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先由上海交通大学组织一个有名望的教授参加的１０人小组前去美国，和那里的校友会以及对我友好的校友进行接触，了解一些情况，相机邀请他们来华讲学、旅游、交流技术资料，同时参观几个美国理工科大学，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在邓小平的关心和建议下，上海交大开始为这迈出国门的第一步积极准备，但首先就遇到了访美代表团该由哪些人组成的难题。
当时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执行主任、党委书记的邓旭初２０年后谈到当时的情景依然十分感慨：
现在，到美国访问、留学是一件平常事。可在２０年前，这真是摸着石头过河。
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派谁去？就是个伤脑筋的问题。
不少老教授大多刚摘下“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的帽子，仍心有余悸。但是，不派这些教授去，美国的校友们就会对改革开放政策存有怀疑，也就不能打开美国的大门。凭着２０多年的共事经验，邓旭初坚信这些老教授“没问题”。果然，当代表团的名单传到美国，校友们看到了久违的老师和同窗的名字后激动万分，奔走相告。在１２人的代表团里，还有几个中年教师。这样安排，是因为他们曾在苏联留学，访美能使他们客观地对比研究，了解美国的教育制度。
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９日，以邓旭初为团长的上海交通大学访美代表团离开北京，踏上前往美国的特殊旅程。
在美国的４７天中，代表团一路马不停蹄地访问和考察了２０多座城市、２７所大学、１４家企业和研究所，与２００多名在美国的交大校友进行了广泛而密切的接触，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代表团中几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教授也毫无怨言，坦诚地向在美国的交大校友们介绍国内的情况，消除了他们的种种疑虑。听到中国国内的新变化，校友们都很兴奋，说“娘家人来了！祖国来人了！”
但对邓旭初以及所有的交大代表团成员而言，来到美国后的最大感受是“‘打了一针清醒剂’，我们再也不能闭目塞听，夜郎自大了”，中国的大学不仅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美国的大学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美国在科学技术研究上也早已远远走在了我们前面，新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蓬勃发展，实验室设备先进，科研经费充足。对此，邓旭初颇为感慨地说，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年的办学经费是７亿多美元，而上海交大只有１０００多万人民币；计算机已被美国广泛运用于教学、科研、生产、医疗等各个方面，而交大还没有这个专业。
通过近一个半月的访美行程，上海交大与美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签订了１０多份学术合作协议，在我国的高校中率先购买了王安电脑和英特尔开发系统，建立了交大有史以来第一个电脑中心和微机研究室，并聘请了１２位美籍电工及自动控制教授和４名计算机教授，推动了上海交大在电脑、自动化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次访美推动了上海交大在学校管理体制上的许多新变革，上海交通大学由此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下了许多个“第一”：
上海交大在招生工作中第一个冲破“唯成分论”的羁绊，不拘一格地录取了一名德才兼备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
１９７８年，一名中学教师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虽然他本人政治表现良好，成绩优秀，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两次报考其他学校均未被录取。上海交通大学没有受到“文革”期间“唯成分论”思想的影响，实事求是地向上级部门客观反映情况，并大胆地录取他为上海交通大学“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专攻应用数学。
上海交通大学在学校管理体制上第一个打破吃“大锅饭”
的旧例，推行劳动、人事、工资制度的改革。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教育体制的束缚，上海交大的学科陈旧单一，人才积压严重，工作效率低下，办学经费匮乏，对此，学校借鉴了代表团访美时的所见所闻，实行人才流动，７年中共调出教职员工５０１人，选留、调进教师５３７人。同时，上海交大还试行了自费工资改革，每年从科技服务的收入中，拿出１０％向中年教师发放每人每月平均６元的岗位津贴，并按照工作成绩拉开收入差距，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以奖勤罚懒。这些改革措施，优化了师资结构，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为人才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间。
上海交通大学还第一个冲破了接受捐赠有损国格和体面的思想禁锢，接受了包玉刚先生的捐款，建造了以其父包兆龙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在包兆龙图书馆的馆志中这样写道：
“１９８０年９月和１９８１年１月，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柴树藩在日本和广州与香港环球航运集团董事会主席包玉刚先生讨论了中国的建设和教育事业，包玉刚先生表示他想捐赠１０００万美元在上海交通大学建造一座图书馆”。
“１９８１年７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王震主任，在北京接见了包玉刚先生及其父亲包兆龙先生等一行。包玉刚先生将捐赠图书馆的函面交邓小平主席，函称：‘敬爱的邓主席：今年１月在广州曾与柴树藩副主任当面洽妥，为支持祖国四化建设及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下一代专业人才，由家父包兆龙及我本人、全体家属自愿捐赠１０００万美元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新建图书馆建筑之用，该图书馆将命名为包兆龙图书馆，恳请予以同意接受’。邓小平愉快地接受了包玉刚先生的惠赠。”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叶剑英委员长为本馆亲笔题名。”
“改革要有吃螃蟹的勇气”，上海交大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高教系统内部对交大的改革褒贬不一。
交大的改革之路是不是应该继续走下去，应该如何走下去？
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６日上午９点３０分，在环境幽雅的虹桥迎宾馆接见大厅，已８０高龄的邓小平在王震的陪同下走进大厅。他精神饱满，步履稳健，与等候在接见厅门口并站立前排的邓旭初、范绪箕、刘克、翁史烈、朱物华、周志宏、王宗光、陆中庸等交大领导一一握手，并对上海交大探索高校教育管理改革所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随后，邓小平、王震及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阮崇武等与上海交大的５３位校领导、教授和学生代表一起合影留念。当天下午，王震来到交大视察，代表邓小平向上海交大的师生表示亲切的问候，并谈道：
“邓小平同志对你们的管理改革工作非常关心，非常支持，对你们在改革中取得的成效表示满意”。
对上海交大师生而言，虽然邓小平的亲切接见只有短短的半天，但却是终身难忘的，这代表了他对交大探索学校管理体制的充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６日，邓小平在上海接见上海交通大学部分党政干部、教授。
分肯定和支持。此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
等中央和上海的报纸纷纷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上海交大的管理体制改革，全国２０多个省市、上千所学校和科研机构也纷纷来到上海交大学习取经。万里副总理也曾三次接见邓旭初等人，指示：“改革必须坚持，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教育要讲效益，多出快出出好人才。”他还指示，“搞改革必然要得罪一些人。党中央号召改革，凡是搞改革的，都会得到政府支持。凡是阻碍改革的，我们都不允许，这是个原则问题。上海交大的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肯定的，要放心大胆地干下去。”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先锋，上海的高校从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入手，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恢复、整顿和发展。到１９８８年，上海已有５１所大学，学生人数１２．８２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的比例得到调整；新增和恢复了经济、法律、政治、管理、光纤通信、遗传工程、海洋工程、环境工程、社会学、金融等一批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专业数量比“文革”刚结束时增加了近一倍。同时，从１９７８年开始，上海的高校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尤其是培养中青年教师着手，极大地弥补了“文革”造成的师资队伍流散及年龄结构的断层。
９０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构筑国际国内人才高地建设，为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提供人才支撑，上海的高等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不断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同时，上海的高等院校还加快了学科专业创新和机构调整，并积极利用自身多学科综合优势、人才积累优势和知识创新的环境优势，大力推进产学研结合，推动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科技、社会的紧密结合。
同时，邓小平还指出，发展科技事业，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不仅要积极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还要从中小学的基础教育抓起。在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２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１９８３年９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写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１６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对如何发展我国的基础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邓小平认为，基础教育必须看到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吸收一切世界先进的东西，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培养从质量、数量、结构等方面都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人才。
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６日，邓小平参观上海市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
应用汇报展览，观看计算机表演时，就意味深长地提出了“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当时担任中国福利会儿童计算机活动中心主任的王松赞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难抑心中的激动之情：
“那天正是元宵节，春寒料峭，人们都还穿着冬装。可是在中国福利会计算机活动中心的师生们心头，却早已春意荡漾，因为邓小平同志要到上海参观微电子技术应用汇报展览会。到时，要有两位小朋友当场为邓爷爷作程序设计表演。
这天，我作为指导老师带着两位小同学，早早地来到上海展览中心表演现场。
邓小平同志来了。他那亲切的目光，一下就落在了这两个闯进电脑世界的娃娃身上。两位小同学熟练地按动键盘，电脑屏幕上立即闪现出‘热烈欢迎’的中英文字样，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造型生动、有趣的机器人，闪烁着一双灵活有神的大眼睛，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当动听的歌声刚刚消逝，一枚镌刻着‘中国制造’的巨大火箭，呼啸着冲向蓝天，屏幕上，豪迈地显示出：‘中国，飞向宇宙！’”
这景象深深地吸引了邓小平，原先只计划在展台前停留一分钟，但邓小平却足足停留了６分钟。他“满意地点着头，亲切地问一位小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李劲。’
‘多大了？’
‘１３岁。’
邓小平同志和蔼可亲地抚摸着李劲的头，对身边的领导干部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２０年后，李劲回忆道，“我听了之后，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说明邓主席对我的表现表示了肯定。同时，这句话对我也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计算机的兴趣。从此之后，我便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对计算机知识和技术的学习中。”
他高一直升清华大学，三年半就完成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本科及硕士８年课程，２３岁博士毕业，现在已经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邓小平的亲切接见不仅影响了李劲、丛霖等中国最早接触计算机的“娃娃”们的人生道路，更推动了上海基础教育的发展。
为了推动基础教育的发展，上海市人大于１９８６年颁布了《上海市普及义务教育条例》，首开我国地方人大义务教育立法之先例，体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着力提高上海市民素质的战略目光和决心，并于１９９３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９年制义务教育。１０年来，上海已全面完成普及３至１８岁儿童和青少年的１５年基础教育工作，为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一流城市、一流教育”的战略目标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不仅如此，为了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科技教育正在上海的基础教育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在邓小平提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的当年，计算机课程首次进入上海的高中课程，翌年成为高中阶段的必修课。现在，上海１５００多所中小学，校校都有电脑房，由电子阅览室、校园网、多媒体教学设备、机器人实验室构筑的“数字校园”正越来越多地在申城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