一）（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先看“卦体”。下卦、上卦皆乾（），象征“天”。《易经》的首卦“乾”与次卦“坤”，共同开启了中国文化的天地境界，每一卦中又寓藏着“人”，涵摄着“阴阳”，天地人气脉相连，阴阳柔刚对反互通。以具体之“象”譬喻玄远之“道”，这种以“通感”思维为基础，而又隐含辩证阐发天、地、人贯通之“理”的神奇言说，某种程度上已可视为玄言诗的种子。
次看“卦辞”。“《乾》：元，亨，利，贞。”这是由自然而直指人事。《正义》：“《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此卦之德，有纯阳之性，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元始、亨通、和谐有利、贞正坚固，就是天的纯阳化生之德，是人的和美畅达之境。沛然刚健的阳气运行不息，变化无穷，沿着春、夏、秋、冬四季而循环往复，导引并成就着伟大的自然。这同样是天人和谐的诗意之歌，是在通感思维中隐藏宇宙秘密的“玄思”道说。
再看“爻辞”。从“初九”到“上九”、“用九”的各爻，都主要是以“四言”式为主，如省去占卜吉凶的断语，而剩下隐示阴阳转化的“象喻”之辞：“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便无论在意脉还是形式上都近乎一首完整的“四言诗”。该诗以“龙”为喻，借“龙”之潜伏、出现、谨慎、腾跃、高飞、悔悟、退屈，来譬喻君子应当顺任天势时机行事。在时机不成熟时，当韬光养晦，进德修业；在形势不明时，当小心谨慎，审时度势；在得居正位时，当施展抱负，普降恩惠；当盛极而衰时，又须适时隐退，避免灾祸。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龙”在中国上古文化中是“神圣”的化身，而“龙”的“神圣”又是在其“天地”间的“游戏”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神圣的游戏是服从“规则”的游戏，遵从规则便可得福乐安康，违背规则便可能遭灾致患。君子修身必遵从天地造化的神圣规则，实现自我命运的随时俱化而无所窒碍。这无疑是《易经》在较原始的通感思维中领悟命运、洞悉造化的“思”之歌唱，实可视为“玄言诗”破土而出的幼芽。
同样，《易经》其他各卦体、卦辞、爻辞都可视为原始意义上的玄言诗初胚。如《渐》卦六爻“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便可能是先民有关“鸿雁”的古歌，在对鸿雁生存状况的歌唱中，隐喻着人生吉凶祸福的转化之理。《泰卦·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几乎就是一首别致的玄言小诗。其诉说的就是自然、社会、人生的阴阳转化之理。《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四句形象生动，形式谐美，且偶句用韵，而玄思深远，既是先民古歌谣的杰作，也是精美的“玄言小诗”。
由此可见，《易经》卦体的变化，爻辞的阐释，阴阳的体察，易象的申发，言意的离合，数理的通和，都无不是早期“玄学思维”的结晶，它既潜藏着原始“通感思维”的因子，又绎着思辨理性的幼芽。从八卦演化出来的六十四卦，已有一定的理性自觉，出现了思辨的种子。其后，卦辞特别是爻辞的写作已是通化交感思维与逻辑理性思辨的结合。正是《易经》在其原始素朴的通感思维中思辨理性的成长，使其本身有了某种理的因素。这种“理”因植根于通感思维的不可言说的神秘性，而显出“玄”。故《易经》可视为玄理的具象化。如谓“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说明《易》在相似性的通感思维中隐藏着玄理之思。这种玄理的具象言说，就是最初的“玄言”。
《易经》的玄言是诗化的玄言。它以“思”与“诗”结缘的神奇言辞诉说着此前所未知，预演着此后所可能。天地的气象、鬼神的意脉、人事的秘密，都在其中出场与退场。《易经》的卦体、卦辞、爻辞都是“思”的晶体与“诗”的奇葩，是以玄言追问天地人神的本真。其卦爻辞亦多对偶整齐，韵律和谐，在形式上有近乎《诗经》四言的句式。无疑，在精神气脉、思维方式与语言形式几方面，都可将《易经》视为玄言诗的种子与幼芽。
《易经》作为中国文化的元典，蕴藏着从原始到文明转渡的秘密，聚集着由神文到人文运行的枢机。在《易经》以“通感”为母体思维方式的源初命运歌声中，无疑有着先民稚拙的充满幻象与谬误的荒诞。但正是在这种以相似性原则为主导的原始思维中，具有素朴思辨特质的理性精神在成长，并在某种程度上深入到了宇宙人生的本根之问。“玄思”与“玄理”的向度正在展开。这些初步的玄理虽仍被占卜吉凶祸福的灾异之辞遮蔽，充斥着浓重的神秘性及迷信色彩，但对超越现实人生具体问题的“理”的追问和吟咏，已启发了玄思，并催生了玄言诗种子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