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水经》，晋郭璞注三卷，后魏郦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详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书。佑谓二子博瞻，解释故应精当，访求久之方得。又其经云：‘济水过寿张’，则前汉寿良县，光武更名。又‘东北过临济’，则前汉狄县，安帝更名。又云‘荷水过湖陆’，则前汉湖陵县，章帝更名。又云‘汾水过河东郡永安’，则前汉彘县，顺帝更名。故知顺帝以后纂序也。
详《水经》所作，殊为怪诞，全无凭据。按后汉《郡国志》：济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复截（黄）河南过。既顺帝时所撰，都不详悉，其余可知。景纯注解，又甚疏略，亦多迂怪。《水经》所云‘河出昆仑山’者，亦出于《禹本纪》、《山海经》。所云‘南入葱岭’及‘出于阗南山’者，出于《汉书西域传》，而郦道元都不详正。所注河之发源，亦引《禹纪》、《山经》，释法明（既法显。佑自注：国讳改焉）《游天竺记》、释氏《西域记》。所注‘南入葱岭，一源出于阗山，合流入蒲昌海’，虽约《汉书》，亦不寻究。
又《水经》云：‘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然后南流入葱岭。’据此，则积石山当在葱岭之北。
又云‘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并今郡地也。
夫山水地形，固有定体。自葱岭、于阗之东，敦煌、酒泉、张掖之间，华人来往非少。从后汉至大唐，图籍相承，注记不绝。大碛距数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变，陵迁谷移之谈，此处岂有河流，纂集者不详斯甚。
又按‘禹导河积石者’，尧时洪水，下民昏垫，禹所开决，本救人患。积石之西，沙卤之地，河流小，地势复高，不为人患，不恶疏凿。以此施功，发迹，自积石而东，则今西平郡龙支县界山是也。固无禹理水之功。自葱岭之北，其《本纪》灼然荒唐，撰经者取为准的。班固云‘九州者，《尚书》近之矣’诚为惬当。
其《汉书西域传》云：‘河水一源出葱岭，一源出于阗，合流东注蒲昌海，皆以潜流地下，南出积石为中国河云。’比《禹》、《山经》，犹校附近，终是纰缪。按此宜唯凭张骞使大夏，见两道水从葱岭、于阗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阗出美玉，所以骞传遂云穷河源也。按，古图书名河所出曰‘昆仑山’，疑所谓古图书即《禹本纪》，以于阗出玉，乃谓之昆仑，即所出便云是‘河’也。穷究诸说，悉皆谬误。
孟坚又以《禹贡》云‘导河自积石’，遂谓潜流从此方出。且汉时群羌种众虽多，不相统一，未为强国，汉家或未尝遣使诣南羌中，或未知有此河也。宁有今吐蕃中河从西南数千里向东北流，见与积石山下河相连，聘使涉历，无不言之。吐蕃自云昆仑山在国中西南，则河之所出也。又按《尚书》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又范晔《后汉书》云‘西羌在汉金城郡之西，南滨于赐支’。《续汉书》曰‘河关西可千余里，有典羌，谓之赐支，盖析支也’。然则析支在积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昆仑在吐蕃中，当亦非谬。而不谓河之本源，乃引葱岭、于阗之河，谓从蒲昌海伏流千里，至积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详也。
佑以《水经》僻书，代人多不之睹，或有好事者于诸书中见有引处，谓其审正，此殊未经也。不揆浅昧，考诸家之说，辩千古讹舛，是故曲折言之。
又按《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详其恢怪不经，宜夫子删诗、书以后，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也。若古《周书》、《吴越春秋》、《越绝书》、诸纬书之流是矣。而后代纂录者，务广异闻，如范晔叙蛮夷廪君、盘瓠之类是也。
则以愚管所窥，宜皆不足为据。然去圣久远，杂说纷纭，非夫宣尼复生，重为删革，则何由详正，纵有精鉴达识之士，抗辩古释今之论，或未能振颓波，遏横流矣。而撰《水经》者，亦同蔚宗之旨趣乎。冀来哲之见知也。”
在这篇议论里，杜佑首先通过引录《水经》的说法，提出了黄河本源在何处的问题。黄河本源在何处，史学界最先涉及这个问题的是班固《汉书》。班固在《汉书·西域志》里，归纳当时社会上一些谶纬杂书的流行说法，谓黄河自西域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及于阗两道水发源东流，经今塔里木沙漠，至蒲昌海今罗布泊潜流地下，过河西走廊至积石山今甘肃、青海交界处流出，遂“成中国（黄）河”。《水经》沿袭班固说法，写下杜佑转录的这段话。
接着，根据唐人到杜佑时获得的、已经进步得多、准确得多的关于黄河源头的知识，杜佑对《水经》及晋人郭璞、北魏郦道元等人《水经注》有关记载的谬误提出了批评。
杜佑的批评是从考辨《水经》成书年代和作者开始的。
《水经》是古代地理名着，有人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河流水系的专着，但原书文字简略，流传不广，问世后，多以注本的形式流行。到杜佑时，有晋郭璞三卷注和流传至今价值也远超原书的北魏郦道元４０卷注两个注本，在社会上流传，但很难见到。杜佑也是如他所说“佑谓二子博瞻，解释故应精当，访求久之，方得”。《水经》的着作年代和作者，现在已有一定共识，一般认为是东汉人所着，作者已不可考（清人阎若璩、胡渭、全祖望、戴震等学者在杜佑之后皆作过考证，经他们的考证，东汉说基本论定，成为共识）。但在历史上，直到杜佑的时代，有这个知识的人却是不多的。杜佑是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学术考证研究的第一人。虽然，在他以前，已有《隋书·经籍志》着录“水经三卷，郭璞注”、《唐六典·尚书工部·水部员外郎》提到汉“桑钦水经”，对《水经》的作者有了一个并不正确的说法（隋志和《唐六典》作者因另有主题，都是仅就所见而提及，并无专门研究）。
杜佑的考证主要集中在成书年代和内容讹误上，对于作者，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唐六典》的说法，未予指明，仅以“不详所撰者名氏”言之。关于成书年代，杜佑经过考辨《水经》出现的郡县地名的设置时间，即上引文所谓“‘济水过寿张’，则前汉寿良县，光武更名。又‘东北过临济’，则前汉狄县，安帝更名。又云‘荷水过湖陆’，则前汉湖陵县，章帝更名。又云‘汾水过河东郡永安’，则前汉彘县，顺帝更名”，令人信服的指出，“故知，（其书）顺帝以后纂序也”。即认为这部书是东汉顺帝（公元１２６-１４４年）以后的着作，成书年代在汉顺帝改名设置河东郡永安县以后。顺便指出，通过考察郡县设置推论成书年代，逻辑性强，可信度高，应该是很有创意的学术研究方法，也需要熟悉史志郡县制度沿革，有研究功底。杜佑运用了这种方法，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卓越过人之处。
关于《水经》的内容，杜佑也做了可信度考察。总的看法是这部书作者的专业水平不高，一些基本常识都不具备，所记多从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的无稽之谈而来，因而全书内容荒诞无据、多不可信。用杜佑在本议论中的话说就是：“详水经所作，殊为诡诞，全无凭据。”例如，“按《后汉（书）郡国志》，济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复截（黄）河南过”。而此书“既顺帝时（人）所撰，（于此类事情）都不详悉，其余可知”。清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注意到了这个评价，认为有点苛刻，是苛求于古人，所谓“又极诋《水经》及《郦道元水经注》为僻书，诡诞不经，未免过当”。笔者认为，杜佑的评价主要是针对关于河源问题的记载来的，自有他的道理，无可非议。
接下来，杜佑分条举例，从文献出处考辩、地理常识推导、唐遣吐蕃使的涉历见闻证实以及着者心态分析等不同角度，对《水经》和《水经注》的黄河源头在葱岭、于阗的错误说法进行了逐条逐句的批驳。其中着者的心态分析，认为如《禹本纪》、《山海经》甚至《吴越春秋》、《越绝书》一类书，皆是纬书一类追求奇异、“务广异闻”之书，就连范晔的《后汉书》也有此倾向。指出《水经》的作者与此类书的作者甚至范晔的心态一样，在河源问题上也有“求奇”、“广异闻”的心态，故而有此谬说，是很有见地的分析。
结论是，黄河源头在昆仑山，昆仑山在吐蕃境内西南。吐蕃西南数千里至积石山之间的析支河区域，即是黄河的上流区域：“析支在积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昆仑在吐蕃中，当亦非谬”。“河从（吐蕃）西南数千里向东北流，见与积石山下河相连，聘使涉历，无不言之。吐蕃自云昆仑山在国中西南，则河之所出也”。
这个结论显然已接近地理真实，相当准确和正确。
以上是对杜佑这篇“议论”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篇“议论”思考缜密，方法得当，客观求实，作风严谨，有功力，见水平，很能体现杜佑的带有怀疑批判精神的治学特点，堪称佳作、代表作。又，杜佑在“议论”的结尾处说，本文之作，意在“考诸家之说，辩千古讹舛”。这篇“议论”，可以说实现了预期，达到了目的，也体现了杜佑治学的怀疑批判精神。因此，若评价这篇“议论”的价值和意义，就用杜佑自己说的这十个字来概括评价，也是颇为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