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1923年，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安源以及紫家冲、湘东、醴陵、株洲4个分部设有工人补习学校暨工人子弟学校7所，不久统一命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在校学生总数达2000人左右。第二年年初，工人俱乐部又决定在各工作处设立了约16个读书处，对工人以及工人子弟进行教育。此外，工人俱乐部还创办了1所工人图书馆，设立了10处公共阅报处，并组织编印了《工人读本》等一套适合安源路矿工人使用的教材。到1924年上半年，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人学校教育体系。
刘少奇认为，工人教育并不仅指文化知识教育，还应当包括全部宣传工作和群众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在他的指导下，不仅工人俱乐部所属的教育委员会，而且讲演委员会和游艺委员会也通过组织各种重要纪念日的群众集会游行、讲演、街头宣传以及群众性的文化娱乐和体育等活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传播文化知识，帮助工人纠正赌博斗殴等不良习惯，抵制黑暗社会对工人的腐蚀侵袭。
刘少奇还非常重视革命报刊在安源工人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接任总主任后，在安源路矿工人中出售《向导》、《新青年》、《先锋》、《工人周刊》、《劳动周报》、《警钟周报》、《星期日》和《京汉工人流血记》等革命书刊，给工人教育提供了广泛的教材。
1923年上半年，为了使工友切实明了俱乐部各项情形及提高工友的普通知识，刘少奇指导创办了工人俱乐部自己的刊物，于这年的12月正式定名为《安源旬刊》出版。《旬刊》设“言论”、“时事报告”、“劳动界消息”、“本地风光”、“工人常识”、“七嘴八舌”、“诗歌”、“戏剧”等适合工人阅读，文字通俗，内容丰富，编排活泼的栏目，颇受工人欢迎，成为开展工人教育的重要阵地。
卓有成效的工人教育，提高了安源工人的觉悟，对安源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低潮期间不断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连国民党反动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安源共党之所以有根深蒂固的基础，确实是过去共党在安源有充分的‘赤色教育……”。
刘少奇始终注意从优秀的路矿工人中吸收党员和团员，使安源党、团组织的建设取得了显着成就，这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能够在工运低潮期间硕果独存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1924年的秋天，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安源的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决定由两地委合办党校，开设政治经济学浅说、少运史和俄共党史等三门课程，主要培训中共党员和青年团的骨干分子，对他们进行有关党团组织基本知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策略等教育，使他们了解国内外经济政治状况、各种重大事件，了解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基本知识，了解工会组织的意义和组织形式。
党校成立后，刘少奇担任了校长。他和教员们一起，编写通俗易懂、思想性强的党课教材，并亲自为学员们上课。有一次，刘少奇曾以工人生产袜子为例，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道理，使文化不高的工人学员们很受教育，他们说：“校长讲得好极了，像是给我们心中点燃了一盏灯。”
除举办党校以外，刘少奇还投入了很多精力，领导俱乐部的党团组织，采取个别谈话、支部会、联组会、报告会、讨论会、训练会、训练班、组织阅读党团出版物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党团员们的政治训练。
刘少奇等人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1923年6月前，安源仅有中共党员30余人，到1925年8月份，这一地区党的支部已由1个增加到13个，党员230多人；团的支部达到36个，发展团员433人。党团基层组织遍布于俱乐部机关、合作社、窿内、窿外、紫家冲、醴陵县城、株洲及其附近的八迭乡等地，构成了安源工人俱乐部能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巍然屹立的组织基础，安源因此被列为中共全党少数几个工作重点区域之一。
在刘少奇主持的两年多时间里，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不但能够“巍然独存”，而且取得了许多新的胜利和进展，成为广东以外全国唯一公开存在的革命工会，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
1925年的春天，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刘少奇离开安源前往广州，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5月1日，大会正式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5月7日，刘少奇当选为全总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成为中国革命中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直奉战争
1922、1924年，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权在华北地区进行的战争。
1920年直皖战争以后，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支持皖系军阀的日本帝国主义转而扶植奉系军阀。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心和对自己走狗的扶助决定了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和以日本为后台的奉系不会长久共处。直奉两系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发生裂痕。直系不满于奉系坐收渔人之利夺得大批皖系辎重财物，奉系对直系在长江流域地盘的瓜分怀恨在心，两派各怀鬼胎，最终兵戎相见。直皖战争刚刚降下帐幕，另一场激烈的争夺战的号角就已吹响。
直奉战争的导火线是张作霖支持下的亲日派政客梁士诒的组阁，其深层原因是对北京政权的争夺。梁内阁上台后，赦免了被通缉的安福系战犯，又打算借日款赎回胶济线，并抑制吴佩孚的军饷。吴佩孚对梁内阁强烈不满，接二连三地通电揭露梁内阁的种种丑行，迫使梁内阁倒台。这时奉系连续派兵入关备战，并联合广州和皖系的余部组成反直同盟。直系也作好了决战的准备。
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分东西两路分别在津浦线、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进行。直奉双方大搞舆论战，捏造战报来吹嘘自己的战果。整个战争在长辛店、固安和马厂展开，而最激烈的战斗则是在琉璃河和长辛店之间进行的。两军屡进屡退，伤亡无数，奉军集中炮火猛攻直军阵地，吴佩孚则严守长辛店，指挥董政国坚守阵地以疲奉军。奉军猛攻，直军坚守，相峙一天一夜。次日，吴佩孚下令改守为攻，奉军被迫防御。
5月3日晚，吴佩孚得知奉军炮火已消耗不少，乃以大队直军从正面猛攻，另派精兵绕道至奉军后方。4日，直军径扑卢沟桥，使奉军腹背受敌，奉军炮弹用尽，直军又有一个旅从潼关赶来增援。此时奉军原属冯国璋部下的第十六师倒戈投降，直军取得长辛店大捷。奉军溃败，逃往山海关。东路奉军取得了一些小胜，但因张学良受伤，加上前线的溃退，不久也溃败。张作霖于6月4日宣布闭关自治。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直系独霸了北京政权。为了制造“合法”的假象，直系军阀曾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捧出原总统黎元洪复职。当他们自认为统治稳定时，就策划踢开傀儡黎元洪，上演了曹锟贿选的丑剧，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加剧了直系内部的分裂。直系军阀推行军阀一贯采用的“武力统一”的原则，妄图吞并异己，实行独裁。各省军阀为了抵制中央军阀和外省军阀侵占自己的地盘，达到自保的目的，则大唱“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调子。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张作霖退居关外，对内苦心经营，对外积极联盟，图谋东山再起。
1924年9月，张作霖乘江苏直系军阀齐燮元和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进行混战之机，再次出兵，向直系宣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的序幕首先在热河揭开，双方主力对峙于山海关、九门口的正面战场上。10月中旬，山海关附近战斗激烈，直军虽有吴佩孚督战，但连败数阵。直军将领冯玉祥见直军大势已去，又因吴佩孚有夺其河南地盘的旧嫌，遂落井下石，由热河前线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吴佩孚腹背受敌，一败涂地，率残部南下，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循例扩充自己的实力，势力由关外进入关内，一度到达山东、江苏。张作霖吸取以往战后因分赃不均而酝酿新的战争的历史教训，与冯玉祥一起把“北洋元老”段祺瑞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但实权不久又落入张作霖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