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老头儿真的有点儿怪，五十多岁，孤苦伶仃，一个人住在长城的敌楼里，还养着五只兔子羊。”
“兔子羊？什么是兔子羊？”
“你头一回听说吧！我也是在爸爸的小说稿子里头一回看见这个新名词儿的。我爸爸在小说里专门有一大段儿文字描写怪老头儿与兔子羊的亲密关系。可惜这部手稿已经送到香港去了，要不然就拿给你自己看看。没关系，我可以简单点儿告诉你个大概。司马台是山区，那一带有一种不值钱的小个子山羊，生下来的羊羔比兔子还小，你就是养它三年五载，长成一只老山羊了，体重也只有十几斤，就像哈巴狗似的，永远长不大。当地农民叫它兔子羊。这种羊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宰一只，去掉头蹄下水，落不下几斤肉，羊皮巴掌大，羊毛又粗又硬，简直没用。不过，兔子羊也有优越性，不像生产队喂养的骡马牛驴，要吃料，除了草料还得加一些高粱、黑豆、豆饼之类的精料，浪费粮食呀。兔子羊只吃青草，入冬之后就吃山坡上的干草。一句话，不用主人喂养，它自己能活着。而且是家畜，不是野羊。”
陆晓丹在吴珊的单身宿舍里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侃姐儿。在侃爷任安平面前，她缺少资本，不敢对侃；面对出了校门就一头扎进大医院的吴珊来讲，情形就颠倒过来了，想怎么侃就怎么侃，对方只能睁大小学生般的眼睛听着。
两大杯咖啡，像兴奋剂一样驱逐了睡意，她俩已经谈过了11点，连末班车也没有了，那就接茬儿侃吧，谁困谁就歪在床上好了，老同学之间无拘无束的长谈，机会难得哩。
“怪老头儿是个什么人？”
“下放户。”陆晓丹进一步解说，“我父亲是编辑，下放插队，叫下放干部。如果是无业游民，又有政治历史问题，或者有过刑事犯罪前科的人，也要全家下放到农村去落户，那就叫下放户。”
“这么说，怪老头儿是个坏人啦！”
“唉，当时是有这么一句话：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
“晓丹，你可别误会，你父亲当然是好人啦！我只是听你刚才那么一说，才认为下放户有可能是坏人。”
“我不怪你。下放没好人，是当年社会上的普遍看法。今天看起来当然很可笑啦，像是一句顺口溜。这样的顺口溜多得很，譬如：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又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唉，这种封建主义的血统论，在全中国，尤其是红卫兵运动当中，居然可以占据统治地位。”
“全中国？占统治地位？你夸大了吧！”
“我是随便说说。不过，‘文革’那十年，包括城市和农村，无论是参军、升学、入党、提干，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就是‘黑五类’或者‘黑帮子女’吧，恐怕是很难有份儿的。”
“那十年，当然是‘左’到家啦，好人坏人也分不清了。”
“那时候你我都在上小学。因为我爸爸的问题，我连戴一条红领巾的资格都没有。”
“扯远啦。还是说说怪老头儿的事儿吧！你父亲怎么跟他交上朋友的呢？”
“彼此都不是好人呗！一流找一流儿，猪八戒找孙猴儿。”
“晓丹，你真的生气啦？”
“没有。这些话都是我父亲小说里写的。”
“令尊大人到底写了一部什么小说呀？”
“书名他一共起了三个：《司马台考》，《长城博物馆》，《怪老头儿》。我母亲倾向于头一个名儿，我喜欢第三个。不过，我说了不算数儿，正式出版的时候，还是他们两口子说了算。”
“他们两口子？”
“就是我母亲和我的继父林子平。他们两口子在香港开了一家出版社，从社长到编辑、会计、校对员、推销员，只有他们俩。效率不低，一个月就出一两本书，还能赚钱。”
“你上次去香港，跟这本书有关系？”
“我就是去送这部书稿的。满满登登一小箱子手稿。出境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儿麻烦，海关要检查，那就查吧。等了几天，他们要读稿子嘛，结果还是过了关。”陆晓丹停顿一下，变了语调，充满感情色彩，“我父亲临终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丹丹，爸只有你这一个女儿，可惜你太小，我说多了你也听不懂……我没有任何财产留给你，只有这一箱稿子，你长大了可以看一遍，也好了解一下你的父亲。”
陆钧是1972年结束下放生活的。前一年，林彪摔死了，国内的“左”劲儿略微有点降温，谢富治也一命呜呼了，北京市的下放干部才陆续抽调回城，“落实政策”，安排工作。陆钧因为有病，回城之后也没怎么上班，倒是有了空闲时间写这部长篇小说。1975年陆钧病逝，把手稿留给了十四岁的女儿。
“爸爸去世不久，我就偷着看这部小说稿子——妈妈不准我看，可是，她也偷着看，一边看一边哭。妈妈说我看不懂，硬看，会影响功课。我说妈妈会哭坏眼睛。后来，妈妈和我达成协议，把箱子锁起来，谁也不看，等我高中毕业之后才让看。”
“我遵守了这个母女协议。我是1979年高中毕业的，虽然可以开箱子看小说稿了，可是又要准备高考，没一丁点儿时间。这年，我母亲移居香港，改嫁了。家里只有我一人，守着爸爸唯一的财产——这部手稿。”
“吴珊，上大学之后的事情，虽然咱俩是同班同学，但我的内心活动你也未必理解。学医，虽是我填的志愿，但主要是妈妈的意见。妈妈和爸爸是同行，中文系毕业之后爸爸当编辑，妈妈当语文教员，打倒四人帮之后也当了编辑。那时候还有个很流行的词儿叫‘心有余悸’，妈妈总觉得搞文学工作危险，就说，女孩子还是学医吧，安全系数大一些，将来就是出国，也比搞文学的吃得开。”
“可是，我受父母熏陶，从小喜欢文学。在医大听课，总觉得枯燥乏味。这时候我打开那只箱子，认真阅读爸爸的手稿，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吴珊，鲁迅是学医的，后来他认为医治人们的心灵更重要，便弃医从文，成了伟大的作家。我当然不敢跟鲁迅先生相比啦，但这思想脉络颇有相似之处。医大两年，越读越烦。我对自己能不能坚持读完这六年制的医科大学丧失了信心。这时候，几位比我大一些的文学青年决定骑自行车沿着黄河去了解社会，理解人生，去搞一次独立自主的‘人文调查’，而且决心那样大，毫不考虑什么后果，真使我羡慕得五体投地呀！这以后的事情你是知道的，我也不顾一切地跟着他们远走高飞了……”
吴珊一点儿也不困，听得津津有味，还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问题：“你爸爸这部稿子，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去呢？北京不能出版吗？”
“你瞧，外人谈问题，总和亲人不一样。妈妈早就要这部手稿，可是我舍不得给。春天妈妈来了封长信，说她身体不好，年龄也不饶人，只希望在精神和体力还允许的时候亲自把这本书编排出版，也好了却一桩心愿！同时，她也想我，打算在香港给我找一份工作。”
“懂啦，一个再婚的女人，总会思念前夫的。请原谅我这样说话，不礼貌。我妈妈也是一样，只要她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必然想起我的父亲——他俩是离婚的，我妈妈并没改嫁，我父亲却是又结婚了。嗐，不谈我家的事儿了。总之，一个家里有一本难算的帐，一个庙里有一本难念的经。唔，接着往下侃吧，你为什么没留在香港呢？”
陆晓丹冷笑一声：“当然不会留下。你并不了解我！如果我能留在香港，当年我也就能留在医大继续读书了。吴珊，任老头儿有句名言：人各有志。我只能走我自己的路。”
“对对。”吴珊很随和，“还是说眼前的吧，你到底为什么同意去任老头儿家里当特护呢？”
“因为任老头儿很可能就是我父亲笔下描写的那个怪老头儿。”陆晓丹补充一句，“要想挖掘人生的奥秘，他的经历是个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