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人民报刊的思想初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他们在这里不仅强调了报刊的巨大的社会作用，必然的党派倾向，而且还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阐明了报刊同人民的相互关系，即人民通过报纸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组织力量，干预运动，造成舆论。正是基于对报刊的这种无与伦比的社会作用的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以极大的精力从事报刊活动，成为杰出的无题记：这是笔者“文革”之后、正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论文，而且有６０元钱的稿酬。当时的欣喜之情现在都不能忘怀。《社会科学辑刊》
１９８０年第５期发表这篇论文后不久，责任编辑到北京开会，还约我相见。可惜我忘记了这位责编的尊姓大名，但我一直记着他对一位当时尚算年轻人的一篇普通文章的厚爱之情。
产阶级的办报大师。他们创办、主编和参与编辑了１５家报刊，为近１００家报刊写信撰稿。他们在半个多世纪所写的１６００余篇（部）着作和文章，８０％以上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他们相互之间和与别人的１６０１封信件中，有相当多的信件是谈及报纸工作和为报刊撰稿事宜的。他们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不仅提出了党报理论的基本原理，还形成了人民报刊思想的主要原则，这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宝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过去几十年，新闻学术界对党报理论研究较多，而对人民报刊思想则甚少注意，本文拟就后者的创立及其主要原则作一初步探索。
从严格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党报是随着无产阶级壮大，工人运动高涨，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建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于１８６９年成立以前，他们所创办与为之撰稿的一切报刊，都不能称作今天意义上的党报，而冠之以马克思常常说的“人民报刊”较为合适。这不仅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党的产生和领导，因为当时无产阶级还不应提出争取社会主义的目标，还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生气勃勃的领导阶级正在率领人民群众（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向封建专制制度发起最后的攻击。所以，人民报刊，既包括无产阶级自己创办的报纸（如《新莱茵报》），又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和派等办的报刊（如《莱茵报》）。可见，人民报刊远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科学社会主义形成（自然更在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以前就出现了，人民报刊的历史远比无产阶级党报史长远。直至今天，由于党报继承了人民报刊的许多基本属性，可以说党报（包括党的机关报）依然是人民报刊，不过是人民报刊的高级发展阶段罢了。
然而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形成以前，却不可能有科学意义的人民报刊思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纵然有弥尔顿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出现过《论出版自由》这样卓越的为人民争言论之权的（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的先进主张，但阶级局５限性先天地决定了即使他们还处在蓬勃向上的发展阶段，也不可能有真正广泛的人民报刊，也更谈不上创立人民报刊的思想了。西方工人报刊早在１９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就开始产生，１８２８年美国费城五金工人联盟开始出版世界第一份工会杂志《五金工人自由言论》；不久巴黎出版的《作坊》，更在报头下声明“惟一的由工人编辑的劳动阶级的机关报”。但所有这些报刊，尽管挂着工人报刊的报头，却不可能按照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去宣传和斗争，不可能有科学的人民报刊思想。
人民报刊思想是随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形成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在１８４２年４月为《莱茵报》写的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第一次提出了报刊人民性的思想。
接着，他在这年年底写作的反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的一系列抨击文章，这一时期的大量通信以及在《莱茵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许多政论文中，总结了人民报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斗争的经验，联系英、法、比利时、瑞士、美国等国的报刊史和报刊现状，前后较为完整地提出了人民报刊思想的主要原则。经过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和创办《新莱茵报》的丰富实践，他们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人民报刊上的地位和无产阶级报刊是人民报刊的主体的思想，他们把人民报刊看作唤醒和教育工人、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有力工具，看作准备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即将诞生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群众的联系的工具。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把人民报刊作为组织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强大武器，明确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党报的任务。马克思逝世以后的１２年中，恩格斯为维护党报的纯洁性和不断革命化所作的大量指示，成为他们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办好人民报刊的极其宝贵的政治遗训。
就像欧洲各主要国家——英、法、德、比等——是马克思主６义产生的故乡一样，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也是在这些国家里，经过他们的考察和实践，逐步形成的。人民报刊思想的最初提出，是在他们的故乡德国，这和当时德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有关。１９世纪四五十年代，工业革命在英、法已经大功告成，在德国则方兴未艾，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蒸汽机的隆隆声到处都呈现出长足发展的奇迹。经济高涨带来了资产阶级实力的增长，中等阶级的进一步贫困化，无产阶级从形成到不断壮大，社会主义运动从萌芽到波及全国。同时，随着现代生产的发展，工人的组织程度和文化水准不断提高，劳资双方的斗争，又不可避免地从经济斗争延及政治、思想、理论的斗争。这样，无产阶级不仅有必要创办自己的报刊，而且开始有能力创办自己的报刊。
因为一批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背叛自己的阶级，乐意为无产阶级充当喉舌，听从无产阶级的调动。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投入了斗争，公开为备受政治压迫和社会压迫的穷苦人民辩护。在德国，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资产阶级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在两条战线进行斗争：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一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实行保守的中庸政策。这种犬牙交错的斗争对无产阶级十分有利，他们不仅在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时有可能广泛利用民主派的报刊，把它变成真正的人民报刊，甚至可以打着民主派的旗号创办无产阶级报刊，而且使无产阶级在创办人民报刊的艰苦斗争中懂得了坚持独立自主路线的重要性，这就是德国的人民报刊特别能战斗，人民报刊思想得以在德国首先提出的客观条件。
还有，４０年代德国的政局也有改变，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逝世，具有浪漫主义自由思想的新国王威廉四世即位。这个过去吹嘘过人民可以通过报刊向他直接陈述意旨的伪君子，作为一种姿态，于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发布的敕令中对书报检查作了新的规定。尽管马克思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自己的论文中抨击了这个新的书报检查令的假自由主７义，但事实上，它毕竟在一段时期内对过去甚为严厉的书报检查有所松动。在１８４２年，政府于５月取消了对漫画的检查，１０月取消了对２０印张以上的书籍的检查，全年没有禁止过一本书或一本杂志。过去，自由主义思想只有通过普鲁士国外的报纸如《莱比锡总汇报》、《德意志电讯》等才能传播。现在则可以有机会在普鲁士境内发行自由的报刊了。于是，《尼科斯堡文学报》
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扞卫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东普鲁士民主派的机关报。《莱茵报》则在１８４２年元旦破土而出，成了莱茵民主派的集合点，并且很快成为全国民主派的最有力的喉舌。马克思得以以该报为阵地，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自己的人民报刊的思想。
人民报刊在这个阶段有所发展，也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结果。纸张的增产，印刷技术的改进，经营的加强，以及电报线路、海底电缆铺设等，都为“便士小报”（廉价报）的生产提供了物质可能性。人民报刊理所当然地利用了这一切文明成果。随着印花税和保证金的减少或取消，对人民报刊的经济束缚进一步减脱，人民报刊开始有了较为广阔的发展天地。同时，报纸的新闻手段也有改善，通讯增多，来稿频繁，趣味日浓，以及对来信巧妙和精心的处理，使人民报刊的读者不断增加。随着无产阶级国际交往的发展，人民报刊开始越出国界，活力大增。一次在伦敦召开的大会上，恩格斯等人提议向欧洲三家人民报刊致敬，台下掌声雷动。可见，人民报刊已经壮大起来了。
人民报刊思想就是在这样蓬勃发展的实践基础上，吸收了欧洲先进国家人民报刊的丰富经验后提出来的。人民报刊的使命：“是社会的扞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其作风：“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对反动当局来说，公开宣布自己的反对派立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其新闻手段：对于事件的“具体表现”、“真实的叙述”，不是根据希望而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其发展动力：“人民的信任”是“报刊发展的创造力”，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其最本质的特点：人民报刊和一切报刊一样，按自己的内在规律发展壮大。就像每一片蔷薇花瓣都表现了蔷薇的特征并散发出蔷薇的芬芳一样。同样，每一种人民报刊都像人民报刊那样各向一面发展，那么作为整体的人民报刊才会形成。马克思特别强调，对任何一种人民报刊的摧残，都意味着向人民报刊的总的攻击。最后，人民报刊的工作人员，不应把出版作为行业，作为挣钱的工具，如果编辑和记者听人之命，“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说；命令你说什么，你就写什么”。那么，人民报刊就会完蛋。新闻工作者在必要时应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这些，就是人民报刊思想的主要原则。
为了扞卫人民报刊思想的这些原则，扞卫正在茁壮地但又是十分艰苦地成长的人民报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进行斗争。他们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反抗反动的书报检查，组织人民利用报纸，改进报纸工作。
他们对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斗争是十分艰苦和卓绝的。
他们对这一制度的揭露，也是异常深刻的，认为书报检查是政府垄断了的官方批评，它不是法律而是真正的警察手段，不论是精神检查（如在德国，政府派官员审查书报）还是物质检查（如在法国，规定缴纳高额保证金方准出版报纸），其实质都是扼杀自由报刊。他们指出这个扼杀人民报刊的“刽子手”有五害：
（一）禁止报道真实情况。失去报道真实事件的自由，人民报刊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二）禁止批评政府和官员。而“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
（三）惩罚思想方式。思想方式是公民的自由。“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
（四）用“地位”、“人格”等资产阶级标准限制人民报刊的编辑人选，把作者当成文丐。
（五）无视和抹煞新闻工作规律，不许报刊按报刊内在规律自由发展，这样必然会使人民报刊呆板枯竭，毫无生气。
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是一无用处的。”
正是出自对书报检查制度的仇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作为这种制度楷模的资产阶级反动报刊倍加鄙视。他们一生都在驳斥、揭露、抨击这些反动统治者的“娼妓”和帮凶。但他们对资产阶级报纸又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不同报纸、不同时期和这些报纸对不同事件的不同态度，加以仔细区别，采取不同做法。
他们认为，某些报纸在某个阶段的某种进步倾向，如果与民主和进步的利益是一致的，就应加以利用；特别是人民手中一时没有掌握报刊的时候，这种利用尤为必要。他们一生中为之撰稿时间最长达１０年以上，撰稿最多（５００余篇）的一家报纸，就是美国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这光辉地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书报检查方面的灵活策略和顽强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确保人民报刊的耳目喉舌作用，非常注意报刊宣传动向和群众的思想动向。对他们来说，再没有比撰稿失败和报纸办得死气沉沉更痛苦的了。马克思曾经分析过群众不信任某些报刊文章，对某些报刊不感兴趣的原因，认为一是这些报刊屈服于书报检查的压力不敢报道真实事件，而人民是不愿意受骗的，于是“不相往来”；二是报刊由于资产阶级恶习的重染，专登耸人听闻的消息，人民觉得这种“消遣品”予政治斗争无多益助；三是群众厌恶消极伤感的东西，而把兴趣和注意力转向国外。为此，他们在自己的报刊活动中，并通过各种方式向其他人民报刊提出指导性建议，竭尽全力纠正这些错误倾向，组织群众信任报纸，利用报纸。
首先，旗帜鲜明，坚持讲真话，写真事，为贫苦人民呼出正义的抗争。马克思写的林木盗窃法的文章就是一篇代表人民对政府的控诉。他冒着报纸被封的危险，为人民要求起码的生存权利。他的论文得到广大劳苦民众的衷心欢迎，人们赞扬说，“具有这样势如破竹的摧毁力的批判的智慧是不常见的”。《莱茵报》新户从马克思担任主编的８００多份，经过８周，猛增到３４００多份。
其次，让人民坦率而公开地把报刊当作自己的讲坛。他们认为，人民报刊直接依靠人民群众才有无比的威力。１８８２年初，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中的右翼多数，企图利用统治阶级在政策上的一时改变来推行改良主义政策。恩格斯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公开发表党员和党的地方组织对党团右倾分子的批评信件。强大的舆论迫使党团公开承认了错误，批判了右倾分子，加强了全党的统一。
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对政治事件和事业的责任感和兴趣，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很好地掌握“内外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