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安源工人俱乐部邀请各地工会代表来安源参加罢工胜利周年纪念活动，借以加强各地工会之间的联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14个工团组织，有的派代表，有的致电表示祝贺。在这次纪念大会上，刘少奇发表了《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的演说，将“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列为俱乐部以后的基本任务之一，对中国工运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此前后，刘少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参与筹建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主持了恢复在工人运动低潮期间遭到摧残的汉冶萍总工会的工作。经过一番筹备，到1924年的9月，汉冶萍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源秘密举行，决议恢复汉冶萍总工会，刘少奇当选为总工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同月，利用纪念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两周年的机会，刘少奇和安源工人俱乐部再次邀请各地工会代表到安源交流经验，给正在日渐恢复的全国工运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1925年4月，刘少奇在总结安源工运的斗争经验时肯定地说：“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不独强固自己的工会，竭力向前发展；并于援助同阶级的伙伴，和谋全国工人的团结上，尽了很多的力。”探索工人自治繁荣工人经济刘少奇将提倡工人自治视为俱乐部的又一主要任务。他指出：“俱乐部宗旨除保障工人利益外，他如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在工作上服从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都是俱乐部的主要任务。”
1924年8月，刘少奇主持修改通过的俱乐部总章，更进一步将“提倡工人自治，发扬互助精神”作为俱乐部宗旨的一部分。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俱乐部对工人自治问题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并建立了相应的机构。1923年5月，由工人最高代表会推选7人组成裁判委员会，负责处理部员之间或部员与外人之间的各种纠纷。
1923年7月，刘少奇又召集最高代表会议，在俱乐部原有的工人监察队的基础上组建了工人纠察团，纠察团有严密的组织，设有团长、副团长，团下分队，对内负责监督管理工友、制止酗赌等不良行为，对外负责保卫工人俱乐部，防止敌人的破坏行动。
建立故世职工抚恤会是工人自治的内容之一。1923年冬，刘少奇路遇贫病交加的工人谢福山暴尸街头，他带头捐出身上仅有的十几个铜板，并当场提议：“工友们，我们成立一个‘故工抚恤会好不好，如果每个月每人省一天的工钱，把它积起来，今后工友遇到了困难，或有个生、老、病、死，大家就有依靠了。”刘少奇的建议得到广大工人的热烈响应，在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路矿两局的八个部门相继建立了故工抚恤会的组织。
工会参加生产管理，也是工人自治的重要内容。刘少奇从工人的切身利益出发，大胆提出工人俱乐部参与生产管理，维持产业进步的建议。针对罢工胜利后部分工人产生的虚骄之气，以及少数工人故意违反正当的生产纪律的问题，由俱乐部出告示劝告工友遵守正当的厂规，服从工头职员的正当指挥，禁止工人赌博斗殴。俱乐部还召集工头管班开会，讨论共同负责整顿出产问题，并派各处工人总代表下矿井考察生产情形。
1924年6月1日举行的第二届最高代表会议上，刘少奇领导的工人俱乐部更进一步组织了一个“出产整理委员会”，以“负责整理萍矿出产，提倡工人自治”，使工会组织进一步介入了生产，探索出了工人参加管理的经验。
在担任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期间，刘少奇对发展工人自办的经济事业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当时，为了改善安源工人的物质生活，减少资本家和工头对工人的剥削，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1923年2月安源工人俱乐部创办了我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向工人出售大米、食盐、煤油等生活日用品，开展银元兑换铜元业务。以往工人到商家兑换银元，l银元仅换铜元不足200枚，而消费合作社则保证按市价兑换，1银元可换铜元210枚，杜绝了奸商从中盘剥的门路，大受工友欢迎。
刘少奇在接任俱乐部代总主任以后，立即委派俱乐部兑换股经理毛泽民经办合作社，这一得力人选使合作社得到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到1923年8月工人俱乐部第一次换届选举时，合作社所辖商店已由1个增加到3个，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由20余人增加到40多人。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刘少奇发现合作社的人事管理和经济管理不统一，不利于发展，他要求合作社整理社务。按照这一意见，俱乐部主任团会同经济委员会严格审查了合作社的账目和营运办法，使合作社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获得了更显着的发展。经过多次整顿和不断改进，合作社的组织和制度渐趋完善，1924.年全年销售总额达到76000余元。
为解决合作社兑换资金周转问题，刘少奇指导合作社印行铜元票和股票，还发行10000元纸币，以便流通，使资金不足的问题大为缓解。到刘少奇离开安源前夕的1924年12月，合作社基金由原来的18600余元增加到28300余元。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全国第一个和当时仅有的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它的创办和发展，对于改善安源工人的经济生活，团结工人，坚持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健全组织加强建设
在领导罢工斗争的实践中，刘少奇非常重视工会组织和党团组织的建设。
1923年8月，在与他人合写的《俱乐部组织概况》中，刘少奇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和军队一般，如此，在工作上才能完成他的使命，才能达到他真实意义的目的，”为此，必须吸取世界各国工会组织的经验，坚持两条原则：一是“由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二是“采取民主的集权制”，来加强工会组织的建设。
1923年8月，在工人俱乐部第一届换届选举前夕，刘少奇以俄国苏维埃政权为蓝本，主持拟定了一整套新的组织法：以全体十代表会（每10个人组成十人团，选出1名代表，为十代表）为最高权力机关，类似于苏俄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总代表（每个工作处选总代表一人）会议和百代表（每10个10人团选百代表1人）会议为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机关，相仿于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总代表会议和百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相仿于苏俄的人民委员会（即后来的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设教育、宣传、交际、财政、裁判、纠察、互济、出版、游艺、庶务等10个委员会，相仿于苏俄的人民委员部。
1924年8月，在俱乐部第二次换届选举中，刘少奇再次主持改组俱乐部，使工会上层组织条理清晰、职责分明，同时也真正形成了深入于工人群众之中的工会基本组织。
在刘少奇等一批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安源工人俱乐部“组织之完善，实力之充实，诚为国内劳动团体所仅见”，因而被誉为全国“劳动界的一根柱石”。
在健全工人俱乐部组织的同时，刘少奇还注重对工人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达到“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把“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并训练工人作事的能力”列为工人俱乐部“前进的方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