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予（前522一前458），姓宰，名予，字子我，也称宰我。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生于鲁昭公二十年，卒于周定王十一年，小孔子29岁。自始至终迫随孔子周游列国，其间常受孔子派遗，出使齐国、楚国。司马迁说他曾任齐国临蓄大夫，还参与田常之乱，遭灭族之祸。宰予天资聪颖，好学善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记载他主动要求学习五帝之德。如他问孔子：我听说黄帝300年。请问先生，黄帝是不是人？为何能活300年之久？后又连续询问颛项、帝曾、尧、舜、禹五帝的具体情况。孔子数说他：“你一日要问遍三皇王帝，不觉得躁妄么？”宰予当即说：“从前听得先生教诲：小子毋越宿，有疑即当问。所以今天想彻底弄个明白有关三皇五帝之说。”（《孔子家语·五帝德》〕此外又问鬼神的区别，君子是否崇尚辞说等等。可见他是一位好学之士不仅如此，他还将学习与思考很好地结合起来，二者并重。他在学习了“仁”之后，做了深刻的思考，向孔子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仁者，虽告之曰：中有仁焉，其从亡也犷（《论语·雍也》）即是说如果一位仁者被告知有仁人掉人井中，他是不是会跟着下去呢？如果从之人井，则是做无谓的牺牲，如果走开，则是见死不救而不仁。”这个问题提得很深刻，使得孔子也难于正面回答面塘塞了事。可见宰我确是善于学思结合肯下功夫的人宰予在孔门弟子中以能言善辩着称，孔子评价说：“德行：颜渊、阂子寒、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把宰予置于“言语”科之首，排在“利口巧辩”的子贡前面。这说明孔子对他的口才是非常看重的。宰予受孔子之命出使楚国，楚王想送孔子一辆车，宰予施展其口才婉言谢绝，他说：“自臣侍从夫子以来，窃见其言不离道，动不违仁，贵义尚德，清素好俭，仕而有禄不以为积。不合则去，退无吝心。妻不服踩，妾不衣帛。车器不彤，马不食粟。道行则乐其治，不行则乐其身。若夫观目之靡丽，窈窕之淫音，夫子过之弗之视，退之弗之听也。故臣知夫子之无用此车也。”宰予回鲁后转告孔子，孔子问其他弟子宰予所说如何。子贡说宰予的话“未尽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则配天，深则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实也。”孔子说：“夫言贵实，使人信之，舍实何称乎。是赐之华，不若予之实也。”（《孔丛子·记义）明确赞同宰予平实的说辞，而不赞成子贡华丽的辞章。他把宰予置于子贡之前，确有道理。
孟子也赞宰予“善为说辞”（《孟子·公孙丑上》），司马迁说他“利口辫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都承认他有相当的辫才。孟子还大肆赞扬他的智慧和品德，他说“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孟子·公孙丑上》）宰予也有不凡的政治才干，受到孔子的首肯。孔子多次派他出使齐、楚等国。以发挥他善子言辞的特长。鲁衰公六年〔前489年），孔子一行解除了陈蔡之困来到楚国，楚昭王慕孔子之才德，想将700里书社地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说：“大王的百官中有一个像宰予那样有才华的吗？”楚王说：“没有”。既然如此，如果让“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于是打消了封孔子的念头〔《史记·孔子世家》）。昭王承认满朝官吏无一人能敌宰予，足以说明宰予确有不凡的治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宰予人仕齐国，任临菌大夫，具体从事政治活动。宰予善思，而且思想比较开放，具有革新的精神。《论语·阳货》篇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隧取火，期可已矣。”子日：“州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日：“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日：“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司马迁也将此照录于《史记》之中，足见有重要价值。
三年守丧，是孔子竭力主张的礼节，而且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丧”，任何人都不例外。守丧期间要住“凶庐”—坟前临时棚子。不能做在何事，甚至三年不谈论外界的事情。宰予对三年丧制作了认真的研究，发现守丧与习礼乐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人一旦守丧，对子有益于治国安邦的礼乐制度就要三年不习，造成对礼乐的荒疏。鉴于此，他勇敢地当着孔子的面指出服丧一年已经过久，坚决反对三年之丧。和上述他对子仁的深思卓识相类似，这又是宰予善于创造性思考的结果。对传统保守的礼制造成强有力的冲击，具有激进的革命意义。宰予的这种不拘礼节，大胆思考，大胆责难的敢作敢为的精神也直接影响到他在行为上对传统礼制的不顾《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宰予白天睡觉，显然不符礼制精神。孔子见了气恼至极，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弟子公然的违礼行径，给宰予以严厉的批评，说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粉刷）也。”并从此改变了看待人的方法。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并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孔子的这几句评语，直接影响了后人对他的评价。长期以来，“朽木不可雕”几乎成了宰予的代名词，而且是妇孺皆知。事实上，从上述可知，无论是从学习态度，还是从学习成就上看，宰予都是一个好学的学生，而且善于思考，勇于实践。孔子把仁“礼”作为人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比法更为重要。而礼的起点正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宰予昼寝违礼，看似违背小礼小节。
实际上干系重大，甚至可以同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孔子严厉的责骂，并不意指他情学，而是针对他“昼寝”的违礼行为。因此孔子的愤怒可以想见。宰予虽屡遭先生责驾，但不改对先生的崇敬之心，他曾经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他有雄辩之才，好学善思联系实际等的学习方法仍值得借鉴。他刘丧礼的改良是最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修正所谓“天下之通丧”，其勇气可嘉。对后来墨家主张节丧，应是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历史上虽然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但他作为孔子“十哲”弟子之一，仍受到历代朝廷的推祟和祭封。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追封宰予为“齐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诏封为“临淄公”，度宗咸淳三年（1267）又改封为“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