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又如何协调职业性读书和嗜好的读书间的冲突呢？这二者之间有冲突，但并非绝对不能统一，比如研究文学者去读文学书，如果选择文学研究是出于爱好，那么二者就是统一的；研究其它亦然。再如教师，如果真正是出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读有关的书，自然是其乐无穷。于是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解决的办法：职业选择应依据个人心性，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职业读书与嗜好读书之间的矛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也难。事实是，多数人选择职业受到的约束太多，家庭的、社会的、个人的能力条件等，都是不能完全凭个人意愿解决的。看起来，此路也一下子通行不了。基于此，另一方法就是个人尊重现实，使自己慢慢接受并不情愿的职业，并逐渐增加兴味，这样就可将职业性读书带来的不悦转化为嗜好的读书的乐趣，即在思想、情感上，尽力超脱，以轻松的态度来对待，形成嗜好的读书的心境。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也就是说，以嗜好的读书的心态去读职业性的书。这样，既可摆脱为读书而读书，为生计或为某种特定外在不得已的目的而读书带来的苦恼，又可获得目的所需要的东西；化被动为主动，变苦恼为快乐，一言括之，取决于读书人心态的变换。这也许有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与其长期痛苦，为什么不能以积极方式通过短暂的痛苦，去获取读书的真正乐趣呢？
学而不思则罔
读书学习与思考是一对孪生姐妹。我们民族的圣人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样的话，可见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彼此增益的统一性。大凡读书人，都会记住读书需要思索这一古训的。不过，在读书人中，也并非人人都能正确地理解思索在读书中的意义，也不是个个皆会对别人的书进行独立的探究，往往被书牵着鼻子，不知不觉被对象迷惑了。结果，书呆子、读死书、死读书、直到读书死。有的人可谓学富五车，可惜自己不过是一个不能用于实践不能对别人发生影响，对社会有所贡献的“资料库；脑袋里全装着的是别人现成的知识和结论，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也就谈不上创造，此类人历代皆有，甚至还较多。于是，古人中的有识之士便提出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命题，针对的就是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将书读活，是不容易的，然而这又是读书的最佳目标。古往今来，真正有成就的人，不是靠死读书名垂千古的；他们的真正价值是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借鉴别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有所思考，有所创造，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体系。
鲁迅就是把读书与思考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他的成就正是得益于他在浩瀚的书海中游泳荡舟而又不被淹没，始终能坚持对所读对象的思想的独立性；能在高不可测的书山面前，保持了不迷信不盲目的清醒头脑。简言之，就是要学会思考而且是善于思考。舍此，书读得再多，即使是“韦编三绝，收获也不会大。
用脑子，用自己的脑子读书，是鲁迅读书的主要方法，也是他极力提倡的方法。
这一良好的读书习惯从幼年时便开始了。本来，中国古代的教育，目的自然是归于教化的。老师教学生，指定几部入蒙书或读圣贤的经典，却不会教学生去思考，更不敢让学生去怀疑书中的内容，因而学生主要是被动接收，缺少主动思索、消化、吸收的能力。结果，在中国那么多的读书人中，做起学问来，大都是“我注六经，缺少独立创造性，这大抵是不教人学会思考，不敢用自己脑子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结出的果实。
小时候，当鲁迅还没有正式入学，不识字时，他所看的只是图画类的书或者听别人讲图画上描述的故事。那时，年幼无知，又无多大的理解力，但他却能从图画及故事中，以简单的方式，思索出与别人不尽相同的意见来。鲁迅对这一段读书经历，有过真切的回忆：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藏的老书，并非我所专有。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人之初，性本善么？这并非现在要加研究的问题，但我依稀记得，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枕扇之类。“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哭竹生笋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但是哭不出笋来，还不过抛脸而已，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自然，必须不顾性命，这才孝感神明，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但那时我还小，实在不明白这些。
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枝拐杖。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去了。……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着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对图画中的故事的反感，对自己做孝子的命运的担忧，对所谓“孝子的不合情理举动的朦胧反对，虽不是理性的而是本能的反应，但恰恰说明了思考的开端；有了这样的敏感的心理基础，为上升到后来的理性思考提供了条件。鲁迅的回忆是后来的事，但确实可以让我们感到，幼时鲁迅就具有了不盲从不完全迷信书本的意识的萌芽，也具有了探究问题、弄清事情原委的潜力。读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的人，一定会记得有关“怪哉虫的事。鲁迅说，“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于是，他怀着儿童的好奇心，怀着对不了解事物进行探究的心理，便在一次上了新的内容的课后，大胆地问：“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然而先生却浇了他的冷水，一句“不知道！就回绝了他的求问。这件事，实质上反映出鲁迅求知不是凭道听途说，而是要通过思索，弄清楚事物本原的态度，从简单接受到思索然后不耻下问，正是思考的反映，说明鲁迅在读书时就有了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他后来从古书的种种记载中，悟出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通过中西民族性的比较，得出了中国民族性中缺少“诚与“爱的观点，并进而从事改良国民性的艰苦而伟大的事业；他读科学书，认为科学是“人性之光；他从西方近代被压迫民族文学以及具有反抗性的作品中，思索出了“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对中国民族复兴的巨大意义，看到了文艺改变国民精神的价值；又正是通过思索，他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翻阅鲁迅的作品，处处可见到思考的智慧在闪烁，页页渗透着理性的分析。作者对所读的书，总是比较分析，吸收消化，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决不是简单地读读或轻易地接受。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太多，这里略举例说说吧。
鲁迅读古书时，曾读到一段有关赛马方法的文字，其方法的核心是：“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这段记载，见于《淮南子·诠言训》，全文为：“者（指赛马）不贪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乎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哉，马力必尽矣。鲁迅读后，就对它进行了剖析与思考，得出了更有意义的启示。他说：“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拼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话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了。他不是孤立地去接受书上的有关赛马的方法，而是透过这种方法，将其与中国的为人处世原则联系起来，与国民性联系起来，从而具有了新的思考深度。他继续思考着：“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从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由此，他联系历史状况与中国现实的需要，提出了要民族培养“不耻最后的精神，他说：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当我们读完这几段文字后，怎不为鲁迅读书时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思考而感到由衷敬佩呢？这就是思考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读而思，这不仅是鲁迅的读书之道，也是他常常倡导的读书方法。他特别注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关读书与思考的一段话，曾多次在文中提及。这几句话的核心是说在读别人的书时，自己的思想往往被书中的思想所侵袭，不由自主地将脑子的思想空间交了出去，成为别人思想驰骋的战场，原话出自《读书与书籍》：“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的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叔本华讲的情况，就是读死书，死读书，不用脑子思考的状态，鲁迅对此论深表赞同。他在《读书杂谈》里说道：“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即萧伯纳），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即叔本华）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他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萧伯纳笔下的读书者，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代名词；叔本华从读书人的脑袋被别人侵夺立论，反对读书，主张要用自己的思想去发现真理。鲁迅是赞同萧伯纳的观点的，对叔本华反对读书的片面性是不欣赏的，但他从叔本华的话中，认识到了读书时必须自己来思考的重要性。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的上海《人言》周刊上，登载了一篇署名胡雁写的《谈读书》的文章，先引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的话，然后说：“看过一本书，是让人跑一次马，看的书越多，脑子便变成跑马场，处处是别人的马的跑道，……我想，书大可不必读。鲁迅看了这篇文章后，写了《读几本书》一文，发表在五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栏中。在文章中，鲁迅阐述了读书与思考的关系，指出了胡文恰好是没有正确理解叔本华的观点，即没有用自己的脑子分析，进一步指出了读死书的弊病。他说：“读死书会变成呆子，甚至于成为书橱，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糊涂了。所以，千万不能读死书，因为“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读死书不是真读书，反对读死书并非要人不读书，因此，在反对读死书的同时，又说“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不过是读书时，不能尽信书，要有自己的主见和独立思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