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勤奋和刻苦的学习与工作，往往与日常生活的简单朴素甚至清苦是联系在一起的。鲁迅的一生，除了学生时代经济上不能独立外，自归国以后，收入相对是稳定的，后来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尽管不很丰裕，收入也还是过得去的。但他并不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除了养老养小，维持家庭外，他的收入都花在了书上，或买书、或自费印书、或帮助青年出书。因此，他对吃用和衣着，从不计较，甚至是过于苛刻自己。这是他从小在家道中衰后的艰难生活中培养起来的一种美德，也是他忘我勤奋的结果。据许寿裳讲：“他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由于天冷，衣服不能御寒，只好多吃辣椒，后竟成嗜好，终因吃得太多，造成了他后来始终不愈的胃病。归国后在杭州教书，有了一定的收入，可他“仍旧着学生制服，夏天只做了一件白羽纱长衫，记得一直穿到十月天冷为止。后来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他的鞋是革制而遮满足踝的。到了北京后，身为官员，该讲究点吧，也不，他仍是朴素简易，甚至是寒酸。他刚去给许广平他们上课时，在学生的眼里，他的形象是“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耀人眼。小姐们哗笑了！孙伏园讲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对物质生活的态度。鲁迅的母亲一天对孙伏园讲，鲁迅穿的有一条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补的次数太多，她实在看不下去了，便给他做了一条棉裤，趁鲁迅上班去了，偷偷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穿上。没料鲁迅发现了竟给扔出来了。鲁迅的母亲希望孙伏园去劝劝。劝自然没有效果，然而鲁迅却讲出了一段意味深长的，且能反映他对物质生活与学习工作之关系认识的话：“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在上海，他并没有因有了家而贪图舒适。家里没有沙发，坐的是硬椅，躺的还是硬椅；经常穿的是极普通的布衫。脚蹬廉价的鞋，故一次去会见某外国人，在旅馆的电梯间受到冷遇，原因就是他穿得太寒酸，开电梯的不给他开电梯，只好自己爬上七楼。后来那位外国人送鲁迅下楼，又碰到了那个开电梯的。那人一见外国人对鲁迅的态度，顿感惊诧，知道自己看走了眼，赶忙献殷勤。所以，鲁迅对生活的享受全然没有这种意识，倒是他对沉溺于物质生活的舒适有很高的警惕性。一九二八年，鲁迅曾到过杭州，住了四天，但他并不陶醉在游玩之中，他认为西湖风景有宜人之处，杭州吃的东西也多，玩的地方不少，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才子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大褂，和苏小小认了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
鲁迅对时间的珍惜和对生活的简单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都统一在对学习工作的勤奋刻苦之中。他时时感到生命的短促和时间的不够，因此他就用拼命学习工作来延长自己的自然生命，用忘我的劳作来弥补丢失的时间。“当他一送走了朋友之后，又记起工作，时常会感叹夹抱愧似地自言自语：‘唉！又是一天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做，那是不行的，得赶快赶起来！多么自觉的勤奋意识啊！谁不能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并油然而生敬意呢？
许寿裳曾概括鲁迅的人格包括真诚、挚爱、坚贞、勤劳四个方面，甚是。其实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都与勤劳不可分离。鲁迅正是具有了这样的人格精神，才使他走上了现代新文化旗手的位置，登上了现代文学的巅峰。
“嗜好的读书”
读书的目的，大体可分两种，功利的与非功利的，也就是非嗜好和嗜好的。读书做官，读书发财，或为了成为某种谋生的手段，都是功利的；怡情养性，不在于书的内容本身，只注重读书过程中的愉快和情趣，是非功利的，功利的读书往往不出于读书人由衷的兴趣，常常是为一特定目的所驱使，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带有受外在目的的诱惑，有被动或非主动的特性；非功利的读书，出于主体内在的兴趣和嗜好，不带有现实直接的功利目的，即使这也算是一种目的，那也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内心驱动而非外物诱使，是精神的追求而非物欲的企求。功利的读书往往把求知求学视为一种获取目的的手段，知与学不过是工具；非功利的读书则是一种没有明确的目的，但却能在这过程中得到愉悦，在潜移默化中，丰富自己的内涵，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的方式。两者都有其合理性，不能将前者弃之不用而只肯定后者。
鲁迅是以自己兴趣出发读书的主张的积极倡导者。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应广州知用中学的邀请，对学生进行了一次演讲，题目是《读书杂谈》。这次演讲的记录稿经鲁迅校阅后分三次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着重谈了读书的目的与动机问题。现作一介绍。
他开始讲了读书并不是简单的事。他说：“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接着他分别阐明了这两种读书的不同。
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这真是体会深至的经验之谈。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为了生计，把读书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确实是没有太多的乐趣的，为了功名而硬要悬梁刺股，囊萤凿壁，其滋味恐怕是痛苦大于欢乐的；在世俗观念的影响下，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在读书是为了身外的家族利益或出人头地或事君荣亲等狭隘目的的时代，能说读书是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事吗？中国古代自中世纪以来，旧式教育以硬记死读为手段，以博取功名为目的，从小到老，不达目的誓不甘心，孤灯寒窗，冷凳凉墙，成天抱几本经书，整日念子曰诗云，即使有黄金屋、颜如玉、翎帽高靴这类耀眼的目标，也不能真正化解这种读书的苦楚。试想，范进不痛苦吗？孔乙己从读书中得到快乐了吗？于是，在我国的北方，很早就流传着一首关于读书的古老儿歌：“春困秋乏夏打盹，守着火炉待明年。说的是旧时学童以读书为苦的事，发出的是一种厌倦之情。无独有偶，在南方也流传着类似的歌：“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过了秋天又冬至，收拾书箱过新年。（此歌在各地流传中意义相似，文字有些出入，如四川为：“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又冷，收拾书包好过年。）这些诗对没有生趣的读书生活所引起的烦闷、倦怠，表达得含蓄而又生动，厌读厌学之情溢于言表。可见这种读书实在是很苦的。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对此有过深刻的揭示，他说：“自科举之学兴，士人抱兔园寒陋十数册故书，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贵而有余。读书者一生之精力，埋没敝纸渝墨之中，相寻于寒苦而不足。读书的高尚旨趣，在这样的目的下，确已荡然无存。
鲁迅从进私塾开始，就尝到了这种功利性读书的痛苦。博取功名，是父辈的希望，所以他从小就死读硬记，不懂也得读，不想背也得背，只能走大家所认可的路。当他回忆幼时父亲让他背书的事，当他说到家里要将他送到一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时，心里就有不快；至于忆及在南京新学堂里仍在大教古文大写古文时，也含有相当程度的不满，这一切都不过是读书无趣的反映。他曾这样说道：“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这段话，虽无直接的诉苦，但其中隐含的无奈之情却又是明明白白的。
与职业的读书相对立的是嗜好的读书。鲁迅对嗜好的读书的理解是这样的：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意思非常清楚，不带任何功利，不受实用主义之累，亦不为生计所羁绊，就是嗜好的读书的真谛。这是真正读书人追求的境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便是其意境的内涵。在任何社会里，具有这种境界的读书人是不多的。鲁迅就是这不多者中的一个。
幼年时代，在家庭的厚望之下，他读书的意愿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不得不遵从家庭的安排，读经书，学规定的科举必修课本。对家庭而言，这是自觉地让孩子走职业读书道路，也是那个时代家庭的主要甚至可说是惟一有前程的选择；对鲁迅来说，他是在被动地走着职业式读书的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家庭相对开明，在一定范围内，为嗜好的读书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条件。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读了被世人视为闲书的小说，更看了大量与科举没有直接关系亦无直接帮助的生物学、美术、野史杂记等书。到南京读书，大体也是这样。选择到南京进水师学堂，并非出自本意，也不是家庭的真正希望，经济的原因使他只能选择免费的学校。所以，他当时所学，他在学堂里接受的来自教师的书籍，主要是为了生计，是职业性的读书。不过，在家乡培养起来的嗜好的读书活动在南京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将目光投向专业外的书籍，严译名著、林译小说、以及种种为官方所不容亦为长辈所反对的宣传新思想、表达维新愿望的书刊，都是他热衷的对象。这些，与他的职业是无关的，是嗜好的读书。在日本，他最初选学了医学，自然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希望以新的医学治病救人，希望通过医学的发展来促进国家的变革。这种目的从根本讲是高尚的，也是符合嗜好的读书的。因为这不是个人功利的选择，而是出自个体内在的热爱与需求，不是为谋生赚钱和受外力支配的结果。这一时期，他阅读医学之外的各种书籍，更体现了嗜好的倾向。后来他放弃医学改弄文艺，更进一步地表明他忠于内心以兴趣作为自己读书的动力的决心。要指出的是，他此时的兴趣，不是“雅士的超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怡情，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国家的变革，为国民精神的刷新——来认识兴趣的，来体现出自己崇高的读书嗜好的。后来他归国了，在近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肯定也有职业的读书，但分析一下他每一时期读书的主要范围与其相应时期的工作，便可发现，他读书确实是出于嗜好的。在杭州时，他教的是自然科学类课程，可读的却是古代文史书，喜欢的是家乡的风土人情及著名人物的种种故事，关注的是古代的小说和历史；在北京教育部做官员，他沉溺的是更广泛的古代文化典籍，读佛经，抄古书，校古籍，辑录他喜欢的文史资料，与工作的性质似乎多少有些联系，但毕竟相距较远。后来他专门以笔耕为生了，更摆脱了职业性读书的束缚，自由自在，任兴趣和嗜好在书海中遨游。即使他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为了求新知、掌握新的先进思想器，目的性是明显的。不过，这是他内在的需求，不是别人的硬灌；是主动求知，不是被动无奈。无论从革命的意义，还是从个人角度看，境界高远，决非装点和附庸风雅者所能比，从这个意义上讲，仍是真正的嗜好，是高尚的兴趣使然。
以嗜好作为读书的动机，是一种理想的读书境界，在现实中，要彻底实现是困难的。鲁迅自己也不可能完全以嗜好者的身分，去读自己想读的书，有时也不免为职业性读书所累。所以，他清醒地认识到，完全放弃职业性读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
凡读书人都有共同的感受，为某种直接功利读书确实不是愉快的事；完全放弃内心的需要，或为了名诸如职称之类，或为稻粱谋以书做为挣饭吃的手段，也没有多少乐趣可言。这是对主体意志的剥夺，是读书个性的丧失，也是对读书真谛的消解。当然，谋职称，挣饭吃也是出于主体的意愿，出于个人生存的需要，只不过与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主体和目的，有了太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