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是让新闻工作者知道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另外让他们能够运用正确的理论去观照错误的东西，对改进实际工作很有指导意义。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很多新闻工作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去做，比如舆论监督、知情权、新闻自由等，我们目前做得并不好。而早在１００多年前，马恩就有很多相关论述。我们没做好固然是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了解甚少，认识不够，所以新闻工作者学习它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李晓静：我曾经读过您的一本书《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是１９９７年出版的。我想知道，您今天再如何来评价中国和西方各自的新闻研究？您觉得西方的研究有哪些可资中国借鉴的地方？
童兵：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认识自己，也能更公正地对待别人，所以我一贯主张对中西新闻传播学进行比较，去年我又出了一本《比较新闻传播学》。就当前西方媒介而言，我认为它有３点尤其值得我们学习。一是体制，中国新闻改革进行了２０多年，但成绩不大，主要就是一个体制问题。西方的体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它把经营和宣传分开，经理和总编各司其职，相互制衡，是一种双驾马车的体制。而我们长期以来都是总编乃至报社党委书记说了算，既管经营又管编辑，这就容易出现偏颇。
西方还有比较好的人事制度、奖惩制度等等，都有完善的体制作为保障。二是西方对权利的尊重也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如知情权、舆论监督权、新闻批评权等，在西方几乎不成为问题，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几乎所有媒体都报道，而在中国，很多东西都是难以见报的，或者迟报、部分报。
三是西方高度张扬媒体的个性，而我们往往把媒体都弄成一个样。当然现在也有了一些有个性的报纸，像《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２１世纪经济报道》等。但总的来说，西方在这方面比我们做得好，值得我们借鉴。
李晓静：童老师，２００２年您和师母合作出版了一本《２０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您能否简要评价一下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您认为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在这几年主要取得了哪些进展，又还面临着哪些问题？突破口在哪里？
童兵：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起步不晚，就美国而言，规范的新闻教育始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那时我们也已经有一些院校在从事新闻理论研究。但多年来我们没有什么大的长进，原因很复杂，新闻学研究功利主义很强，受干扰也很多。这些年来，新闻理论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多了，从最初的传者研究到现在的受众研究、效果研究等等。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都必须从事实出发，从新闻出发，我主张把两者结合，考察事实如何演变为新闻，以此作为新闻学研究的学术逻辑起点。我们现在的进展在于研究的方法和思路日益多元化了，但问题也就在于，新闻理论研究必须本着实用的目的出发，也就是说要研究新闻，要立足于新闻而不是其他，这样的研究才有价值。这几年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多少有些变调，只去关注什么产业结构、什么资本运营等，这些需要研究，属于媒介经济的范畴，但一个更重要、更迫切的问题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强对新闻本身的研究，现在的硕士、博士论文真正研究新闻的太少。而老百姓对我们期望最高、关注最多的恰恰是新闻，广告商关注的其实也是这个，只有你把新闻做好了，别人才会看到你的价值。所以我们的突破口也正是在于对新闻本身的研究需要强化，新闻才是第一位的，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步不大。
李晓静：童老师，您曾在２００１年的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
的发言中指出，国内目前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并列，这个“与”字恰好反映了两者关系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处境。您能否具体谈谈如何看待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关系应当怎样建构才能促进新闻传播整个学科的发展？
童兵：我自己觉得新闻学和传播学是种和族的关系。因为传播是一种范围很广泛的社会现象甚至自然现象，新闻传播只１０是传播的一部分，其核心是所有信息传播尤其是社会信息传播中最有魅力、最具挑战性的一块，所以它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和一般的传播学科不一样，是传播学的一个族、一分子。我现在致力于提倡一门专门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不同，和新闻学也不同。它的任务是研究作为人类重要传播现象之一的新闻传播本身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其性质如何界定，它有何特点、功能及规律等。
李晓静：童老师，在去年的“首届中国传媒高峰论坛”中，您曾就“‘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问题做了发言，您认为“中国传媒正经历一场空前激烈的兼并、重组、改革的深刻变化，全方位进入争夺市场的战国时代”。您可否谈一下中国传媒在“入世”后首当其冲的发展策略是什么？
童兵：“入世”对中国新闻传播界而言是机遇多于挑战，可推动整个新闻传播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应学会熟悉和遵循国际游戏规则，了解改革开放的传播环境，国外信息传媒有条件的进入，我们有条件的要大胆走出去等，这都只要很低的成本。所以“入世”会推动我们新闻传播思想的解放，以及创新、平等竞争。当然起初阶段对我们会有较大冲击，但最终总有一批媒体会脱颖而出，所以我对“入世”以后中国媒体的状况在总体上是持乐观态度的。我们的媒体关键是要改变体制，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不能怪“入世”，不能怪别人，只能怪我们自己，首先就是体制不灵活，太保守，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能提供市场保护和政策支持等。对一部分人来说，还有一个观念转换和战胜私心的问题。
李晓静：您如何评价北京和上海的媒体格局？它们各有什么可以互补的地方？
童兵：研究环境是北京好，思想更解放，没有太多框框，而且信息来源多，情报传递快，我个人感觉上海相比之下往往学术信息要滞后半个月到一个月。上海的优点在于海外消息来源多而且传递快，与国际交流多。就媒体而言，北京的传媒更为解放和１１大气，胸怀开阔，而上海说得坦率些，显得拘谨而且保守，竞争机制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北京要好些。相信今后这种局面应该会有所改变，会更放开些。
教学和科研
李晓静：童老师，据我了解，师母好像是复旦环科系的教授吧。听说您最近和师母联袂在做一项关于新闻传媒与生态环保的合作研究，对吗？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项研究吗？
童兵：是的。我夫人是复旦大学环境科学和工程系的教授，我们两个人起初是做的不同课题，她做国家教育部的规划课题：
“新闻传播与生态环境保护”，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我国对环保投入的力度加大了，但管理却显得不够，而管理是比投入更重要的问题。管理可以从很多方面着手，一个重要渠道就是通过新闻传媒来批评和呐喊，来强化全民的环境意识。所以复旦引进我的时候，我就报了这个“新闻舆论导向与公民环境意识”的课题，希望能发挥两个人专业互补的优势。２００２年暑假我们专门到内蒙的鄂尔多斯库布其地区的生态保护示范区进行了考察，日本的治沙英雄、９０多岁的远山正一先生每年都带着弟子去那里植树。我们的合作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文理兼容、知识互补，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力争做到资源的优化组合。
李晓静：可以介绍一下目前您手头上的科研项目吗？
童兵：现在手头一个是教育部的重点课题：“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历史使命与操作机制研究”，经费是２０万元人民币，历时已有两年多了，计划在２００４年结项。目前的中期工作已经做了一些，走了很多地方调查全国的舆论监督情况，做得比较好的有海南、珠海、上海、桂林等地。一个是复旦大学的文科课题，就是刚才和你说的“新闻舆论导向与公民环境意识”。另外我还参与了方汉奇老师的课题“中国共产党８０年新闻思想研１２究”，做其中的一个子项目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的中共新闻思想研究。
李晓静：童老师，您在人大工作了多年，这次回到母校复旦来工作，有什么感受和想法吗？
童兵：感受就是复旦的亲情很浓，北方的学校政治色彩比较浓，而南方的学校师生之间、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复旦很尊重人，教授地位也高。复旦的青年教师很可爱，办事效率高。整个复旦发展相当快，和４０年前我在这里相比，今昔复旦已经有天壤之别了，可谓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在这里工作我感觉心情很愉快，希望能多为复旦及新闻学院做些事。
李晓静：在国内新闻学界一直有一个提法就是“北有人大，南有复旦”，您在两所学校都呆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能比较一下它们在学术科研领域的风格、特点异同吗？
童兵：复旦受海派文化影响大，大部分老师有海外研修的经历，兼容性强，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学术氛围比较宽松，政治色彩相对比较淡薄些，能够张显独特的学术个性。人大的特点在于资源丰富，消息灵通且传递快，而且紧靠中央，能获得一般外地院校得不到的资源。
李晓静：童老师，我知道您对中西的新闻教育领域都非常关注，也非常熟悉。您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方新闻教育的情况，比如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吗？有哪些方面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中国的新闻教育存在着哪些问题？
童兵：海外教育和我们不同，我们重视基础理论教育，国外则更偏重应用，案例分析多。国外教学思路比较开放，上课主要采用讨论的方式，允许各种奇谈怪论，师生地位非常平等，我们则显得封闭些。另外西方重视方法论的教育，强调个性和创新，我们的教育则偏重简单模仿和记忆。所以我感觉中西教育应该更多沟通和互补，我们可以联合来培养学生，实现优势互补。
李晓静：您现在复旦担任博士后流动站站长，这是目前国内惟一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您认为它对于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有何意义？您对博士后的培养工作有什么设想吗？
１３童兵：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我感觉十分荣幸，这个博士后流动站对于复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平台，可以吸引大批有志于新闻传播研究的青年学者到复旦来。但我现在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主要问题在于良好的发展机制还没建立起来。我目前的设想是希望能组织博士后来开展一些国家级重大课题的研究，在实战中提高博士后的科研水平，拓宽他们的学术视野。
李晓静：童老师，您授课几十年来，在思路、方法和侧重点上有些什么变化呢？
童兵：２０多年来我的兴趣一直是在宏观层面尤其是政策、法律层面，比如“入世”、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新闻政策的变化等。另外我在授课中比较注意联系实际，不断更新讲义的资料，像上次课我就让学生关注“两会”以来《南方周末》的报道，分析它一些报道的深层原因。我上课很容易动感情，声音又响，所以半天上下来，觉得很累。
李晓静：您这些年在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上面倾注了很多心血，可以谈谈您是怎样栽培他们的吗？或者说，作为老师，您最想给予他们的是什么？
童兵：作为老师，我一是想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就说过，应该送给学生钓鱼竿教他怎样钓鱼，而不是送给他鱼。二是要教会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培养一种问题意识。
三是要培养他们写东西的意识和能力，在第一线练兵。
李晓静：童老师，您觉得现在的硕士生、博士生和您那个时候相比，在心态、能力、学识上有什么不同吗？您如何评价他们？
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和勉励吗？
童兵：现在的学生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心态也不同。他们所接受的基本训练比我们多，很多能力像外语、计算机操作能力都比我们强。但他们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我感觉比不上我们这一代人，比如他们最爱上网查资料而不是去图书馆，网上的资料往往是一错就跟着错，以讹传讹。现在的研究生的角色认同感和角色期待也不如１４我们，心态容易浮躁。我的建议是他们应该正确认识自己，对于社会的要求不要太高，毕竟社会给予他们的已经很多了，心态应该放平和些。
李晓静：童老师，您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平衡学者、教师、丈夫、父亲这诸多社会角色？这中间您最看重的是哪一个角色？
您对自己是怎样定位的？
童兵：我在现实生活里经常处于角色冲突中，好在我这人脸皮厚，也不怕了。（笑）但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教学和工作始终是第一位的，集体利益是第一位的，其他东西不能兼顾就随它去。家里这几天搞装修，我实在是没时间去监工，没办法，面对家人时只好耐着性子听埋怨。其实角色冲突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人要想什么都做好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自己最看重什么。我想我自己首先是一名教师，其次才是其他社会角色。
李晓静：您还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们共勉吗？
童兵：我想一个人的成才一分靠天赋，两分靠勤勉，七分靠机遇。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把握自己的机遇，好好努力奋斗创造条件来争取自己美好的未来。
李晓静：谢谢童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