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里根的加州政府请求FBI对其针对校园激进分子而展开的“心理战”提供帮助，从而为1969—70学年做准备。局长胡佛热情响应，并指派副手克莱德·托尔森前去援助。里根的一名助理说他们想以建筑违章为由关闭散播激进思想的书店，并希望司法部以违反公民权的罪名对“那伙扰乱好学生正常学习的激进分子”提起控告。他提到他曾听说国防部官员能提供情报。托尔森向他保证：“我们很清楚他们是有这种潜能的。”
事实上，联邦政府正在开发这种“潜能”。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山姆·埃温，保守派民权自由论者，就了解到为弄清某些可疑的美国人在读什么书，财政部官员会核查图书馆借阅清单；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也开列了一份反战科学家的黑名单；联邦经济情报局还要求政府官员检举任何意图使总统难堪的人。
但埃温仅看到了冰山一角。自1966年军情处就开始监视可能对军队造成威胁的抗议者。尼克松政府将这一侦察计划扩展到一切反战活动，并起用司法部律师威廉·伦奎斯特，令他起草备忘录对此进行合理辩护。很快，来自全国300个办事处的1000名地下情报员就对下列团体建立了档案：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美国基督教领袖会议以及忧世教士和世俗人士关注越南组织。
5月14日，司法部长就一份有关“卡俄斯行动”（中情局1967年设立的组织）的简报会见中情局局长，想确定到底是哪些抗议者正得到外敌支持。当时四份单独呈交给约翰逊总统的报告一无所获，如今尼克松政府也遭遇了相同情况。然而，米歇尔还是下令扩大侦察范围——不再为中情局章程中只能监视非美国人的规定而费心。10月，“卡俄斯行动”开始渗入反战运动。“我们的内部消息导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更加诡秘”一名情报员说。它“使得他们更难吸引过去经常参加集会的人”。
尼克松政府设立地下组织，通过查阅纳税申报单将唱反调者搅得心神不宁。当尼克松获悉国税局在查约翰·韦恩和比利·葛培里的账时——他自己在1961和1962年被查过——他咆哮道，“把消息传出去，直接告诉国税局，如果他们继续稽查我们的朋友，我倒希望他们查查我们对手的账。”他还建议，国税局应从新上任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拉里·奥布莱恩开始，因为他和尼克松的兄弟一样，有可能与霍华德·休斯组织从事不正当交易。7月，国税局成立“激进组织委员会”，之后改名为“特殊服务组”，以使目的更隐蔽。他们的目标清单里包括1000多个团体和4000名个人，这些机密资料都存放在国税局地下室一个常年紧锁的隔音房间里。“我们没法在法庭上通过刑事诉讼来减少这些团体的活动，”一条白宫备忘录解释说，“但国税局能通过行政诉讼做到。”
同时，司法部正着手处理法庭事务，特别是芝加哥那起由朱利斯·霍夫曼法官负责的案件。当时他主持着对阿比·霍夫曼、汤姆·海登、波比·西尔及其他几名所谓的“芝加哥八君子”的审理。政府掌握着对其中五人进行电话窃听所获得的资料。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已判定窃听记录必须递交给辨方。然而，七月份，即起诉书发放后三个月审判开始前两个月，司法部长米歇尔发表惊人声明：既然行政部门有权“收集那些被非法途径所利用、造成政府形式发生变更并试图激起暴动的组织的情报”，那么让辩方查阅这些记录就侵犯了国家利益。律师愤怒抗议，指责作为首席大法官的他违背了其就职宣誓。可这位大法官的想法却刚好相反：如果他得履行职责去“维护和捍卫宪法权威，反对任何国内外敌人”，那么他就是这么做的。FBI称，自1968年以来芝加哥组织者成了“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他们坚信自己是在履行保护国家安全的的职责。也许是的吧。
9月24日，芝加哥阴谋案开庭审理。一名出租车司机对来访记者说：“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将在圣诞节前被关进监狱。”可事态发展得没那么快。波比·西尔在康涅狄格州被指控谋杀另一名黑豹党成员，尽管他的律师查理斯·盖瑞持有让他留在加州的庭谕，美国警察局长还是用链条押着他离开了加州，于是他声称自己被绑架了。由于盖瑞在加州进行手术，西尔在第三天开审时要求六周的延期审理，却被法官拒绝了。
西尔大叫道：“如果你们继续剥夺我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我只能认为法官是美国法庭上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者。”
霍夫曼法官是个极其自傲的人，最令他自豪的就是他曾主持审理了北方第一例废除学校内种族隔离制度的案件。“等等！等等！”他吼道，命书记官复述西尔的话。接着转向西尔说：“小心你的措词，先生！”接着他们俩不断争吵，后来陪审团终于进来了。被告汤姆·海登举起拳头向他们致意。检察官理查德·舒尔茨愤怒地要求法官让陪审团退场。法官声色俱厉地指责海登不该挥拳头。可海登却回答：“我习惯这样打招呼，法官大人。”
检察官舒尔茨开始做开场陈述，他提到阿比·霍夫曼曾搞怪地站起来并向陪审团送去飞吻。
法官严肃地说：“我已命令陪审团不去理会霍夫曼先生的飞吻。”
长头发的辩护律师利昂纳德·温格拉斯做开场陈述，他提醒陪审团，根据判例法规定，他们是法庭上的最高权威。
法官再次要求陪审团离开并警告温格拉斯不要继续这种“拒不服从的行为”。
每天上午，西尔和法官霍夫曼之间会上演袖珍版“案中案”；每天下午，被告和法官之间又会爆发两代人的斗争。审判的第二周刚开始，陪审团里的两个女人就提到她们在家里看书时收到的信，上面写道：“你已经被盯上了——黑豹党。”其中一个说她不可能再不偏不倚，于是她被免职了。消息从报道此次审判的地下媒体传出，审判被视为政府阴谋监禁所有年轻反对者的开始：由于这些陪审员都仅有20来岁，控方便写信要求剔除陪审团里可能同情被告的人。
圣诞节前这场审判是不会结束了。恐怕到复活节都不可能结束。
10月3日，芝加哥警察在西区全副武装地包围了黑豹党总部（无人死亡）。三天后，安吉拉·戴维斯在加州上完了她开设的“哲学99讲”（黑人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哲学问题）的第一次课。她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年轻教授，赫伯特·马尔库斯的信徒，也是一名公认的共产党员。加州大学评议会里受里根控制的大多数成员进行投票，要求解雇安吉拉。结果有2000名学生跑来听她的课。
此后两天，即10月8日，“气象员”学生组织企图发动革命。
经分析，他们得出结论：数千名年轻人将一起聚集芝加哥，拆毁这座猪猡城市。组织高校里的工人阶级恶棍和被疏远的无产阶级者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革命终将变成现实。战争将被带回家，年轻人也将“亲身体验越南人的痛苦”。若第三世界看到他们所作的牺牲，也会站起来联合战斗。
天黑后，林肯公园的篝火旁，名为“愤怒时代”的暴动随着纪念切·格瓦拉的殉难拉开了帷幕。斗士们紧张地瞥了一眼：他们只有300人，而旁边却有2000名守候的警察。他们炸毁了一座为纪念在1886年干草市场暴动中牺牲的警察而建立的雕像。一名官员对《讨论报》说：“我们觉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了。”
汤姆·海登拿着扩音器说被告会团结一致（事实上，被告对此是有分歧的）。
NBC的一名制作人感觉像有把刀子插进了他的心脏：“猪猡记者们，如实报道这些事件。”
一名头目喊道：“我是马里恩·德尔加多！”——这是信号。德尔加多是名五岁的小男孩，曾在1947年用一大块混凝土使一辆客运火车出轨。他是“气象员”选中的民间英雄。
斗士们沿着黄金海岸的街道一路尖叫，用棍棒、铁链、钢管和球棒把路旁建筑和车辆的窗玻璃砸得粉碎。他们冲向警方封锁线，有6人被警察击毙，但28名警察因此负伤。
外地人借宿在为反战提供方便的教堂和神学院的地下室里，因而没有被捕。第二天晚上一支有70人的妇女民兵队伍聚集在格兰特公园准备袭击征兵局，但还未到街上就被制服了。州长奥格尔维下令出动2500名国民警卫队员，因此当地高校取消了原定于次日的“越狱”行动。与此同时，市镇当局助理法律顾问理查德·埃尔罗德在对付一位“气象员”时，跳起来撞上了混凝土墙，结果终身瘫痪。为此，这位“气象员”被控蓄意谋杀。他的母亲告诉记者：“我不怪芝加哥警察，他们本就应该将他们都杀死。”
“气象员”宣布了他们辩证的胜利。正如一名成员所指出的：“我们并不想结束战争，我们要参与战争。”被告杰瑞·鲁宾在联邦法庭的衣帽间告诉记者：“他们将反战运动升级了。”与他同为嬉皮士的同僚斯特瓦特·艾伯特解释说：“如果你拿起一本历史书，看到1938年上千名柏林大学学生代表着集中营的犹太人冲上街道、砸碎车窗、撞倒肥胖的德国老女人、痛打盖世太保，你会作何感想？……从道义上讲，他们是没错的。”
尼克松、米歇尔、里根和胡佛也能宣称他们取得了辩证的胜利：因为他们如下的理论得到了证实：从街头打斗者到躲在教堂的旅行者，这些反战人士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推翻我们的宪政共和国。
对总统的支持出现两极化，革命者也在不断增加，尼克松执政的第九个月，反战主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6月，有47%的人支持尼克松对越战的处理，45%反对。但到了9月，支持者下降到35%，反对者却上升到57%。对很多人而言，尼克松结束战争的秘密计划似乎是将战争升级。想结束战争的人多得惊人，其中甚至包括那些曾经投票支持他的人。
3月份，忧世教士和俗人协会关注越南组织（CALCAV）发出60000张海报，上面罗列了阵亡的美国人和越南人。牧师领导了复活节期间的示威游行：30000人在下着雨的芝加哥；40000人在加州，100000人在纽约。教友会教徒先后在征兵局和国会大厦前宣读了在越南牺牲的美国人的名字。受到逮捕威胁后，他们又与众议员手挽手以示抗议。CALCAV在密歇根召开大会时，陶氏化学公司总裁吉尔·多恩——虔诚的新教圣公会教徒——邀请他们去自己家。1967年，学生对凝固汽油进行暴力破坏，而这些凝固石油正是陶氏生产的。为应对学生暴动，多恩表示：“只要美国牵涉进了越南战争，我们定会履行争取民主社会的职责。”他告诉牧师，如果他们可以证实凝固石油是扰民之首，他将努力使公司背弃合同。很快，陶氏公司故意公布自己花天价争取国防部的凝固石油生产合同，之后又停止生产武器，因为这样做不利于他们在学生中招聘员工。
6月27日的《生活》杂志刊登了在阵亡战士纪念日之后的那个星期死在越南的战士的照片。看起来他们还都是孩子。第二周，参议员就国会在发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发表了自《北部湾决议案》以来的第一份简短声明。“妇女罢工以争取和平”组织头带黑纱在白宫前示威。华盛顿记者约瑟夫·古尔登撰写的《最先伤亡的真理》于八月出版，书中认为约翰逊总统以北部湾为由说服国会同意升级战争的行为纯属欺诈。海军陆战队前指挥官大卫·舒普为此书大肆宣传。同样曾为高级官员的退休海军威廉·科森出版了《背叛》。他解释说，当一名士兵死在他的臂膊里，临死前还在问他“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们这场战争的真相”时，他突然醒悟了。科森在写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时，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床。政府要员发现了这一计划，他们召集特遣部队，想动用军事法庭来处理。然而意识到此书最好还是不被公众注意时，他们又放弃了那样做。
“愤怒时代”之后的一周，所有主流声音都有了发声契机。一名波士顿信封制造商出主意进行一天的全国性反战大罢工。大多数反战领导人都对此持怀疑态度。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对堂·吉诃德式的成功有所了解的山姆·布朗。他曾是1968年麦卡锡“童子军”的组织者。他意识到，反对者通常集聚的地方，如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讲都只是外乡外土，因而这些活动具有局部性。如果将斯克奈塔弟、辛辛那提和被科尔斯菲市的反战屠夫、面包师以及烛台生产者的照片放进美联社，一支新的反战队伍也许就会应运而生。既然“罢工”听起来像投炸弹者干的事，那么他们就套用尼克松的话：暂停。暂停正常活动刚好定在了周三。
第一篇新闻稿称：“在1969年10月15日这天，全国将暂停正常活动以反对越战并要求尼克松将军队带回家。”“终止越战委员会”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其核心是253名签过反征兵誓言的学生自治官员和学生报编辑。春季校园冲突实际上对其组织者很有利。人们迫切希望与这些敲开他们大门的衣衫整洁的孩子聊聊，以便了解这些令人困惑的事情。谈话直奔主题：“越南有50多万的美国人，而尼克松仅撤军25000名，这只是做做样子吧？按这一撤军速度，我们是不是还得在越南待9年？”
对尼克松和基辛格而言，这是可预见的最激烈的发展。唯一比这种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更糟糕的是沉默的反战游行。大量普通市民反对战争的活动打乱了他们设想的赢得战争的计划：进行致命一击。
“我称它为狂人理论，鲍勃，”1968年的一天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在海滩散步时对他最亲密的助手说，“我希望北越相信我会动用一切手段来结束战争。我们要在‘无意中’告诉他们‘行行好吧，你们知道尼克松很担心共产主义。他若发怒我们就都没办法，而且他还掌握着核按钮。’这样一来胡志明自己就会在两天内跑到巴黎向我们乞讨和平。”
这一策略遵守了尼克松的格言：政坛发怒，有意为之。然而他并没有遵守任何他在竞选旅行时说过的话。从候选人到总统，尼克松在公开声明中都是主张将战争降级的。
1966年以来他就曾私下说，从严格意义上讲，越南是攻不破的，总统的工作是在可接受的条件下结束战争。狂人理论的想法就是如何“恐吓他们走向谈判桌并在威胁下主动提出你想要的条款”。
狂人的威信必须靠疯狂行为来保证。这就是对柬埔寨实施大规模轰炸的一个原因，也是轰炸保密的一个原因。它只为敌人这一特定观众设计，如果公众发现总统嗜战，大量的民众就将与尼克松为敌，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好战是行不通的。这也是尼克松害怕停战行动的原因。为了使河内确信他可以毫不留情地残害他们，必须得使河内相信他是一个倍受欢迎的总统。十分矛盾的是，这就意味着尼克松必须在公众面前表现出降级战争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