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西方经济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危机、动荡和战争，1914—1945年的30多年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发展出现了转机，在战后的50多年中，西方国家经济相对迅速发展，生产方式获得了世界性的扩张，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形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论预见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如何理解战后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呢？客观分析，当代西方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战后西方经济重建，西方国家进行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等等。这些因素的综合，有力地促进了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趋势，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张，造成了资本的国际化大循环，从而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本矛盾，其中知识经济则对战后世界经济持续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战后首先发生在西方的科技革命是西方工业化以来发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以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三个方面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
1.快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科学技术既是财富底产物又是财富底生产者。”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随着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直接生产力”，它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愈来愈突出。据统计，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科技的作用或者说科技进步的“贡献率”，20世纪初叶为5％～2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提高到50％以上。1982—1986年日本经济每年的实际增长中大约60％是由科技进步做出贡献。在美国，该“贡献率”为70％—80％。这意味着在发达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的不是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而是科学技术。可以说，知识经济实质上也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力革命，它使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特别是作为生产力首要因素的劳动者素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据统计，1951—1975年，西方国家中，日本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8.8％，联邦德国为4％，法国为4.3％，美国为3.2％，英国为2.6％。这些数据显示，战后西方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大大高于战前。一些西方学者还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国民收入与社会财富的增加做出了直接的贡献。美国学者爱德华·丹尼森曾利用“投入——产出法”对生产要素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经济增加的贡献率进行过定量分析。他认为：19291～1982年，美国实际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92％，由科技进步产生的增长部分为1.06％，即贡献率为36.3％。
知识经济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在直接的生产领域又为扩大再生产创造了物质条件，使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使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及相应带来的更高的产出率，使战后西方国家剩余价值率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又有利于企业货币资本的积累，进而扩大了固定资本的投资规模。以日本为例，1955—1973年30人以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9倍，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同期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额增长了8.1倍。
2.开辟新兴产业，拓宽国内外市场。资本的本质在于不断地追求自身的增殖。资本增殖的最基本手段是市场的不断扩大，市场扩大也是解决资本在其价值方面障碍的基本手段。资本运动之所以停滞甚至陷入危机，究其根本原因是实现资本增殖的市场条件缺乏，抑或资本在市场上达到了饱和状态。新技术革命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新的生产力源泉并使其生产关系得到相应的调整。战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质的飞跃，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先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表现为生产—技术—科学的发展循环过程，这一过程中科学并不直接促进技术与生产的重要变革。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科学发展开始是由生产决定的，但在当代科技革命的条件下，由于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应用于生产的速度与效率大大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逐步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循环过程，使科学、技术与生产日趋一体化。
由于新技术大量涌现，创造并形成了新的市场需求，一大批新兴高科技产业随之发展起来，如电子计算机、通信及传播技术的进步，创造并带动了新兴的信息产业的大发展。美国经济增长的30％来自高新产业部门，过去几年来美国新增的1000万个就业机会中有2／3是由高新技术企业创造的。
3.知识经济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秩序。到目前为止，知识经济的主要成果大多掌握在西方国家和西方资本集团手中。当今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拥有全世界新技术的90％和技术贸易额的75％。如果以国家为单位看，美国是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的第一强国。长期以来，美国高度重视科技开发，大力推进知识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投入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高居2.5％—2.6％。到1994年，美国投入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资金总额高达1765亿美元，这个数字要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此巨额的投入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头号知识经济大国。
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着科学技术、知识经济的优势，利用高附加值的技术、知识产品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不等价交换，使大量经济剩余转移到西方，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所起的一种负面作用。
科学技术之所以在全球化时代被少数跨国公司和少数西方大国所垄断，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大国实施了国家利己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雁行战略”。“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的封锁战略，主动地向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与技术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上的依附关系：一方面，由于不断地下行性的梯次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抑制其产品的自主性成长，抑制甚至摧毁其自主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系统，结果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发展的雁阵中永居末端，难以赶上和超过“领头雁”——发达国家，被紧紧束缚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另一方面，“雁行战略”的实施，却为发达国家创造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空间与条件，不断地刺激和促进发达国家提高其资本的有机构成，并减缓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带来的传统的产业结构的内部矛盾，使发达国家总是处于“领头雁”的地位，将发达与不发达相对地固定下来。这种雁行模式中的依附关系又在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着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和优势，进一步巩固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因此，知识经济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首先意味着严峻的挑战。
二、我国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思考
综观知识经济对西方国家战后经济振兴的轨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科技竞争关系到经济竞争的成败和国家安全及富强。因此，面对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战略。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务部关于《美国在尖端技术中的竞争》的报告中指出：“如果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中的领先地位继续下降的话，这将会给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造成深远的影响。”日本学者远藤哲认为：“把科学技术看成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事情，仅仅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过程和逻辑来看待，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必须把它同经济、产业、国防以及社会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欧洲人认为：“谁掌握先进技术，谁就能在21世纪称霸。”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指出：“新技术革命把整个世界连成一体，现在可以说是世界性的经济战、科技战。这场新的世界大战将取决于我们的科技力量和文化力量。”人类进入21世纪后，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而竞争的焦点集中在科技和教育上，科教已成为各国政府优先发展的目标。美国为了保住在全球的经济霸主地位，提出了“高边疆”战略。之后，把发展科技的重要性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加大投资，调整政策，在21世纪死守科技“制高点”，强化政府对科技的领导；重点发展以微电子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体系；推出“教育与培训战略计划”振兴美国教育，以确保美国公民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全体美国人受到杰出的科学、数学和工程教育。日本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因而20世纪90年代在继续贯彻《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的同时，提出了《科技白皮书》，出台“高技术立国”政策；从偏重应用研究到注意基础研究；改革教育科研体制；在高技术领域“挑战美国”。欧洲曾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祥地，昔日的辉煌威震全球，200年资源经济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知识经济叩响世纪大门的时候，欧洲通过了《第四个科技发展和研究框架计划》，加快高科技产业化和利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准备用高科技唤回欧洲昔日经济繁荣的狂飙。前苏联“科技发展纲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从“军工主导型科技”转向“民用型科技”，使前苏联新兴技术部门和高技术部门成就辉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秉承了原苏联科技的主要资源，加快私有化改革的步伐，有望再造昔日科技辉煌。因此，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西方国家新的战略运筹，应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1.审时度势，抢抓机遇。200多年前，在以纺织机和瓦特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由于历史原因，它与我们擦肩而过，使我国在工业时代与西方国家之间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至今尚未赶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科教和经济发展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但如果把我国放在世界的“横坐标”上去比较，就深感任重而道远。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口的确占世界的大多数，但是世界上有90％以上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和科技活动却集中在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投入还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一家企业，这样发展中国家很难有自己的专利、品牌和知识产权。不少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附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处于被动地位，从而加剧知识分配和交易的不平等性。
我国目前尚未实现工业化，农业经济占有很大比重，科学技术水平低，劳动力数量过多且素质较低，人口、资源、环境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没有发展知识经济的条件。199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科技体制改革初步取得成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开始启动，并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我国几十年形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体系，基本能够满足科技发展本身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三者之间的衔接需要，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渠道初步形成，以“863”计划为代表的高科技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某些研究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目前在一些科技上我国虽处于落后状态，但通过一些措施，仍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可以说，在国际竞争中，我们既面临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优势的压力，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与动力、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充分认识本国国情，把握住历史发展机遇，才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