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原因
人口基数过大。我国自建国初直到“十年文革”结束的近30年，在“人多好办事”、“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思想支配下，以为我国“人口众多”是“难得”的一大独特优势，导致全国上下大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而长期忽视计划生育，没有及时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造成全国的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已认识到人口数量过大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果断采取措施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并把“计划生育”纳入了我国的基本国策，但由于此时全国的人口基数过大（9亿多），人口问题已积重难返，致使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不得不面临这一严重的人口包袱，特别是不得不长时期面临因劳动年龄人口过多，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二者之间严重失衡，而必然给我们带来的严峻就业问题。
国民素质普遍偏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经战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四万万五千万劳苦大众根本就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的中国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因而，虽然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技术素质，历来高度重视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根本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几亿人民提供最良好的教育，这导致我国的国民素质普遍偏低，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需要。
低素质劳动力供给大大过剩。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必然导致了当前我国产生严峻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成因，即一边能适应当今知识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和技术工人供不应求，一边低素质的劳动力供给却又大大过剩。据有关资料推算，若我国的第三产业特别是知识产业所占的比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可以容纳近1亿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就业，而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若要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则将至少需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5亿以上。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我国农村劳动者不仅不具备实现劳动转移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技术技能，而且平均文化程度还不到初中毕业的水准。这无疑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大“硬伤”，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
（2）制度创新效应
“隐性失业”显性化。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和用工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的以政府统包统配为特征的就业和用工制度已被冲破。新的就业和用工制度以劳动力”供求见面、双向互雪为特征，用人单位可以选择劳动者，劳动者可以选择就业单位。劳动领域的这一制度创新，在消除传统就业和用工制度无竞争、少风险、不流动、非效率这一内在缺陷的同时，还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等企业冗员过多的弊端，从而使过去一些单位普遍存在的“隐性失业”逐步显性化。这无疑是我国就业和用工制度创新最明显的一大收益。然而，任何制度创新都是有成本的，也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其最大的代价也许就是，“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必然导致社会失业率上升，就业、再就业矛盾变得日趋明朗，从而使维护社会就业局势稳定的难度不断加大。
（3）发展性因素
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发展事关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无疑是最大的发展。要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就必须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努力发展高新技术和知识产业。这是促进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发展是有条件的，也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的。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过程中，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使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就业含量减少，则是今天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正在付出的代价。在历史上，我国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也曾多次面临过就业问题，但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人地”矛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就业问题，则主要表现为资本、技术替代劳动的冲突。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使得我国在一个时期以来不得不选择了一种“效率优先”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及路径。为此，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和结构调整过程中，更多的是试图用资本、技术去替代劳动力，更多的是试图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来实现“赶超”的目标。须知，在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保持基本不变的条件约束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会降低就业增长弹性，并加剧失业矛盾。可见，从关注“民生之本”的角度来看，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在我们加快经济发展进程中，各地尤其是就业矛盾相对突出的地区，切不可一味地去追求GDP的增长而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为同等GDP增长量，若由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实现，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分别仅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20%—30%和10%—15%。
（4）供求匹配原因
“有供无求”与“有求无供”并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已成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要手段，市场导向就业相应成为了就业的主要形式。在此情况下，劳动力供求双方能不能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有效结合，即能否匹配，是劳动者能不能实现就业愿望的关键。然而，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就业问题，既有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因素，也有劳动力供求难于藕合和匹配，使本来就相当有限的就业潜力难以释放的原因。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披露，2003年一季度我国部分城市“有供无求”的职业不少，岗位空置与求职人员的比例，其中北京的美容美发为18：1，裁剪缝纫为6：1；天津的保险业务为8：1，物资采购为9：1；重庆的裁剪缝纫为7：1，机械电气工程设备安装为8：1；沈阳的数控操作为6：1，模具钳工为7：1。同时“有求无供”的职业也不少，其岗位与求职人员的比例，天津的机动车驾驶为1：31，维修电工为1：56，化妆师为1：7；重庆的机动车驾驶为1：6；沈阳的行政业务人员为1：8；南京的计算机工程师为1：8，保险业务员为1：10。上述情况非常直观地说明，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着职业岗位与劳动力供求难于匹配，且呈现“有供无求”与“有求无供”并存的严重矛盾和问题，从而严重制约着我国劳动力资源与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和有效结合，并加大了劳动者实现有效就业的难度。
此外，由于我国农业已进入资本、技术替代劳动的加速时期，加之农业与非农产业比较利益的落差逐步加大，形成很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拉力，导致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内在冲动愈来愈强烈，从而更加剧了城镇就业压力。
2．3开发人力资源增加就业机会
2．3．1我国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我国人口现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人力资源开发中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注意和及时解决。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内，我国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1）劳动力供给高峰到来加剧了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未来20年是我国人口数量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将由2000年的8．6亿上升到2020年的10亿，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715万人。随着人口向老龄化方向不断发展，我国人口结构将由目前橄榄型转变为柱型，到2050年转变成倒金字塔型，成为典型的老龄化社会。因此，必须解决好新增人口就业问题和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降低养老问题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2）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加大了城市就业压力。中国经济正处于战略性结构调整阶段。由于历史原因和劳动力市场体系发育滞后，大量城市职工的就业匹配和职业转换存在困难，出现了较严重的失业下岗问题。在下岗职工中，40～50岁年龄组所占比例最大，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这些职工人力资本较低，再就业比较困难。据估计，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进一步推进改革大约要向社会释放1/3以上的冗员，城市就业压力较大。
（3）推进城镇化需要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创造大量非农就业岗位。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发展目标，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左右，按常态经济发展计算的城市化水平大致接近60%。这样，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4．6亿上升到8．3亿，增加3．7亿。随着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聚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地点和职业角色随之发生变换。为了避免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出现的“贫民窟”等现代城市病，需要在城镇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