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辩。媒体的观点支持了新道德的一条核心宗旨：性愉悦是健康恰当的，羞耻和否认是不健康的。这被视为一个标志，教育自此意识到了性虚伪的旧制度背后的漠然与残酷——女孩们被分成几类，“做过爱的”，“结了婚的”，但滥交的男性却没有什么耻辱的标记；1966年11月，杂志《亚特兰大》刊登了一系列支持离婚的文章（包括菲利普·罗斯的一个短篇故事，他在两年后的畅销小说《波特诺伊的抱怨》中赚到差不多一百万，主角手淫时射在了一块肝里）。1967年1月的亚特兰大登了一篇文章，纪念“色情文学和新表达方式”。连《读者文摘》都报道了“对情欲作家的战争胜利”，同期刊物从女性杂志《麦考尔》里节选了“性治疗师”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的一篇文章，建议是：“今天‘性教育’的方式无法塑造温和友好、富责任感的人类……或许如果我们尊重性行为，孩子就会感知到它所带来的承诺。”1967年另一期文摘热情洋溢地赞颂了一所去年曾有17岁女孩怀孕的学校和它的“性教育实验”。此类性教育项目席卷全国，谁会反对呢？“沉默即犯罪。”《时报》引用了此问题一位学科专家的话——说这句话的时间远在1914年。还好主流观点和他一致，正如《看客》杂志激动的言论：“倒退的观点如同春来雪化一般低了头。”
堕胎问题观点类似。1962年，亚利桑那州一档热门儿童节目主持人雪莉·芬克白在怀着第五个孩子的孕期，偶然服下了含有撒利多胺成分的镇定剂，药品会导致孩子肢体残疾。医生建议她堕胎，但亚利桑那和全美国均禁止堕胎实施。她诉至法院，法官拒绝了她的请求。她转而到斯德哥尔摩进行堕胎。事件被广泛报道，芬克白的境地激发了改革堕胎法律的全国运动。《时代周刊》尤其赞同，在1967年6月哀叹，现有的治疗条件下，1966全年只有1万例堕胎获得许可，但有100万到150万例非法施行——“带来高比率的术后感染和上百起死亡”。杂志认为毫无疑问，结束这一切意味着进步。上一月期刊的封面印着“口服避孕药”几个大字，以福音书的口吻报道了它“消除饥饿、欲望和无知”的潜力。他们把一篇关于“罗马天主教会和……少数正统犹太教徒”对此药道德反对的简短讨论藏在了第21段。
结果和伍德斯托克如出一辙：富兰克林派与正直人社的战争又多了一条前沿阵线。一个读者不敢相信地提到了芬克白：“难道《时代周刊》杂志宽恕了她的堕胎想法？”另一读者：“堕胎就是谋杀……杂志不是自相矛盾地否认他们是生命吗？”另一方面，奋力回击的道德绝对论者——自由派和女性主义者断定人有权做出选择：“堕胎会引发两难处境——这话让我生气。心满意足、套着马甲的男性立法者洋洋自得地讨论着结束一个产前生命的学术问题，而惊恐万分的女人正绝望地把尖东西往子宫里插，对我而言，这比堕胎本身严重多了。”
伍德斯托克事件两月前，哈里斯组织了一场关于新道德的投票。调查中，2/3认为过去的十年间道德衰落了，只有11%认为道德提升了。富兰克林和正直人社一致同意社会正持续恶化，分歧则在越战和性病上——究竟是哪个先导致了恶化的发生？意见好像与阶级一致：29%认为“不公正的法律可以无视”；“专业人士”中，数字升到了38%。接受调查的全员中，31%认为“猥亵语”并未使性“变得肮脏”——持相同观点的比率在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占45%，在年薪超过10000美元的人群中占41%，在专业人群中占46%。《时代周刊》高人一等地解读说：“在旧的真理和当下美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就好像没有知识、不够有钱和不够专业的人都被“现实生活”一笔勾销了一样，好像他们的反对都不在真正的道德范畴一样。
文化上最为保守的总统高级顾问帕特·布坎南负责为总统准备每日新闻摘要，将道德堕落正入侵社会的每则新闻都安排在突出位置：《新闻周刊》关于新道德的封面报道；迈阿密的道德集会；瑞典色情影片《我好奇》，触碰到了情色的界限，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庭判决之后，该片获准公开放映，成为曼哈顿57街时髦的约会影院最热门的影片。“淫秽和肮脏是百万正派人士的关注焦点。”布坎南在备忘中指出。总统表示同意：“帕特在国家安委会会前拦了我好一会，主要是想在淫秽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措施。”霍尔德曼在1969年3月28日日记中写道：“我们甚至决定让他去一家纽约剧院，看看那些人脱衣服，再看看下面的人起身离席，强化下他的感受。”在聪明年轻的副检察长约翰·迪安三世帮助下，尼克松完成并传达了关于淫秽色情资料的一条特殊信息：“法院没有将社会弃之不顾，使之暴露在淫秽作家的侵害中；同时也考虑了政府的合理举措”；国会要强化法律，使市民“保护家庭远离色情广告侵袭”。
尼克松的结论：“最终答案不在政府，而在人民。个人对色情的反抗是必要的。”美国人回应了呼吁。《看客》杂志曾用“春来雪化”形容倒退观点对新运动的屈从态度，而这次他们的斗争目标就是这一运动：学校性教育。
伍德斯托克事件两周后，芝加哥恶名远扬的希尔顿酒店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一会议以祷告开场，祈祷上帝保佑他们与“自我中心，不敬上帝，企图破坏家园圣洁和美国安宁”之人斗争到底。接着是效忠宣誓和国歌。女主席阿伯特·弗莱明要求后排的摄影师关掉电视打光。记者没有动，有人吼起来：“他妈的谁又想要媒体在这儿？”“教育危机全国大会”终于恢复了秩序。
代表是来自22个州的“道德安定母亲团”“反对性与敏感教育家长团”之类的组织。走廊里响着激动的谈论声，关于最近“所谓的抗议音乐节”、伍德斯托克、“不刮胡子的脸和乱糟糟的毯子”，还有要学生成对地进到小房间、自行发掘男女区别的体育课，以及在工具棚里被抓到做爱的男女说自己在运用课堂知识做“科学实验”；幼儿园就教学生交配，厕所没有隔板就要男女混用浴室更是离谱万分。一个17岁男孩被一个性教育老师的话激起了性欲，然后强奸了她。有的课堂教育学生人畜通奸。如同春天的雪一样，社会道德正在消解。而要为此负全责的是一个叫玛丽·考尔德伦的女人。
1961年全国教堂协会会议上，计划生育前医疗顾问考尔德伦代表她的组织——美国性信息教育委员会提出了“性教育方针：从幼儿园到12年级”在1964～65学年被1000多处学区采用。典型的幼儿园练习是观察孵卵器中的鸟卵孵化。支持者认为这绝非破坏行为：“教堂应该起表率作用。”美国医学会、美国教育学会和美国学校行政管理协会发表决议表示支持。她的理论是，如果公开坦率地接触生命知识，人们就会在性行为上更负责，否则孩子就会拿街上听来的闲话填补空白。伊利诺斯一处校区称她的项目能打击“‘情境伦理学’和正在兴起、但尚未普及的婚前性行为”。甚至比利·格雷厄姆的杂志《今日基督教》也谨慎地暗示了赞同态度。
他们不觉得这属于“自由派”，但它确实是。性信息教育委员会的课程鼓励孩子提问。考尔德伦说她最喜欢的四字母单字是以K结尾的TALK（即交谈）。她建议牧师这样告诉咨询婚前性行为的会众：“没人能帮你做出判断，但有些事情是确定不移的。”她说当人们“对自身诚实时，才会讲道德”，“达到自身的最高标准即为至高道德，不管你把它叫做上帝或其他什么。”对于相信判决来自上帝——至少是父母权威——的人，这无疑是一条破坏性讯息。与反性教育运动紧密相关的还有反“敏感性训练”运动：孩子谈自己的感受和家庭生活，又是对家庭和教堂权威的极大挑战。他们的小册子写着：“社会主义者用性武器将孩子与父母权威分裂开来。”或许不是社会主义者，反正是有谁在把孩子分裂出来。这个“谁”越来越像媒体了。
自由派引发了这场扩张，无知地跌入了“道德权威从哪里来”的爆炸性争端，还认为自己在毫无疑问地推动道德改良。因此，也不难理解美国的保守郊区一触即爆的情绪：比如迪士尼的故乡、加州橘子郡的安那翰，讽刺的是，当地官员4年前就建立了性教育的前沿标兵项目。
1965年的咨询期中，92%的家长表示同意。项目在1967～68学年拓展到整体规模：对7到12年级学生进行无差别的4周半教育。家庭生活与性教育项目宣布，要帮学生做好准备，建立“以爱、忠诚与协作牢固维系的家庭……家人愉快幸福地生活在一起。”1968～69学年，此类项目延伸至40州，公众也开始重新考虑自身的支持态度了。
拉辛联合校区的一位科学顾问收到来信：“亲爱的迪克，我知道你没意识到被共党利用了，但……”接到来电：“你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恶心的共党叛贼。”地区中止了项目，“直到消除错误信息和错误认识”。往北50英里，威斯康星州的乡村小镇西德堡里的农妇哭喊着，她的农场为孵卵器供应鸡蛋：“要是知道学校在干什么，我绝不让他们动我的鸡蛋！”伊利诺斯州的帕克森林区，一个8年级生按父母要求抵制动植物生殖的科学课，被停课一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校方接到了死亡威胁。这四个城镇的距离半径不超过140英里。国家观察者的记者报道：“把手随便在地图上一指，指到的城镇几乎都有电台脱口秀和读者去信，激烈讨论学校的性教育问题。”
这不是完全自发的。性教育先驱包括电台传道士比利·哈吉斯（在小册子《学校是教原始性行为的地方吗？》中把考尔德伦称作“性委员会的魅力女性”）、约翰·伯奇会的前沿组织“恢复礼仪运动”、极右国会议员（如橘子郡的詹姆斯·厄特，他在国会的发言讲到了性教育）、“披头士和模仿他们的摇滚乐团”、以及“用巴普洛夫手段在青少年中制造精神病”的共党分子。考尔德伦一个叔叔卡尔·桑伯格的共党外围社会关系多次被拿来说道。
当然这一切都相当滑稽，也很容易戳穿。传闻之一是一个12岁男孩按性知识课的内容与4岁的妹妹性交。《展示》杂志查清了真相，来源是一个原教旨主义清教牧师，他是听一个教民说的，教民又是听一个情绪不甚稳定的女性说的。自由派稳固控制，开始说理：“性病和离婚率一直上升，而他们拒绝了解原因，”拉辛校方告诉《纽约时报》，“就好像说，‘小儿麻痹在传播了，可我们就不让你做什么。’”自由派不了解的是，歇斯底里的反性教育运动也是有理由的。一个家长说：“有的老师我都不愿让他教孩子数学，更别提性了。”人们正意识到，他们突然有机会把性当做公共政策问题看待了，而性是私密的。一个家长抱怨说：“结婚17年，我和妻子从未讨论过性问题。”
安那翰一位开锁公司的接线员艾琳娜·豪依说她进入孩子的教室，发现黑板上写着性行为的名字，包括“69式”。或许这都是误会，或许老师刚写的是年份。不管怎样：火花，火药，然后战争——战争的条件要积攒很多年。
活动家霸占了安那翰校董大会，列举反性教育宣传册的“成果”（“性教育是共党-人文党集团军械库中的一个致命武器”）。警长不得不一再向市民保证，“有人或兽交配场面的幻灯片”或“性交技巧”的教学不在课程之中。性教育成了1969春季校董选举中唯一的议题。反对者赢得了三个席位中的两个。伍德斯托克事件后，加州立法机构通过法律，未携带父母书面许可，则不得列席性教育课堂。豪依夫人开始全国演讲，携带《生活》杂志的伍德斯托克特刊做辅助，成了反性教育名人。《看客》9月刊指出，安那翰现在名气远扬，“据称，社区因率先实施家庭生活与性教育项目的课程安排，导致性病与未婚生子行为猖獗。”
新学年开始了。劳动节之后的周五，加州最高法院判定，全国最开放的法律——里根签字的州堕胎法律还远远不够：据判定，加州宪法给予妇女“选择是否怀胎”的绝对权利。橘子郡的第一个反堕胎团体成立了。比利·格兰厄姆的20周年运动在10天内将安那翰体育场的座位兜售一空。一位反性教育领袖在电视采访中宣告：“为了保护孩子……加入此项目的所有人（应）接受私人和社会生活的调查，并接受精神科医生测试，检验是否性正常。结果应该公开。”学校护士长兼安那翰“家庭生活与性教育项目”联合主管报告遭遇深夜来电骚扰。“人的思想极其恶心，让人吃惊。”警长告诉媒体，“社区里的人已经不彼此交谈了。”《纽约时报》9月14日报道，几十个州立法机关已将反性教育法案延后不决。新泽西的内特康，校董事会命令每日反复阅读美国国会牧师的几条祷文，并竭力讨好最高法院，称他们“言语鼓舞人心”。芝加哥外，一位联邦法官说留长发的都应该被学校开除：“教师也有权利，除了跟着小孩、确定自己的仪表不会在学校惹上麻烦外，他们有更重要的事。”
于是，芝加哥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处，人们一个接一个怒斥起那些自我中心，不敬上帝，企图破坏家园圣洁和美国安宁的人。
“我们社区的几个女孩去了卡拉马祖教师学院，一年间她们变了个样。他们对我们的女孩们做了些什么？”
“我们知道，敌人正以各种方式在国家加速革命：性教育、毒品、音乐。”
“你会和我一样，被剥夺了权利，再也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孩子造人的美好之处。”
“行为科学家，他们不知道人是怎样的。你我的精神健康都一样差。”
曾纪念过堕胎、伍德斯托克事件、把嗑药叫做“圣餐”的《时代周刊》没把这些激烈反对当成“事件”（时代-生活丛书称，想在会议中听到掌声，抨击一本亮粉色的《婴儿如何产生》就再靠谱不过了）。但《时代周刊》未加报道的这场战役推动了美国政治的洗牌。一位愤怒的安那翰反性教育主妇告诉记者：“我依然是个登记了的民主党人，我觉得我是自由派，但现在我真的不理解这个词的意思了。”另一个人告诉一个正采访芝加哥会议参与者的长发毕业生：“小鬼，要是你们觉得自己在反抗当权集团，你们就试试打倒全国教育协会！”
但尼克松不惦记这场新文化战争。准备11月的下次大型越战演说时，他做好了准备。“正常的”美国人和假装为他们说话的腐败媒体之间已有分歧，而他要将这一分歧转化为自己的下个政治跃进。
精英圈子的自由派：他们和你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