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蒙先朝过奖，累典方隅，顷镇江都，十有四载，数周星驰，水旱备经，境接淮贲，兵戈时起。至于邑里，粗免流离。非臣所能，悉禀圣化”。符载为杜佑写《写真赞》，则对他的功绩作了这样的表颂：“公之为政也，根坻于诚信，柯枝于刑赏，枝叶于禁忌，达时之通变，识人之好恶，听览而不察，宽裕而有制。故蒙泽者有如膏两，畏刑者如秋霜。万情浩扰，悬我条贯，生生之分，各得其性。得不谓民之父母欤！”也正因为坐镇淮南对唐廷的江淮稳定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德宗对杜佑也是日益看重，君臣之间关系很紧密。尤其是在镇淮后期，德宗不仅屡遣中使赍物慰问——如我们在刘禹锡文集里可以看到，仅贞元十六年以后到十八年，保存下来的经刘禹锡代拟的杜佑谢赐手诏、日历、面脂、春衣、冬衣、军费钱物、家宅门戟及赐子师损、式方官任等表，就有八九份之多，而且不时有墨诏下来，即有过多次与杜佑书面往还、讨论时政理政问题的事。如在一次书信来往中，君臣二人讨论的话题就与淮南道所属楚州的营田废置有关。刘禹锡在《为淮南杜相公论楚州营田表》写道：“中使曹进玉至，奉宣圣旨存问，兼赐臣墨诏，以楚州营田废置事令臣商量奏来者。跪捧天书，恭承睿旨‘道存致用，义在随时’云云。伏以本置营田，是求足食。今则徒有糜费，鲜逢顺成。刈获所收，无裨于国用。种粮每缺，常假于供司。较其利害，宜废已久。比来循守旧制，不敢轻有上陈。
皇明鉴微，特革斯弊。取其田蓄，授彼黎蒸。仍俾薄租，诚为至当。但以田数虽广，地力各殊。须量沃瘠，用立程度。臣已追里正，与商量利便，谨具别状奏闻。伏惟圣虑，俯赐详择。”从表文看，由于弊大于利，实行多年的楚州营田从此停罢了。
又，刘禹锡入为京畿官以后（约贞元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簿），符载辟为杜佑掌书记。符载为杜佑拟写的谢赐药方、冬衣、手诏等各种谢表、贺表，也有五六通之多。其中《谢手诏第二表》写道：“中使某至，伏蒙诏旨，褒臣政事，慰臣疾病，并示除改庐州刺史路应等五色丝纶”，“臣伏见自淮而南，天下重镇，臣叨受旄钺仅二十年。人无夭昏，岁属丰稔。瞻彼疆域，小有康宁。此皆陛下睿谋鸿化之所被及，岂臣薄劣，自能致理。臣所患风疾，渐至降损，饭食甘适，肢体便安，此皆陛下神方秘术之所攻疗，非臣调护所能平愈”。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越到后期，德宗对杜佑越是关怀备至。符载以后于贞元末年去了成都剑南西川幕府，做韦皋的幕僚。
杜佑在淮南期间，除了致力于本道治理以外，也关心全国形势、时局变动、吏治人事情况，有三件事值得一提。其一是为李藩辩冤。其二是救助马总。瞿林东先生《杜佑评传》对此二事有首次的揭示讨论，谨请参看，这里为了解其事及杜佑之为人特点起见仅作一个简要的勾述，不具论。其三是上书论述两戎问题。
李藩（公元７５３-８１１年），赵郡人，宪宗元和初宰相之一。
显贵以前，曾读书扬州多年，四十多岁才入仕，贞元中徐州张建封辟为使府从事。贞元十六年，张建封死，徐州军乱。军乱平定后，有人因个人恩怨诬奏李藩，谓期间曾有过“动摇军中”的活动。于是发生了德宗下令诛杀李藩、杜佑却以身家百口担保相救的事。史载其经过：“（张建封病，壕州刺史杜兼有意图其职位，为李藩劝退）建封死，兼悔所志不就，怨藩甚。既归扬州，兼因诬奏藩建封死时动摇军中。德宗大怒，密诏杜佑杀之。佑素重藩，怀诏旬日不忍发，因引藩论释氏曰：因报之事，信之有否？藩曰：信然。曰：审如此，君宜遇事无怨。因出诏。
藩览之，无动色，曰：某与兼，信为报也。佑曰：慎无出口。吾已密论，持百口保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释，亟追藩赴阕。
及召见，望其仪形，曰：此岂作恶事人耶！乃释然，除秘书郎。”
马总是唐中后期着名官僚学者之一，“敦儒学，长于政术”，着有《通历》等书百余卷行于世，宪宗、穆宗时官至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淮西节度使、郓州天平军节度使、户部尚书，长庆三年（公元８２３年）卒。马总早年，曾于贞元中任郑滑节度使府从事，因事遭监军使诬奏，贬为泉州别驾。时福建观察使柳冕，附会权势，欲坐实马总罪，派从事薛戎权领泉州事前往拷问，薛戎因马总无辜，不从冕意，反遭冕所迫害，遂生出另一段杜佑救助的故事。史载其事：“是时，姚南仲节制郑滑，从事马总以其直道为监军使诬奏，贬泉州别驾。冕附会权势，欲构成总罪，使戎按问曲成之，戎以总无辜，不从冕意，别白其状。……（戎还自泉州，冕）钩其罪以状闻，置戎于佛寺，环以武夫，恣其侵辱，如是累月，诱令成总之罪。操心如一，竟不动摇。杜佑镇淮南，知戎之冤，乃上其表，发书喻冕，戎难方解。”杜佑为薛戎辩冤，也就救助了马总。
其三是心怀全局，关心国事，上书论述西戎问题。杜佑大局观很强，颇具政治洞察力，思考问题切中要害，虑及长远。
他到淮南以后，一边致力于地方治理，一边关心着全局性的问题，思考着如何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贞元九年前后，朝廷内政与藩镇关系稍见稳定，边政与吐蕃关系又紧张起来，西边不时发生战事。杜佑敏锐感觉到了这一变化，并对朝廷现行的西戎政策有所担心，于是特地上书德宗，表达自己的看法见解和对策建议。他在刘禹锡代写的《为淮南杜相公论西戎表》里谈道：“臣一辞阙庭，已经二载，官当重任，身受厚恩”，“是以则竭闻见，粗陈梗概”，“有直必献”；接着，在分析形势，对德宗在藩镇问题上“河中诛锄不劳兵革、淮右底定不戮一人”的作法表示肯定之后指出，对待西戎，也应该从保持稳定的大局出发，采取和平处理的办法，因为“功因德成，不以兵革”，“臣观自古帝王，不忍小忿眙大患，故竭耗中国，尽心边陲，至必灭昆明之城、平大宛之种，岂足发挥皇遒，增荣简册？”
因此在当前，在“小蕃尚迷圣教”的情况下，正确的对策应该是“示之大信，宏以旧恩，虽关防暂惊，而烽燧旋罢”；又表示：“臣负恩方镇，初惧寇戎，正于忧迫之时，果闻仁圣之喻：攘却凶孳，不劳干戈”，因此感到很宽慰，认为办法是对头的。又谈关于未来的对策建议道：“臣静思远图，为国久计，莫若存信施惠，多愧其心，岁通玉帛，待以客礼”，具体办法可以是“择奉谊之臣，恢拓皇威，选谨边之将。积谷塞下，作甲关中，以逸待劳，以高御下，重以金玉之赠，结以甥舅之欢。小来则慰安，大至则严备”，如此，则“戎狄为可封之人，沙场无战死之骨。若天下无事，人安岁稔，然后训兵命将，破虏摧衡，原州营田，灵武尽复旧地，通使安西。国家长算，悉在于此！”和平外交，同时养精蓄锐，具备实力再反攻收复失地，应该说，杜佑的对策是有深意的，也是知己知彼，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的。不过这时的唐廷，内顾不’，已无能力去实现杜佑的计策及收复安西的“长算”了。
理政之余，这一时期也是杜佑学术着述方面创作诸多、成果最盛的时期。杜佑镇淮南，虽身为方面大臣，却仍然保持着年轻时养成的勤学苦读习惯，是典型的修齐治平、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及中唐社会文化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问加官僚型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参加过科举）。《旧唐书》本传说他：“性嗜学”，“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辩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贞元十七年（公元８０１年），杜佑经３６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皇皇巨着《通典》２００卷的撰写和修改工作，于本年“自淮南使人诣阙”，进上德宗。《新唐书》本传称：
“（《通典》）奏之，优诏嘉美。儒者服其书约而详”。又，杜佑上书之年，《唐会要》记为十九年，学界一般认为当属误记。《唐会要》对杜佑进书的记载是这样的：“（贞元）十九年二月，淮南节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其书凡九门，取食货十二篇，选举六篇，职官二十二篇，礼一百篇，乐七篇，兵六篇，刑十七篇，州郡十四篇，边防十六篇。佑多该涉，尤精历代之要。
修《通典》，识者知其必登公辅之位。其书既出，遂行于时。”除《通典》以外，杜佑在这一时期还写有其他多种着作。
见于《新唐书·艺文志》着录的就有：《宾佐记》一卷，《管氏指略》二卷，《理道要决》十卷。
其中的《管氏指略》，虽然篇幅不大，仅两卷，却是杜佑一部比较重要的着作。这里稍作展开介绍讨论。
管子学派是中国思想史上战国秦汉以来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法家、儒家思想兼综，又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尤其以注重经济食货着称。杜佑我们后面将谈到，非常重视管子学派的思想，着《通典》之《食货典》，收有许多管子学派文字，吸收了其许多思想。而《管氏指略》一书，就是他重视管子学派思想的体现。
管子学派的思想，集中反映在《管子》一书里。传世《管子》是经西汉刘向之手编定的集体作品，共８６篇。其书编成后，直到唐初房玄龄、尹知章，一直以原本流传，没有注本。房玄龄应该是唐代对《管子》有研究的第一人，曾为其书作注。
尹知章是对《管子》有研究的另一人，也为其书作过注。杜佑的《管子指略》，从有关记载看，就是以所见房、尹二家《管子》注本为基础编成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述其事：“（《管子》）刘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称齐管仲撰。杜佑《指略》云房玄龄注其书。载管子将没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而注颇浅陋，恐非玄龄。或曰尹知章也。予读仲书，见其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俗，如《心术》、《白心》诸篇，亦尝侧闻正义诚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为五霸之盛，宜也。”
又《崇文总目》亦记述其事称：“（《管子》二十四卷，）唐国子博士尹知章注。按《吴竞书目》，凡三十卷，自存十九卷。自列势解篇而下十一卷已亡。又有《管子指略》二卷，唐杜佑撰。
采管氏章句之要，共为十篇。”
《管子指略》宋人犹可见到，今已不存。其书的着书体例，从上引宋人着录可知，为摘要体，“采管氏章句之要，共为十篇”。其书内容已难知晓。但是，前已指出，杜佑的《管子》研究在《通典》里是有反映的，书中收有多种管子或管子学派的议论文字。看这些文字，可以对《管子指略》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通典》所收《管子》文字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原文摘录，二是杜佑的注解说明。其中杜佑注解说明的部分，笔者以为，某些内容可能就与《管子指略》有关，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其书的内容了。
这个认识，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印证。
《通典·食货典·轻重篇》，收录了几段管子学派论轻重之术的文字。其中《桓公问管子行币乘马之数》一段文字，原文之后，杜佑加了一个注写道：“此篇经秦焚书，潜蓄人间。自汉兴，晁、贾、桑、耿诸子，犹言有其术者，其后，绝少寻览，无人注解。或编断简蠹，或传讹写谬，年代绵远，详正莫由。今且梗概粗知，固难得搜摘其文字。凡阅古人之书，盖欲发明新意，随时制事，其道无穷，而况机权之术，千变万化，若一二模以上两段引文均见《文献通考》卷二一二《经籍考三九子类法家》。
楷，则同刻舟胶柱耳。他皆类此。”这个注，体会其行文语气和想要表达的思想，笔者以为就很像是与《管子指略》有关的文字。其中“此篇经秦焚书，潜蓄人间”、“绝少寻览，无人注解”、“年代绵远，详正莫由”等句，说的可能是该篇《管子》传承情况，“今且梗概粗知，固难得搜摘其文字”、“凡阅古人之书，盖欲发明新意，随时制事，其道无穷”等句，则很有点“指略”的味道，像是谈心得，又像是在作为什么这样选篇摘句的取舍理由说明了。
总之，见于《通典》的《管子》文字，包括原文和注解，笔者以为或许就是杜佑吸收了自己的《管子》研究成果而来的，编在《通典》里，只是换了个形式而已，其材料来源、组织和编纂方法，可能都与以后另作的《管子指略》一书相似，没有太大的不同。或者说，以后杜佑作《管子指略》，只是把这时整理研究的《管子》材料集中在一起，重新加以摘要处理、整合编排而已。要了解《管子指略》的内容，看看《通典》的这些文字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理道要决》也是一部重要着作。其书是《通典》一书的简编，写于杜佑任淮南节度使的最后两年，贞元十九年初完成进上。内容为对《通典》诸门类的依次摘要及对诸门类所言主旨的问答式说明。
《文献通考》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其书：“《理道要决》十卷。陈氏曰：唐宰相杜佑君卿撰。凡三十篇。皆设问答之辞。末二卷记古今异制。盖于《通典》中撮要，以使人主观览。”
杜佑自己也有两篇文字，说明着书旨意和写作经过。一篇是《理道要决自序》。杜佑在序中写道：“隋季文博《理道集》（按：《新唐书艺文志》法家类：《治道集》十卷，季文博撰），多主于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遂假问答，方冀发明，第一至第三食货，四选举，命官五，礼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边防九，十古今异制议。”
另一篇是进书德宗时写的《上理道要决表》。杜佑在这篇上表里，对着书缘起和写作经过作了进一步解释说明。他写道：“（佑）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纪）修纂《通典》。
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先已奉进。从去年春末，更于二百卷中纂成十卷，目曰《理道要决》，凡三十三篇。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贞元十九年二月十八日上。”
这两篇文字很重要，说明了作《理道要决》的想法，也说明了作《通典》的旨趣和编纂意图，以及作者本人对《通典》其书的看法和评价，是杜佑思想很好的反映。具体的内涵意义，所表达的杜佑思想，我们后面再作讨论，这里不表。
以上是见于着录的杜佑着作。另外，敦煌石室所出文书，还使我们了解到这样一条信息，杜佑在淮南，除了为撰修《通典》而对历代礼制及《开元新礼》做过文字上的研究以外，还曾在配图上下过工夫，作过有关唐礼中的礼服服制图示研究，成果是《新制唐礼图》１５卷，写成后进上朝廷，并在社会上流传。
敦煌文书伯二九六七号，即佑此书之一卷丧礼服制度图卷的抄本。该抄本已残，现存图、文合计共８５行。卷前有５行小序，记杜佑作书原委及传抄经过，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下面从《敦煌宝藏》移录其序原文，以见其事始末：
“［前缺］误为古今服，变广狭制，以致差谬。今见淮南节度使杜佑进上《新制唐礼图》十五卷，其有丧礼服制度一卷，精粗不差，轻重合宜。尝穷本书理，深得其宜。故持此，以匡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