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指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老同志先后都恢复了工作，但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了，精力不够，又多数有病，并不能真正顶班。有的即使现在能顶班，再过５年也不行了。因此，现在要有意识地选拔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进领导班子，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他还要求老同志要有意识地培养、帮助并大公无私地选拔年轻力壮的人，要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不能论资排辈。讲解放思想，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
这次讲话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思考的一件根本大事，就是要解决组织路线问题，选拔好接班人。这次邓小平在上海发表的讲话仅仅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的一个开始。此后，邓小平在山东、天津视察时，又多次谈到，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这是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后继有人，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能否掌握在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的干部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对于上海市委领导班子的组成，邓小平提出：市委常委这么多人就不太好，最好７个左右。
当时，上海市委共有１９个常委。后来，邓小平在山东、天津的讲话中也都提到上海市委的常委太多了、太老了的问题。
彭冲说，７个人少了。
邓小平接着说，７个人少了，那就９个人吧。如果能比现在的班子年轻一点就好。另外，把市政府建立起来，副市长、副省长必须能干工作，厅局长一定要是壮丁。
他还向在座的上海市委领导同志特别提出，要善于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和培养人才，这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当然，这不仅仅是对上海，也是对全国其他地区提出的要求。
邓小平的这番话使上海的市委领导陷入了沉思。全国其他地区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工作已经起步，上海在这个方面决不能落后，这是关系着上海今后发展的一件大事啊。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市委、市人事安排小组和中央工作组通过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见发现人才，请老干部、老专家和社会知名人士举荐人才等各种方式，从与“四人帮”斗争坚决的干部群众中和其他先进人物中选拔人才，到知识分子集中的高校和科研单位物色人才，经过认真的考察、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比较，提出了由吴邦国、黄菊等１８名年轻干部组成的名单。邓小平还特地请回了上海的老领导、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来指导上海领导班子的组建工作。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２日上午，来到上海视察工作的邓小平召集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市委书记、市长汪道涵等老同志一起商谈上海领导班子的组成问题。
邓小平在看了上海市委推荐的中青年干部的名单材料后，十分满意。虽然邓小平对这１８个人一个也不认识，但他表示，这１８个人都合格。上海人才多，合格的人也多，也选年轻的。
６０岁的，只能再干五六年了。你们市委各部、委、办、局每个单位要选３到５个年龄在三十多到四十几岁的人，准备再接替。
你们提的名单中有５个５０岁以下的可以了。从年龄上来讲，这些人可以说是后来居上。
一旁的陈国栋补充道，把踩线的人加上去是７个。
邓小平表示，年轻的同志可以提到前面一点。我相信市委、市人事安排小组、中央工作组考察的结果。
接着，邓小平谈了对上海市委、市政府等领导班子具体组成的意见。市委、市政府的组成班子要进行大换血，要让更多的年轻干部有机会大显身手，但同时，也要适当地保留一些老同志。
他对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３位老同志嘱托道，在这次调整班子时，你们要留下来，要为年轻干部把握大方向，培养、锻炼这些年轻干部。
对于上海选拔、培养年轻干部的工作，邓小平借用了陈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快刀斩乱麻”，一个星期解决问题，１０天到半个月足够了。包括中央书记处拍板时间在内，１０天到１５天。
不解决，要碍事。
邓小平还对继续留任的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３位老同志说，两三年后要交班。
一旁的３位老同志连连点头，表示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努力搞好传帮带，站好最后一班岗，两三年内随时准备交班。
其他一些不再担任市委书记、常委的老同志，也都表示了愉快地退出岗位，积极支持青年同志上来。
邓小平还说，交班以后，可以当上海的顾问，工作是做不完的嘛！不靠年轻人，靠我们霸住不行。
最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谈到，要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要进行各方面的改革，首先要进行机构改革，机构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调整领导班子。可以说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整个改革工作第一位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要让路，不能干扰。对上海要求是如此，对全国要求也是如此。不抓紧领导班子的调整，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工作都会受到影响，这就直接影响到四化建设的进程，更谈不上开创新局面了。对调整领导班子要有紧迫感。上海有很多方面的工作都走在全国的前列，在这个问题上再也不能迟了。
就全国范围而言，上海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处于中游了。当然上海有上海的具体情况。下一步部、委、办、局、区的班子调整工作，还是可以跑到前面去的。上海有人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迟了。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上海市委对市委、市政府的班子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重组。１９８３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原来上海市委的１８名常委中，只留下了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王鉴和上海警备区的章尘政委５人，为年轻干部把握方向。
其余的１３位常委全部退居二线。同时从１８名年轻干部中选择了７名优秀人才进入市委常委。在同年４月召开的市八届人代会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７名正副市长，其中６名副市长都是新当选的。新的市委常委的人数从原来的近２０人减为１３人，他们平均年龄５６．４岁，比原来的６４．７岁，平均下降了８．３岁。原先市政府中１３名市长、副市长的平均年龄是６５岁，文化水平大学程度的占３８％，现在新当选的市长和副市长的平均年龄为５２．７岁，比原来整整下降了１２．３岁，大学文化程度的为１００％。
同时，上海还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按照“先进后出”、“边进边出”的原则，对区、县、局以及大厂、大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和加强，一批老干部从第一线退下来，或者离职休养，充实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调整后的区、县、局以上领导干部班子正副职人数共１１８８人，比１９８２年底调整前减少了１２６人，成员的平均年龄５２．８岁，比调整前降低了７．３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成员占班子成员总数的比例上升到６４．４％，比调整前提高了３０．６％，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占班子成员总数的３６．９％。
经过调整，一大批优秀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原先存在的干部年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部门结构重叠，副职过多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变。
对于上海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工作，邓小平十分满意。八九十年代，邓小平曾多次来到上海，对上海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工作表示支持，并对吴邦国、黄菊等年轻干部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吴邦国、黄菊等一批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在９０年代先后成为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有的还走上了中央领导岗位。
作为在邓小平亲自关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领导干部中的一员，黄菊每当提到邓小平对上海领导班子的关心时，总是感慨万千。他说，１９８３年上海调整市级领导班子，当时的市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挑选了１８个人，他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这批人当时都是四五十岁左右。市委书记陈国栋同志比年龄最小的邦国同志大了３１岁，比我大了２８岁，可以算是我们的父辈。这些老领导与我们素不相识，通过全面考察后，扶上马送一程，在实践中逐渐培养我们。
老领导们敢于挑选同他们年龄差三十多岁的中青年干部，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充分体现了他们在培养接班人上的宽广胸怀和用人胆略。所以，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年轻干部的观念也深植于他的脑中，成为日后他作为主要决策者选用人才的一贯思想。
如今，加强对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已经成为上海市各级领导的共识。
从１９９５年以来，上海市委组织部先后下发了《关于调整充实局级后备干部队伍的通知》、《关于加大中青年干部教育培养力度的意见》等通知，实现了选拔培养年轻干部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一批６０年代出生、８０年代大学毕业的优秀年轻干部先后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０年底，上海市共提拔局级干部１３８８名，其中４５岁以下的４８７名，占３５．１％，年轻干部的比例正在不断攀升，并日渐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新生力量。
可以说，没有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伟大战略，没有８０年代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下上海的干部准备，没有上海历届市委领导的历史责任感和高风亮节，就不可能有上海自９０年代以来的飞跃发展。
（第三节）培养跨世纪年轻干部
１９９２年初，８８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城市，发表了着名的“南方谈话”。在谈话中，他又一次提到了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问题。
２月８日，邓小平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等人的陪同下，先来到南京路看灯，然后乘船观赏了黄浦江两岸的１９９２年２月８日，邓小平在观赏浦江夜色时提出了培养跨世纪干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