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德育的新趋势
近年来，国外德育教育出现了许多新趋势，为加强大学的德育工作，有必要借鉴国外德育的情况。
一、国外德育的机构设置
国外从事德育的社会机构一般是学校、科研单位、社会、教会和特定组织。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大学，都负有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责任，在学校分为学生管理和教学（主要是课程设置）两条线，从不同角度实施德育教育。在实行教育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如法国、韩国等，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分别按照教育部统一编制的德育大纲实施教育。而实施地方分权制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则没有统一要求，不过这些国家的教育行政部门经常组织编定分别供学生、教师和家长使用的教材和参考资料。
德育教育的科研单位性质多样化。有的是民间基金会资助的，例如美国的卡耐基基金会，德国的阿登纳基金会；有的是大学自己建立的，如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青年研究所；有的是政府资助的或直属政府部门的如韩国的青少年开发院直属于韩国文化体育部，青少年相谈院（相谈的意思是接近中文的“咨询”，但更强调对等交流）直属韩国教育部，这两院不但是研究机构，还兼有行政职能。
社区机构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也是德育的重要机构。如志愿者活动的组织领导大多数是由社区和学校以及教会共同承担，教会在西方国家历来都担负有德育的任务。前苏联、东欧剧变后在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宗教势力迅速扩展，教会日益成为德育教育的重要机构。
特定的社会组织从性质上称其为“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与个体之间起桥梁作用的组织。当今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采取政府、青年组织和青年个体三者相互双向联结的三角形模式，来实现政府和社会对青年的管理。这些青年中介组织，基本上都是非政府组织，它们在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受政府和社会授予的各项职能，履行一定的义务，同时充当青年学生的代言人，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这些青年中介组织发挥了桥梁、纽带的作用。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还有一种更特殊的跨国或国际的，但又是地区性组织，这就是议会下属的青年组织，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欧洲青年中心和欧洲青年基金会。随着这两个组织的发展，也为了便于各国政府青年工作领导者进行合作，20世纪80年代又设立了欧洲青年指导委员会，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成为欧洲青年工作的最高实际领导机关，它定期讨论工作，督促规划的落实，评估已取得的成绩。
二、国外德育的管理方式
世界各地对德育教育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行政、经营三大手段，分别或综合运用来进行。
各国都十分重视用法律手段依法行事，所以学校里的道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例如，志愿者活动也有法律依据，美国20世纪80年代通过了“国家社区信托服务法”，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1993年维也纳会议也做出决定，在促进青年的志愿服务时要明确青年志愿服务工作主要依据法律，这些法律规定了全国各级相谈院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咨询活动内容、作用、地位等。
在人员的培训方面，各国都有相关的规定，对从事有关德育教育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挑选，许多地方还实行培训上岗制度，教育系统的培训是结合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进行的，另外学校学生系统的工作人员都逐步实现了专家化、学者化，如大学里的学生咨询中心，咨询员必须是心理学家、法律专家或社会学家。韩国“青少年基本法”和“青少年保护法”规定，小学和中学的咨询员必须有5年以上的教龄，并经过180小时专门培训方可上岗；大学的咨询员必须具备大学学历，并经过500小时的培训，1996年又提出要实行咨询工作的“资格证制度”，成立专门的“咨询研究生院”，以解决硕士学位以上咨询人员的资格问题。由于有严格认定程度，从事德育工作人员的素质有了可靠的保证。
对于非专业从事青少年工作的人员如青少年团体的领袖和青年项目的组织者也进行培训，如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1993年维也纳会议决定中有一项就是专门关于培训青年领导人、支持青年组织的，俄罗斯青年学院（原苏联中央团校）现在仍然承担着培训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青年组织负责人的任务。
三、国外德育教育的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德育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的制约。具体说来，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二是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三是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50多年大致上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是20年左右，各有不同的发展背景、主要内容和理论指导，且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
第一阶段，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与战后经济恢复和东西方进行冷战的要求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德育首先在意识形态壁垒森严、反共和反美的声音都十分强硬，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了民族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前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堪称历史上黄金时期。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并没有解决。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民权运动、妇女运动风起云涌，到60年代末掀起了席卷全球的“新左派”学生运动，这些运动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潮为其思想支柱，标榜“反主流”、性自由等颓废思想文化在社会上十分流行。而与此同时，教育中却存在着所谓“价值中立”的倾向。在青年学生“反叛传统”、“多元化”、“民主化”的强烈要求下，教师不愿也不敢进行传统价值观的灌输，放弃了对青年进行教育和指导的职责。政治风潮和教育界的软弱涣散引起了各国政府对德育教育的高度重视，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和改进德育，并且将学校德育放在首位。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社会转型过程中观念更新也推动了德育“学科化”运动的兴起。社会问题的产生提出了一大批课题，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德育进行研究，使得基础理论、调研报告、方法实验、实际工作等成果大量涌现，奠定了像“青年学”这样的综合性学科的基础。许多学科产生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被移植到德育中来，研究人员也逐步专业化，德育注意与学校教育的改革配合，注意发挥其社会功能，把重点放在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末。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不景气后，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开始有了转机。虽然社会危机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已经退潮，社会发展趋于平稳。这主要归结于各国政府在采取经济、政治对策来调整社会矛盾的同时，也调整了文化教育政策。总的取向是“向传统回归”。社会流行的哲学文化思潮及思想文化氛围与教育目标逐渐接近一致。各国所提倡的“向传统复归”，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为了保证完成经济、政治上的“振兴”目标，迎接新的挑战。美国几届总统都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提出“振兴美国”的口号，表达对美国青年的信任和期望，号召他们为之奋斗甚至献身。重新提倡个人与社会并重的价值观念，倡导适应于资本主义需要的美德成了这一时期德育的主要内容，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甚至民族沙文主义）再次成为主旋律。在美国政府的引导下，当代参加学生运动的所谓“愤怒的一代”已经不再愤怒，他们从“体制外”走到了“体制内”，继续充当忠实的公民，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或社会精英，甚至有的成为现存体制的领导人。这一时期德国的青年研究，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零星、分散的状态走向国家的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系统的研究，由专注政治问题走向多样化，眼界更开阔，课题更丰富，并且对政府的决策起到参谋作用，而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自发生剧变后，对人民进行爱国、独立、民族存亡的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护社会稳定，则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则在经济起飞、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后，着力克服“经济进步、道德沦丧”的“现代病”，大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21世纪世界各国的德育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调整，新加坡对儒家伦理教育进行了反思，英国则认为21世纪的竞争对于德育既是压力又是机遇，这次调整到现在仍在持续着。
从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德育的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共同的特点。如为了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作为阶级统治的手段，在德育教育的诸多方面抓得最紧的是政治教育。美国政府对待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及宗教教育的政策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后两者的政策比较宽松，而在政治教育方面却采取了许多“硬性”的措施来保证贯彻执行，如对学校教学计划中政治科目的规定，对教师、校长和督学人员按一定的政治道德的要求进行严格的筛选等。美国的德育虽然都面临多元化社会中教育与个人自由选择的矛盾，但是矛盾发生的层面不同。在道德教育中，这个矛盾发生在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道德规范和教育目标上，所以只好各行其是，而在政治教育中，这个矛盾则是发生在教育方式和学生对教育方式的选择上，可称得上是不拘一格。但对政治教育的目标，即培养美国忠诚的公民则是确定不移的，其核心内容包括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及优越性的教育、反共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国民精神的教育，这些方面长期以来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在对公民进行政治观念的灌输方面，美国政府的导向坚定、旗帜鲜明、态度一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如这些国家都十分注意联系社会现实，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德育的内容上，把解决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问题摆在首位，其次才是帮助个体适应社会的“生存”问题。
四、国外德育教育的新趋势
当代世界的德育总体呈现的新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毫不减弱的“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的、集团的利益对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过在冷战结束后，它的存在形式和内容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有交流、渗透甚至某种融合，但其中的对抗不但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范围还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对抗，造成德育教育的“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在各国的德育教育中丝毫没有被遗忘和淡化，美、英、法、德、日都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建国观念。韩国还把“反共”与“防日”联系在一起，作为对本国国民五大道德要求之一。在俄罗斯，叶利钦毫不隐讳地宣称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德育的任务就是以不同的方式传播，灌输本阶级、本集团的意识形态，乃至肃清敌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2.日益强化的政治功能。德育的政治功能，就是凝聚人心、巩固政权、化解矛盾、稳定社会，这个功能在当代世界各国的德育教育中正在被加强，其主要的实现方式就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去论证现存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正因为在现代错综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惟有爱国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找到种种利益冲突中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同点。所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不约而同地成为当代各国德育教育的主旋律。我们看到，美国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在一代又一代的新老移民中形成了强烈的“美利坚民族”意识。新加坡通过“共同价值观”大讨论，使印度人、马来西亚人凝聚成“新加坡人”。前苏联、东欧剧变后，处于转型时期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在艰难地选择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过程中，面对人民群众的困惑和迷惘，惟一没有争议而能够高举起来的旗帜就是爱国主义。但德国、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又总是掺杂着新法西斯主义的不和谐音，这引起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担忧。
当代世界各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内容的具体化、策略的隐蔽化、方法的多样化、本质的功利化。其中，民族情感只是纽带，国家意识才是核心。值得注意的是，爱国主义教育不但让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国家”是什么，还采取适当的方式使之升华，这方面新加坡两次全国性的价值观大讨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3.主导社会和个人并重的价值取向。当代世界的德育教育中，价值取向发生了有趣的变化。盛行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开始强调社会价值，而向来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的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也开始关注个人价值，使得社会和个人并重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然而经过20世纪60年代末学生过分张扬的自我和个性自由已经走向了反面，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破坏了工业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则，从而爆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个人主义招致了舆论的批评，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股批评浪潮，舆论强烈呼吁恢复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要求在教育改革中加强教育，在德育中又要求纠正过分强调个人的方面，美国众多的教育改革文件都呼吁强化学生个人价值目标和学校价值目标上的社会共性取向。从德育的实践看，西方各国广泛开展了志愿者活动，许多政党及其领袖，特别新一代政治家都大力提倡“集体精神”，并把它写进了各自的党章。集体主义终归是不可能取代个人而占据西方文化核心地位的，但在社会导向上，已不再单纯鼓吹个人主义，而是主张个人与社会两种价值取向并重。
在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则正好相反。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期间，其政府无一例外推行的是类似新加坡的“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的价值观教育，但迈进发达国家的门槛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已经越来越多地要求尊重他们作为个人的存在价值，儒家传统文化中包含的集体本位价值观是否足以应付现实生活的挑战，已经成了一个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所以，在所谓“儒家文化圈”内，各国政府也开始积极寻求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