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对于朝廷的战后重建工作适应时代变化，转变观念、调整制定经济和财政政策有推动意义。这主要指的是注重纳税人口编制管理的思想、扩大纳税面、轻税、税种多样、税率均一的思想，适应了均田崩坏、国家再强调土地管理、制定土地分配制度和赋税政策已失去意义这一重大社会经济变化，具有把国家的财政思想引导到重视对纳税人口及其资产的管理控制上来的作用。同时也是指：重视商品货币经济的思想，适应了唐初以来商品货币经济有一定发展的社会现实，强调了货币手段对于国家管理调控国民经济、满足财政需要的作用，具有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和财政管理方式引导到重视和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上来的作用。
第二点，杜佑的经济思想，是管子学派和一部分汉儒强调国家要严格控制国民经济的“轻重论”思想在唐代的继承发展和时代体现，因此具有继承和发扬传统、赋予时代精神、使“轻重论”的国家经济管理思想通过唐代思想家的阐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经济管理思想、发挥作用并继续往下延续的作用意义。这里应该提一下杜佑与刘晏的关系。刘晏是唐中期最重要的理财家之一。为代宗朝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强调国家严格控制国民经济，大力改革财政经济管理体制，善于广开财路，变抑商为用商，把经济管理搞活。他的理财活动，帮助朝廷度过了财政经济危机，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刘晏理财的指导思想也是管子学派以来的“轻重论”。一般认为，他是深通“轻重”之术并有所发展、最善于运用“轻重”之术于理财实践的人。与刘晏相比，杜佑似乎逊色一些，或稳重保守一些，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方法论上、灵活精神还是改革创新精神，对“轻重”之术的掌握运用可以说都不如刘晏。但是，刘晏是实干家，理财多年却没有把他的思想付诸着述、流传下来。
杜佑本书前面说过，能够进入中央理财官员的行列可能与刘晏有关系，也在刘晏的领导下工作过。杜佑是了解刘晏的思想的，应该也有所吸收、受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笔者想说的是，杜佑的“轻重论”思想的形成和理论阐释，当有受到刘晏思想影响的成分在内。换言之，杜佑所做的阐释工作，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说也具有使刘晏的思想和经验得到总结传播的作用。
（三）杜佑社会思想的成就和贡献
“社会”和“社会思想”的概念涵盖范围很广，包含内容很多。本书主要考察了杜佑关于社会的政治组织、制度以及相关文化风俗习惯的形成、发展、变化历史过程及发展变化的原因、方向、规律等方面的思想认识。亦即主要考察了杜佑的社会发展观或历史观。在这个领域，杜佑的思想成就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的、进化的历史观。“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事物发展有“事物之理”，是“形势驱之”，“不得不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是进化式发展的过程，逐渐由“茹毛饮血”、“巢居穴处”的野蛮社会向制礼作乐、典章文物的文明社会进化式发展的过程，亦即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相反。其情景犹如与同时代边荒落后的夷狄少数民族相比，现在典制齐备、繁华昌盛的中原汉族，过去也“与夷狄同”，经历过野蛮-文明初建阶段一样。现在的夷狄，就是过去的中华。
二是“盖是人事、岂唯天时”的非天命论社会变革观。社会在发展。社会发展的治乱兴衰由多方面因素造成。决定因素是人事，不是天时天命。人事即安邦治国各种制度安排和政治行为。“天时”既指“时机”、形势、客观条件如年成好坏，也指“天命”，更多的是后一层含义。人事的好坏很重要。即制度安排和政治施为很重要。国家治乱安危，关键在制度安排和政治施为。制得其宜则治安，制失其宜则乱危。
三是制度因革“贵适时”思想。又有两层意思。其一，社会历史总是处于变化发展过程之中。时代变，制度变。古今异制。制度变化有因有革。革新是一种变化，因循也是一种变化。在制度因革发展问题上，变化不等于进化。一个时代有适应一个时代社会需要的制度、习俗。异制不等于优劣好坏。新俗不一定优于传统。制度因革选择因此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随时所宜，或因或革，以“便俗适时”为原则。其二，事物总是在发展。“随时”、“从宜”，不断进行制度变革是关键。虽然变化不等于进化，但事物的变化发展和进化式发展，都是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的。任何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弊端，不适应时代需要，阻碍正常发展，需要变革。因此，要始终保持社会安定、正常发展，就应该“弊则思变”、反对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思想，以积极的态度适应时代变化，斟酌利弊，与时俱进，及时主动地进行制度变革。
杜佑社会思想的贡献，也可以主要归纳为两点。第一点，杜佑的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基础之上的，是进步的思想，具有承前启后、把时代的认识水平提高到新阶段、并影响到后代有关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二点，从现实影响的角度看，杜佑的思想，强调“势”的作用、“欲行古道，势莫能遵”；强调事在人为的作用、“盖是人事，岂唯天时”；强调“随时”、“从宜”、“弊则思变”、及时积极改革的重要性，制度因革应“贵适时”等等，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其所强调的思想，对于时人整理思路、转变观念、以积极变革精神对待战后的国家和社会秩序重建工作、从而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面临变革的需要，推动时代的政治、经济改革向一定的目标方向发展，是具有提供思想武器、启发思路、“警学者之群迷”（李翰语）的重要意义的。
最后，在检读《通典》、考察杜佑生平、思想的过程中，笔者还有一个感受，杜佑作《通典》、“思理道”、“探政经”，除了思考深入、见解深刻、思想认识水平较高以外，做学问的态度和治学方法上也很有特点，显示出一种可贵的缜密思考、客观求证、不轻信、不盲从的怀疑批判精神，值得注意。
杜佑的这种治学精神，《通典》很多地方有体现。例如前曾提及的在讨论法制沿革问题时，对“铸刑鼎”事件《左传》作者的记述态度失于臆说的议论指责（见第六章第二节讨论），在讨论轻重之术问题时，论及《管子·桓公问行币乘马之数》佚文的整理，提出“凡阅古人之书，盖欲发明新意，随时制事”的做学问态度（见第四章第三节、第八章第一节讨论），以及在讨论“九州”区域、州郡分野等地理沿革问题时，不拘成说，敢于怀疑，对司马迁、班固以来的传统说法提出批评，并提出“凡为着述，诚要审详。若也但编旧文，不加考核，递相因袭，是误后学”的治学方法论，等等，皆是其例。下面，试举杜佑讨论考证黄河源头问题的一段文字为例，对体现于其中的这种治学精神作一具体的讨论说明，并以此作为本书的结束。
杜佑对黄河源头问题的讨论考证见于他写于《通典·州郡典·古雍州下》的一篇“议曰”议论文字。在这篇议论里，他从批评《水经》和《水经注》观点入手、纠正正史有关记载的失误之处，并根据得自使吐蕃唐廷使者实地见闻的知识，准确、正确地加以考辩判断，得出了黄河的源头在吐蕃境内的认识结论。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对黄河源头的问题讨论做了有学术意义的总结归纳。这篇议论很重要。充分体现了杜佑看重证据、缜密思考、不轻信不盲从、具有怀疑批判精神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下面引录其文，稍作展开分析讨论。
“议曰：按《水经》云：‘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域，屈从其东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又南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
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又东过陇西河关县北’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