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丹来到了任安平的家。说准确点儿，是她跑到任老先生的单位，费了许多口舌，办了几道手续，才领出来一张空白支票；又到医院的住院部、财会处、膳食科办理出院手续；然后叫辆出租车，陪伴任老头儿一道回家的。此后，还要再回单位去办理报销手续。唉，这么多手续，玲玲办不了，如果叫任老头儿自己办，那糖尿病非“上加号”不可。
“替我谢谢陆老师，三鞠躬！”
玲玲放学回家，欢天喜地。而爷爷的头一句话，便明确了陆晓丹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
这个家，表面看来比较简单，两室一厅，厨房、卫生间、阳台，煤气暖气电灯电话自来水一应俱全，总共三口人——玲玲的爸爸任大可一年倒有十二个月经商在外——如今加了个陆晓丹，三口人变成人三口。人多好干活儿，人少好吃饭。这样看，的确很简单。然而，俗话说，手心手背——天底下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多方面，仔细琢磨一下，这个家又不简单了，陆晓丹的担子相当沉重、繁杂。
特护（或曰陪老女）兼家庭教师，这是陆小姐的本职工作。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大堆杂务事儿悬在半空中，未曾落实呀。别的姑且不谈，单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吧，现在已是一点半钟了，这三口人还没吃午饭。不能下饭馆呀，一怕挨“宰”——北京话，使用“宰人”这种“极刑”来形容当今的饭店比从前的“敲竹杠”严重九十九倍；二来还得叫出租车，而出租汽车司机同样会“宰人”。九岁的玲玲在欢天喜地之后直劲儿喊饿。
“你怎么没去杨奶奶家吃午饭呀？”任老头儿有点心疼地问。
“我连早饭都没吃。”玲玲净说实话。
“为什么？唉，你这孩子！连饿都不知道吗？”当爷爷的真的急了。
“陆老师说的，您今天一早儿出院。我昨天就告诉了杨奶奶，说玲玲以后在家里陪着爷爷一块吃饭了，这样，有玲玲陪着，爷爷一顿就多吃半碗饭！”
任老头儿把孙女搂在了怀里，鼻子酸酸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边，陆晓丹已钻进了厨房，急急忙忙烧开水煮挂面……再看那碗柜里，除了盐没发霉以外，酱油、醋之类的调料，包括碗筷调羹，全都长了一层绿毛。更没有葱、姜、蒜。她指使玲玲下楼去买这买那。等三碗阳春面端上桌的时候，陆晓丹才猛然想起任老头儿是糖尿病患者，应该多吃肉，多吃蔬菜和豆制品，以便尽可能地减少碳水化合物——糖！
这“一家三口”的新生活就如此这般地开始了。陆晓丹实际上成了女主人。什么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啦，什么“上有老下有小”啦，什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啦，这些本来与陆小姐毫不相干的俗务，却像一帖又一帖的膏药贴在了她的身上。在这种“新生活”面前，她没想过退却——那不符合陆晓丹的性格。莫名其妙地当上了任家“女主人”，她甚至觉得挺有趣儿，再就是多少有点儿哭笑不得。总之与她退学之后这十年的生活“主旨”不谋而合：自讨苦吃。
她住在了任家，与玲玲同一卧室，将八小时特护扩展为昼夜服务，而不多收工资。这样一来，任安平也感到了某种疑惑——陆小姐的目的是什么？
每当玲玲背起书包，蹦蹦跳跳跑出家门之际，“哐！”的一声，单元房门碰上了锁，这两室一厅的小天地也就自成一统了。此时若没有陆晓丹，行动不便的任老头儿简直就像蹲监狱。现在，这鸽子笼般的单元楼房内，因为有了陆晓丹而增加了生机活力。任老头儿或坐或卧，时不时都能看到一个活动的身影，而且是充满了青春朝气的身影，相当漂亮的女性身材，在眼前平添了一片亮色。即使看不到，也能听见她的声音，说话声，哼小调儿，矫健的脚步声或者锅碗瓢盆的磕碰声。就算听不见什么声响，任老头儿也能感觉到她的存在——那么年轻，生气勃勃，足以驱散老年人的寂寞和孤独感。
陆晓丹也充分“利用”老年人这种特有的心理弱点。一会儿是“我给您读报吧”，一会儿又是“我给您念小说吧”。而她真正的目的却是“您给我讲个故事吧！光听不讲，不利于健康。”
“我能讲什么呢？老古董，谁也不爱听。”
这是托词。陆晓丹深知他是一个侃爷，不让他侃大山就会憋出病来。而且她就是要听这些“老古董”。眼巴前儿的新闻，苏联共产党解散了，马拉多纳吃官司了，海地政变了，这些信息何必听你的哩！
“就说说1949年，您在南京，从飞机上跳下来之后的经历好吗？那时候我还在阎王爷殿前排大队等待投胎哩，人世间的信息一概不知，所以最爱听！您比大学教授都讲得好！”
当今的年轻人也是大大狡猾的，他们最会哄骗老头子。有趣的是某些老人家专门吃捧，被年轻人捧得晕头转向，立马上当。其实，陆小姐只想印证一下任老头是不是爸爸笔下的怪老头——在那部小说稿子里，怪老头也有一段“跳下飞机来帮老婆孩子，结果是老婆上了飞机，自己抱着孩子留在了大陆”的戏剧性情节——这跟任安平在医院阳台上侃的故事如出一辙。难道人世间还有这样的巧合吗？陆小姐捧他几句，就是为了撬开老头子的嘴，叫他“竹筒倒豆子”。
“好吧，我讲，我讲。只要你陆小姐爱听就行……”
面对这位漂亮的特别护士，家庭教师，勇挑“女主人”重担的年轻女人，“少将战术教官”也忘记了战术规则，撤掉了嘴巴子上的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