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培养接班人，这是“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始终极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邓小平干部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１９７９年夏，邓小平在上海等省、市视察时，就根据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大力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的重要思想。
１３年后，面对即将步入新世纪的中国，邓小平在上海再次提出，要选拔、培养既能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又能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跨世纪年轻干部。邓小平关于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的思想，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对上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吴邦国、黄菊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干部走上了上海市的主要领导岗位，为上海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经济飞跃奠定了干部基础。
（第一节）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１日至８月１０日，邓小平冒着酷暑，先后来到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省市视察工作。这一路上，邓小平想得最多，谈得最多的就是选拔培养接班人问题。
７月１６日，邓小平从安徽来到上海，下榻在“４１４”招待所。
“４１４”招待所是位于上海西郊的一座花园式宾馆。这里林木茂盛，环境幽静，但此时，邓小平的心情却并不平静。因为，他想起了１９７５年王洪文在上海说过的一句话——“十年后再看。”
那是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因病情严重，不得不住院治疗。２月２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呈上一份请示报告，建议由复出仅两年的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份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从这一年的７月份开始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一举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的心头。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自感接班的希望将要落空，便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嚷：“十年后再看。”是年，邓小平７１岁，王洪文刚满４０岁。
对于王洪文企图凭借年龄的优势，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的图谋，邓小平显得格外清醒。王洪文的话刚传到中南海，邓小平就立即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邓小平后来回忆道，“那个时候，我跟先念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谈过这件事。一九七五年我已经七十一岁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几个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察觉到党和国家面临的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
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将继续一场灾难。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思想，并果断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移。
会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社会开始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扰乱的各方面社会关系，受到迫害的各级党、政、军机关干部陆续得到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或担任新的职务；受到打击、诬陷或迫害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等也恢复了名誉，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正轨。
但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各项工作步入正轨，邓小平敏锐地看到，“十年后再看”的问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反而更加迫切了：一方面，“四人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尚未被完全清除；另一方面，“文革”后一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并在拨乱反正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这些老干部大多年事已高，平均年龄比“文革”前大１０到１５岁，精力不济。
如果不能解决好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将付之东流。对此，邓小平多次向全党大声疾呼，不进一步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帐”。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首先在军队中提出了培养接班人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９日，邓小平与粟裕一起来到位于青岛的团岛海军基地，观看了北海舰队水上飞机和直升机分队的表演，并接见了参加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他在接见全体人员时郑重提出了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这一关系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大局的关键问题。
邓小平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要解决好“十年后再看”的问题，“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正确的政治路线是要由人来贯彻执行的。
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对今后的社会发展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
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选拔和培养好接班人，“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又把认真选好接班人的问题郑重地提到了全党的面前。
在会上，他多次向全党指出当前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急迫性：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
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
他还特别向老干部提出，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这是老干部最重要的责任：
“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
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帐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
但是，对于选拔年轻干部的问题，一些老干部心有疑虑。他们担心年轻干部经验不足、资格嫩、压不住阵脚，更担心会把“文革”中那些头上长角的造反派小将、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
对于这些老干部的顾虑和担心，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用简练而明确的语言，把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方针概括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１２个字，并将这“四化”方针作为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
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中，邓小平指出，首先是“革命化”。
我国的发展目标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我们选拔的年轻干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盲目崇拜西方世界的干部绝不能用，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变成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利用毛主席旗帜，坚持“两个凡是”
的干部也决不能用，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非就搞不清楚。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摇摇晃晃的。
同时，邓小平还指出，我们选择的年轻干部必须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用邓小平的话就是，就是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而对于那些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好搞宗派活动的；玩弄权术，专门整人的；耍小聪明，搞小动作，不老老实实的；革命意志严重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以及政治品质不好，思想体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决不能提拔重用，更不能进领导班子。
其次，邓小平提出，“四化”方针的中心目的是要实现干部的“年轻化”，要让更多有才干的年轻人脱颖而出。
对“文革”结束后的中国而言，干部老化已经成为困扰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途径就是要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加快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
这一方面要求老干部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主动地为那些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干部让路，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充满活力。邓小平曾多次风趣地向全党指出：“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另一方面，老干部要打破论资排辈的陈旧观念和自己选自己的接班人的传统思想，选拔更多的年轻干部，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其位，谋其政，在实际岗位上锻炼成长，让真正有本事的人脱颖而出。如果不这样，中国将面临的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
最后，邓小平还特别要求在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时不仅要注意“革命化”、“年轻化”，更要求他们符合“知识化、专业化”
的标准。
当今世界形势发展日新月异，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并且我们所实行的四个现代化事业又是一项全新的、前人从未实践过的全新事业，也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领导干部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骨干，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本领、专业才能和管理能力是无法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的。但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的干部队伍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
对此，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光靠喊口号，或是坐在办公室里划圈圈是不行的，而是要选拔培养大批优秀的有知识、懂业务、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年轻干部，“我们要按照专业的要求组织整个领导班子，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并且领导广大群众，按照专业的要求，去学习和工作”，“我们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尤其要注意从大学毕业生中去选拔优秀的年轻人才加以培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倡导下，一大批身经百战、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老同志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高风亮节，主动让贤，满腔热诚地把较为年轻的同志推上第一线，让他们经受锻炼和考验，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实现了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的合理化，也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邓小平不仅在党内积极倡导“四化”方针，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在１９８０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１９８３年６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辞去了全国政协主席职务；在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实现了“半退”，也就是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只保留党的中央军委主席这惟一的职务。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实现了邓小平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对此，国内外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美联社于１１月１１日发表题为《邓是第一位自动退出领导职务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报道，指出“在历次权力斗争中既是受害者，也是胜利者的邓小平是中国第一位得以监督一次平稳的权力过渡的共产党领导人”，“邓成功地筹划了他退出最高领导职务的行动，与此同时，他引荐了新一代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将把他开创的经济革命进行到进入２１世纪后很长一段时期，邓的这一举动可能是他对中国的伟大的贡献之一。”
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报》报道：“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实力人物、国家现代史中举足轻重和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邓小平，宣布辞去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自愿引退，是为了给年轻的一代让位，并为老一代作出榜样”。
（第二节）关注上海领导班子建设在邓小平关于“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
方针的影响下，首先在中央顺利地实现了干部的新老交替。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１９７９年前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虽然也都提拔了一两名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但是，当时全国一个省市的党委往往有十五六个、十七八个，甚至更多。年轻干部的名字总是排在尾巴上，充当摆设和陪衬。针对这种现象，邓小平向全党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认真选拔年轻有为的干部。
其中，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更引起了邓小平极大的关注。
１９７９年７月，在邓小平就如何实现干部新老交替这一事关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苦苦探索的时候，他专门来到了上海。
７月２１日上午，邓小平接见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全体常委和几位顾问。
市委第一书记彭冲请邓小平作指示。
邓小平开宗明义地向上海市委提出了培养和选拔接班人这一个全国普遍存在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大问题是接班人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