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都空前激烈的年代，青年，特别是其中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是最敏感的群体。埋在邓旭初心中的革命种子已经在初中时代抽芽。由于积极投入爱国斗争，时间稍长，便受到了地下党的阳光雨露，这颗种子，便开始茁壮成长了。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惊天动地，连这个远在南国的初三学生，也感受到巨大震撼，“全民抗日，是救国的惟一出路！”这一全民抗日浪潮一天比一天高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愈来愈遭到人民的唾弃。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愈来愈深入人心。广州的爱国进步学生团体，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号召，组织学生进行罢课、示威游行等革命活动，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抗日救国行动。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迅速在广州掀起高潮。
广州的学生爱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当时，以陈济棠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害怕学生罢课，走向社会，进而引起其他社会阶层对政府的不满和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因此，采取各种方法阻止这场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如邓旭初所在的国民大学附中把学生关押在校内，不准随便进出，并举行所谓的“会考”，让学生集中在大礼堂，统一命题，统一监考。当时，邓旭初和陈伟同学是国民大学附中的学生领袖，负责与大学部的进步学生组织联系工作。他们在大学部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组织附中学生开展“罢会考”运动。他们走出校门，高喊“罢会考”，“反对压制学生”，“团结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与大学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场罢考、罢课的革命运动，波及整个广东省，声援了北京“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给国民党政府以沉重打击，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撼。
当时邓旭初只有15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由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学生爱国运动，为他今后选择走上奔赴延安的革命道路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6年夏，16岁的邓旭初升入国民大学附属高中，成为一个高中生了。正当邓旭初进入高中的时刻，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已进入一个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的最显著例子，就是“七君子事件”——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李公朴、史良等七位爱国人士，代表救国会，公开发表宣言，要求蒋介石响应共产党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这一正义主张，表达了全国极大多数人民包括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意愿。岂知蒋介石不识时务，竟悍然下令逮捕七君子入狱。这一“超级昏招”，激怒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张学良将军。早在1936年春，他就接见了中共代表李克农，并通过李克农，于4月12日，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延安会谈，达成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秘密协议。继“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七君子事件”激起的又一轮抗日怒潮，在东北军广大将士中再次引起巨大反响。“打回老家去”的歌声，在西安和北平街头的游行队伍中，随时可闻。与此同时，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也拍案而起，加入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年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联合发动“兵谏”，用武装突袭的办法，把正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强迫张杨继续“剿共”的蒋介石，从临潼华清池，“请”进西安城内，迫其同意停止内战，团结共产党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下，国民党内的进步势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仅仅半年之后，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即在芦沟桥爆发……一浪接一浪的抗日高潮中，随着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日益增长，党的白区地下组织活动不断扩大，也愈来愈得到群众的拥护，特别是在大中学校的广大师生中。邓旭初在第一年高中生涯里，经历几次抗日高潮的教育，读了不少书，知道了相当多的共产党以及红军、长征、苏区斗争的情况，还学到了一些马列主义的道理，思想进步很快，觉悟迅速提高。“一年胜过二十年”，这个中国进步知识青年觉悟的客观规律，在这个高中一年级学生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广州便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民大附中被迫迁往台山县白沙镇。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党的全民抗战口号的鼓动下，学生们经常到农村宣传抗日。邓旭初当时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学校有位老师，姓李，名锦波（后改名李木子），是地下党员。他带领进步学生，到处向农民演讲。邓旭初虽然积极，到底年轻，还不懂什么“政策”“策略”之类。“径情直遂”，心里崇拜共产党八路军，嘴巴里也是共产党八路军怎么好怎么好。
忘记了自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忘记了宣传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全民抗战，是启发广大农民的民族觉悟，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不是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打倒国内反动派。第一次演讲，固然慷慨激昂，农民也很感动，自己开始还蛮得意，可是事后却受到了李老师的批评教育。他告诉邓旭初，斗争形势复杂，要讲策略，为邓再一次详细讲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亲切细致，循循善诱。这一“课”，完全从实际斗争需要出发，深入浅出，使邓旭初的政治觉悟和政策观念大大加强。以后，宣传起来，就知道怎样掌握策略了。
宣传了两个月左右，邓旭初碰到了困难：他成绩优良，是免费生，但是膳费必须自己交，因为交不出膳费，被迫离开学校，那时是1937年11月，他还没有读完高二上学期。到哪里去呢？李锦波动员他回家乡——开平县护龙乡，继续宣传抗日。同时，在该乡新民小学当了教师。这一来，有了固定收入，生活不成问题。学校又成了自己的“根据地”，课堂也成了自己宣传抗日的“前线”，孩子们成了自己宣传的主要对象。邓旭初，这个已经有了政治觉悟的17岁青年，觉得自己大有用武之地了，抗日热情也愈来愈高。此时，李锦波改名李木子，也经常到护龙乡来探望邓旭初，为他带来新消息，送来新书刊，同时了解他的工作情况，帮助他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李一来，师生二人，总要研究、探讨、交流各种情况，从国家大局到眼前小事，无所不谈。一谈，总要到深更半夜，然后抵足而眠。这种深入谈心，每进行一次，就使邓旭初前进一步。用他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四个字：得益匪浅。
世事似棋局。从全世界、全中国、全广东省，直到开平县、护龙乡，虽然大小迥异，同为“棋局”，却无两样：或者黑白相对，或者红蓝争胜。有趣的是：在小小护龙乡这盘“棋局”内，对弈的却是兄弟一对：一方面是邓旭初；另一方面，恰恰是他的同父异母兄长（黄氏之子）邓卓立。邓旭初代表进步势力，邓卓立则是个十足的顽固派。
邓卓立小时候过继给资本家周凤轩做干儿子，从小过的是大少爷生活。
青年时期就结交了一些酒肉朋友，除了吃喝玩乐，还是吃喝玩乐。读书，对他来说，是件苦事。所以，虽然上学，高中却毕不了业，只好动坏脑筋，做一张假文凭，混进了国民大学。不料却被校方发现，逐出校门。对于这个宝贝干儿子，周凤轩也无计可施，只好出钱把他送到日本“留学”。“留学”一年，依然如故。抗战爆发了，在日本混不下去了，只得回来。既然在抗日高潮中回来，总应该有点民族良心吧。谁知这位花花公子却扛着“日本留学生”的招牌，目空一切，招摇过市，把“父老乡亲”都看作是土包子，只有自己这个“日本留学生”，才是有知识的。当时，进步势力在护龙乡影响逐步扩大，以小海小学为据点，开展活动。邓卓立大大不服，以庙的祠堂作校舍，办起了一所呼声小学，自任校长，目的就是与进步势力的小海小学分庭抗礼。
开始，党组织决定同他讲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特地要邓旭初以血缘关系，到呼声小学当教师。正在要人当口，“邓校长”对这位弟弟倒也不加拒绝。过不了多久，进步与顽固两种思想、两种态度、两种方法，慢慢暴露出来了。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弟弟代表进步势力，主张删除一些封建课程，增加一些团结抗日、增强民族意识、宣扬民族气节的内容。
这一合理建议，却遭到了哥哥的反对。在一次会议上，哥哥以校长的身份，不容分说，便否决了弟弟的建议。弟弟这一气非同小可，火暴脾气立即发作。一散会，就拿来四张白报纸，写了四个大字——“打倒独裁”，贴在墙上。校长哥哥一看，却不声不响，回到村里，把正在患病的老父亲搀到学校，要他老人家现场评理。老人家看到弟弟贴大标语要打倒哥哥，还有什么好说的，举起拐棍，横扫过来，结结实实给了弟弟一棍子——这一棍，也就把邓旭初打出了呼声小学。
又过了几个月，到了1938年5月间。正在考虑如何进退的邓旭初，忽然接到了李木子的来信，给他带来了一特大喜讯：延安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开始招生，要邓旭初赶快到广州百子路某号（大概是八路军办事处）找一位云广英同志，取介绍信去延安。邓旭初接信，高兴得几乎跳起来，马上约了一个姓黄的进步青年，一同前往广州。
云广英找到了，介绍信拿到了，可怎么走法呢？—探囊中，实在羞涩：不要说迢迢数千里，就是出广东省，也难得很啊！机会又岂可放过。于是只好到佛山，找到躲避轰炸暂时移住佛山不久的生母和父亲，请求筹划路费。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明知家庭生计十分困难，还要开这个口，心中说有多难受就有多难受！极其难得的是，这位饱受欺凌、穷苦的好妈妈，二话没说，把存在周中亚织造厂里的最后一部分工资，全部取出，交给儿子。老爸爸也不错，听说儿子要到陕北跟共产党抗日，不但没有反对，还加以鼓励。最后，好妈妈亲自送儿子到广州上路。将别，母子二人泪眼相对，好妈妈是千叮咛万嘱咐，好儿子是千保重万珍重。这一别，母子是否能再见，谁也不知道。“死别已吞声，生离长恻恻”，这种滋味，只有当事者才能体会。儿子立刻要上路了，好妈妈又掏出全家惟一值点钱的东西——一块老父亲从美国带回来的金表，交给儿子，表面上是作为纪念，实际上是备不虞之需。对这副慈母心肠，邓旭初几乎当场哭倒。
3.奔赴延安
1938年7月的一天清早，邓旭初挥泪别母，与黄某一起，乘火车离开广州，先去汉口。此时台儿庄战役大胜不久，全国军民斗志昂扬，有志青年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纷纷赶往自己选择的战斗岗位。广汉铁路上，运输繁忙。
客车时开时停，一路避让军车，老百姓却毫无怨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的口号声此伏彼起。“打回老家去——”、“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雄壮战歌，辘辘车声，激励着所有北上抗日青年的心。邓旭初迅速从别母的痛苦中惊醒，或纵情高歌，或振臂高呼，心，一下子飞到了延安。半夜，车到武汉。天明，邓黄二人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正忙得团团转，整理文件，收拾东西，包扎，装箱，捆绑。见了这两个广东青年，连忙热情招呼。但是，邓黄二人听到的都是不幸的消息：国民党当局为阻挡日军长驱直入，竟不顾人民死活，在郑州以北的花园口炸开大堤。结果，“黄河之水天上来”，河南、安徽、江苏三省120万人民，一夜之间，家产荡尽，葬身鱼腹者达八九十万人。平汉线已被冲断，汉口至西安，火车停驶。因为事起仓促，办事处同志也搞不清现在应取道何处赶赴西安。
这一下子使这两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广东青年，茫茫然，恍恍然，大有走投无路之感。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一再加以安慰。他们二人略一思索，想出一个应急办法：到书店买了一本地图，翻到河南那一页，竟发现一条红线——从信阳穿过南阳、内乡、蓝田等县，直抵西安。“有路了！有路了！”邓旭初原来心急如焚，这条“红线”恰似一根巨大的水龙，给了他个醍醐灌顶；又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心花怒放。
于是，他和黄某，先从汉口乘火车到信阳。到达后投宿于一家小客栈。
那时的小客栈，根本说不上清洁卫生，蚊帐被单之类，白的已变成灰色。连日奔波，倦极倦极，早早吃了点东西，倒头便睡，一睡便熟。谁知还未到半夜，竟被阵阵奇痒惊醒，究系何物猖狂？连忙开灯，掀起床单一看，不禁浑身发麻：一群一群的“土坦克”——臭虫，正夺路而逃。“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巴掌拍下，竟然满掌是血——脍·自己身上的血啊！
这觉，哪里还睡得成。勉强挨到天亮，便匆匆上路，迈开两只脚，直奔桐柏。表面上，他们是行走在大路上，路上车来车往，也不算少，可惜，都是军车或者官车，就是没有供老百姓乘坐的客车。信阳至桐柏，路并不远，40华里而已。然而，时正7月，赤日当空，又无遮掩。40里路走下来，已是精疲力竭，要想找旅店歇脚。哪知桐柏名为县城，实际却不及广东一个小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