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古字少，跟不上语言发展的急剧变化，往往一个字借作多用，如“又”字借作“有”，也借作“右”，还借作“佑”和“祐”；另外，因为字少往往兼有多个意义，如“辟”字兼有开闢、逃避、偏僻、譬喻、便嬖等。借音字和一字多义必然增加同音的概率，也就会妨碍汉字区别意义的功能正常发挥，使传播信息造成困难。如果汉字因此朝听觉功能发展，而弱化形体与意义的联系，也许汉字就会像古埃及文那样走上拼音化的道路。但事实是汉字接受了人类思维发展的最新成果来丰富自己的体系，既满足了语言基本特征与声音联系的需要，又满足了认知思维对视觉依赖的需要，采取了一种适应汉语交际方式、并符合人类大脑发展的独特的文字符号。也就是说汉字符号绕过拼音化道路，形成以形表意兼表音的独立系统。表意部分把符号所指的客观对象比较抽象地概括为若干个大类，具体地说，某一些字加上某个形体作为共同具有的形符，使这一些字明确表示与某类意义有关，而有别于其他各类字。如加“木”这个形符传递与木本植物有关的信息，加“玉”这个形符传递与玉石有关的信息，加“水”（氵）这个形符传递与江河或液态物有关的信息，加“女”这个形符传递与女性有关的各种信息，等等。什么字用什么形符，某种程度上传达了我们的祖先在造字时期的传播思想，反映了人们的类观念。从传播原理上看，添加“类”形符大大排除了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干扰，借音字逐渐被替代，同音字逐渐被区别，有效地扩大了汉字的传播功能。如同音而兼有几个意义的“隹”，由于加上了类别特征的形符，形成新字“唯、维、惟、谁”，发扬了假借字的优点而弥补了它的缺陷；巳、且、石、申、氏等字，由于加上“示”这个类别特征的形符，形成新字“祀、祖、祏、神、祇”，同音字明显分化并部分地避免了一字多义的累赘。表类别特征形符的推广使用，使汉字走上了形声化的道路，一方面突出了汉字的表音性质，贴近了与语言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强化了汉字以形表义的性质，密切了与意义的联系。
上述造字方法，后来被班固、许慎等学者归纳为“六书”。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初造书契。”文字创造不可能是某一个个人的行为，仓颉可能是黄帝时代的一位巫师，他在造字中的作用至多是杰出的整理者，做了一些规范化的工作。汉字是汉民族集体的创造，也许当时人人都参与了造字运动，但任何个人都无法任意改变已经被人们确认的文字体系。作为传播符号的文字，它除了要求体系内部的一致性外，更要求外部功能的稳定性。“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它的每一个形体的存在都必须经过使用者的认可，即经过社会的无言的批准。一旦被公认而成了既成事实，就作为汉字体系内部的组成分子而活动，并和其他的组成分子产生一种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分子在体系内部生了根，要想轻易地稍微改变它们一点就不那么容易。”汉字就这样千百年来活跃在中华民族的传播舞台，它不仅传播着传播者的意义，也传播着自身的意义以及自身之外的意义，同时它为受播者的意义提供无限想象的空间。
二、汉字中华夏族的自我传播意识
根据古老的传说，汉字是由仓颉创造的。关于仓颉其人，古书记载不多，说法不一，《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淮南子·本经》都说仓颉是黄帝的一名史官。传说他生着四只眼睛，非常聪明，从人体自身和动物脚爪印得到启示，开始创制汉字，当时“天雨粟，鬼夜哭”，惊天动地。《说文解字》在注释“秃”字时侧面记录了造字的传说：“无发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声。”“王育说，仓颉出，见秃人伏禾中，因此制字，未知其审。”这里许慎对“秃”字的解释是错误的，其实“秃”即“秀”的异体字，现在人们称“秃顶”也叫“秀顶”。但是从东汉流传的仓颉造“秃”字的故事，看出古人造字时的心理过程：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然后设法把个人获得的信息编码化、符号化。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孳乳而浸多也。”“文”字像人身上刺有花纹，古代越国有“断发文身”的习俗。“字”字是“宀”下有“子”，表示房屋里生孩子，繁殖子孙。所以“文”就是画图，就是象形，构成独体字；“字”就是两个字复合成一个新字，像父母二人结合生出孩子一样，构成合体字。“文字”两字也足以说明汉字是华夏族先民从自我认识需要为出发点，能动地对外部世界的积极反应。自我传播从理论上说，是个体系统的内向传播，或叫人内传播，但它仍然会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汉字的产生和使用，就可以说是作为个体传播系统的自我传播的产物和工具。对这一点，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第一，汉字完全不同于拼音字母系统的文字，它即使不进入语流，不直接参与交际方式的外部传播系统，一个一个“字”不必依赖于声音，也能从多方面传递信息。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实。
（1）汉字突显着汉人对已有知识、观念、思想的“复制”，尤其一些涉及人类思维过程和人体器官运动的汉字。我们先考察“心”部的会意字：“息”字表示呼吸，是心（古人认为呼吸与心有关）与鼻子（即“自”字）相通；“思”字表示思考，是心与大脑（囟门）的沟通；“忘”字表示心中失去（即“亡”）原有的东西；“德”字表示心有所得；“性”字表示从内心产生的本性；“意”字表示心中的思想转化问声音；“懑”是心中溢满而烦闷的表现；“懈”是心中松懈的表现，等等。这些与心理思维有关的字，都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归纳，同时也成为内向传播中的一个环节。比如我们的祖先对“气”有着独特的知识，一种是天然之气，一种是水谷生化的元气；前者出自于口则为“言”，后者出自于心则为“忾”。所以造字的时候把“言”构思成舌尖上加一横，像冒出的气；而“忾”是心气一贯。对客观事物的描摹也反映这一点，例如“裘”字，有作“求”，像长满毛的犬（皮）高挂着；有作“裘”，像一件毛在外的衣服，显示造字者对事物的不同认识。又如“灾”字有多种写法，有上水下火的“災”，有水淹秧苗的“菑”，有兵火交加的“烖”，它们都是个体经验在汉字上的凝结，并不直接出于外向传播的需要。总之，华夏族先民在内向传播时信息处理的一些概念，用汉字加以提炼、凝聚，尽管其中有浓重的主观色彩，甚至有错误的认识，然而它们作为一个个个体融入整个汉字系统，成为了社会传播的通用工具。
（2）汉字深刻反映出汉人的感情和复杂的心理过程，因此它们居然不必进入“句”，也就是说，它们随着人类倾诉本能的发动，可以“个体”地体现其传播意义，实现传播目的。汉字中有相当一部分字是内省活动的表述，如“梦”字在甲骨文里像一个人睡在床上以手拭目，表示寝有所见；“善”字像双手捧羊肉进口以示味之鲜美，表现对事物的赞赏；“患”字好像忧虑穿心，“愚”字则表示一个人的心像猴子（“禺”是猴类动物）一样愚笨等。这些字反映的都是个体心理感受，把自己作为认识的对象。在创造这些字的过程里人认识自己，拥有自己的观念，与自己进行沟通或传播，汉字的形意结构特征更强化了这种功能。我们在原始崖画和陶纹中发现的大批文字信息，都是原始人自我传播的符号，它们或者是部族图腾的标记，或者是生命生殖的符号，或者是人体的自我描写。但是，“随着人的倾诉本能的发动，传之久远的占有心理的驱使，人类自我标榜的虚荣心的强化，支配别人的权力意志的膨胀，人们开始扩张文字的功能”，文字从自我传播的符号走向为公共传播服务的通用工具。第二，汉字以其平面具象性质，以形表意，以象传神，在完成自我互动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能引发使用者自己的反应而触动内向传播的思考活动。我们知道，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它的三个基本特点使它强烈反映华夏民族的自我传播意识：
（1）以语素定型，孤离性强。首先与表音文字相比，书写符号多得多，《说文解字》就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共10516个。英文字母26个，俄文字母33个，日文假名46个而已。一个汉字就是一个独立的音节，它可以孤离于句子而独立使用；而且原始汉字一个字就是语素也是词。“完全没有意义的音节，完全没有意义的字，在说汉语的人的心理上几乎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它永远不必按句出现，而能独立地完成信息传递，虽然不一定完整，但也达意，这与汉人的思维模式一致。从这一意义说，汉字就是华夏民族的思想的“复制”。
（2）具音义二维性，超时空性强。汉字的形体在造字之初就以其独特的形体结构，与语音和语义两方面发生联系。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字都无法实现的。而且它与语音的联系是超地域、超历史、超方言的，正因为此，汉字得以亘古永存。所以原始汉字一形成，就担当着“自我互动”的传播任务，本质上汉字“是与他人的社会互动的内在化，也就是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在个人头脑中的反映。”
（3）成平面组合，审美心理强。原始汉字从图形到具象性方块组合，又经过多次改造加工，成为具有美感的方正平面。根据一般几何学原理，面比线贮存的信息要多。故而汉字的易阅值和辨误率要高于线形文字，也锻炼了汉人的散点思维能力。尤其它的方正的布局，与散点透视的审美心理完全相协调。事实是汉字起源之初形体极不稳定，也不方正，据考证人字就有72种形体。如“相”字的木，有在左有在右，有在上有在下，它的形体的变化和选择，不是因于外向传播的需要，而完全是审美心理的需要。
现代象征互动理论的集大成者布鲁默在1969年出版的《象征互动论》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人能够与自身进行互动——自我互动（selfinteraction）。他认为，人是拥有自我的社会存在，人在将外界事物和他人作为认识对象的同时，也把自己本身作为认识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人能够认识自己，拥有自己的观念，并能与自己进行沟通或传播，对自己采取行动。汉字是具有双重互动功能的文字系统，它作为记录语言的视听符号是外向互动传播的工具，它作为华夏民族自我认知的“文化”是内向互动传播的实录。许多汉字在实际使用时渐渐失去它内向互动传播的性质，形体的语音代码功能逐渐上升，其形义联系的表意功能不断弱化，如“陶”字本来华夏祖先把它用作炼“匋”地方的自我标记，后来又成为炼“匋”工人自我识别的符号；但是当它演化为姓氏，“陶”的原来的意义就没有了。“匋”字金文还像人制作缶，“缶”是陶制酒器。现在的“陶”替代了“匋”，已与本义相去甚远，古人自我传播的痕迹消失殆尽。
汉字本身所蕴涵的丰富的原始文化信息和我们祖先的自我传播信息，在现实交际中基本上已经不起作用。但是，我们只要追溯汉字的初始形态，也就能追溯华夏民族祖先的自我传播意识。比如关于美好概念的一批字，“美”和“每”是原始人的图腾美，“好”和“姼”是生育美，“善”和“良”是口味美，“精”和“菁”是植物美，“翠”和“雅”是鸟兽美，这里有归纳思维，有类比思维，反映了客观审美观念的心理记录。在实际使用中，它们明显超越图腾、生育、口味等狭隘的自我认识，向汉人的共识转化。又如“渔”字，有的是鱼侧有流动的水，有的是鱼嘴垂挂着钓线，有的是一手正在抓鱼，它表达了造字者对“渔”的认识过程，以及对“渔”这个动作的本质特征的思索。多种“渔”的写法，不是外向传播时信息内涵的变化，只是内向传播时字符码的选择，属于自我传播的范畴。
此外，汉字形体本身所蕴涵的原始汉人的审美意识，却在书写形式的演变中不断强化，甚至有的脱离外向传播的要求，而完全服从于使用者的自我传播需要——书写艺术化。汉字书写能成为与其他任何一门伟大的艺术相媲美、并让世人瞩目的艺术，跟汉字自身的结构美、形体布局美和字义蕴涵美有直接的关联。现代书法严格说也只是古文字书写形式的一种传承，诸如书法学家津津乐道的一竖如“万古枯藤”，一点如“高峰坠石”的褒词，正是早期汉字取象于自然、领悟于内心的一种再现。原始汉字所追求的视觉效果，我们到处可见，从摹崖画到陶文、金文、石鼓文，从甲骨文经大小篆到隶变，一直在追求构形的美观上努力。应该说其刺激和动力首先来自自我传播的需要。
图腾动物“鹿”在甲骨文里，有正面的形象，有侧面的形象，有长角的形象，有简笔的形象，这似乎像拍照选择镜头一样，寻找最佳效果。人体自我表现的“敏”在甲骨文里，以戴着图腾头饰的女性为主体，手的安放有的在左，有的在右，有的在上，它并不是为了选择手的动作的变化与意义的关系，只是为了确定放在哪里才更美。通过文字形式再现华夏民族自我传播意识，也是汉字的重要传播功能之一。
三、汉字中华夏族的原始文化蕴涵
语言的传播功能由于声音的瞬息即逝使它不可能有“化石”的存在，以供后世人对语言在形成期所反映的原始人文化和传播思想进行复制与研究，但是有了文字就不同了。特别是汉字，有了汉字不仅可以再现古代汉语，甚至上古汉语或原始汉语的面貌，而且可以凭借凝固在汉字表意形体里的原始华夏族先民的造字心理重构出华夏族的古老文化形态。我们这里说的汉字文化传播功能，主要指汉字本体系统而言，不涉及汉字复合成词或组字成句的范围，因此着重从汉字的字形、字音两方面和字义的关系来分析造字心理，以及所传播的华夏族的古老文化形态。
（一）汉字字形传播的字义文化信息
首先，汉字的字形是华夏族文化蕴涵的镜像。汉字的字形和字义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内在的、先天的联系，因为从汉字形成的一刻起，它就以具体的形象展示华夏先民所感知的客观事物。我们知道文字有它自身的演变规律，文字符号有其相对稳定的一面，它所反映的事物可能早已发生变化，但代表该事物的文字将仍然一成不变地在使用，在传播。有关事物在造字时代的形象，包括其客观真实形象或存在于先民观念中的主观虚幻形象，则凝固在汉字字形中；这种凝固的物象，不管客观环境发生如何变化，都不影响它的存在和传播。例如现代纺织工业机械的发展早已淘汰了原始生产工具，但是一个“幾”字重塑了过去，再现了原始纺织机！同时它也告诉我们我国蚕丝事业的源远流长。又如“碗”的“石”字旁，证明我们的祖先曾经是用石头做的碗来当餐具的。汉字字形中凝固的原始物象，成为透露其文化蕴涵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