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汉字的字形是华夏族文明发展的投影。为了创造每一个汉字，我们的祖先都花了很大的工夫，仔细地观察事物，努力去捕捉事物最本质的特征，以有效地使自我感知的信息在传播中转化为共知的信息，往往发生多次修正字形的情况。比如原始社会还没有发明镜子，要照看自己的形象就必须到河水边上去，这样就造了一个“臨”字；后来发明了陶器，只要把水放在盆子里照看，不必到河边去了，于是造一个“監”字；到青铜器时期，发明了铜镜，“鍳”字便造了出来。等到那“镜”字出现时，证实有了现代意义上的镜子。前面说的“碗”也有这个过程，历史上曾经有过“椀”字和“盌”字，以及“缶”字旁的碗和“瓦”字底的碗。说明中国特色的碗曾经有过石制的、木制的、陶瓷制的。异体字或古今字中传播的这类信息是完全可靠的，它们无疑是华夏文明的历史投影。
第三，汉字的字形是华夏族原始心理的折射。原始时期的造字运动实际上是原始人自我传播的一场革命。那时人们按自己对客观事物在自己心理上的虚幻形象来进行构拟，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感知，于是造出不同的字。不同的字进行比较对照，就可以折射出原始汉人的心理影像。这些不同形体而基本意义相同的异体字，使形体与意义形成了多维联系，使汉字蕴涵的文化信息有了比照的可能。例如“霝”字，像用容器盛纳雨水的样子。古代北方民族用水不容易，而且原始人把雨水看作是神灵天降之物，视之珍贵，故以容器收纳贮存。当久旱不雨之时，祖先们就向天祈祷，这样就造了“靈”字。从字形可知，担当祈祷职能的是“巫师”。但是，这个“靈”字常常写作“玉”字底，或“龟”字底，或“示”字底。“示”是祭台，与“巫”相通，自不言而喻。而能与“龟”、“玉”替换，说明原始华夏先民的观念里，龟和玉同样具有灵性，也是通神的。又如“医”字，在甲骨文里“醫”字的下部也作“巫”字，证明在原始时期是医巫不分的，巫师通常也是医师。汉字内部部件的字素的变化，是原始人对事物认识的折射。
（二）汉字字音传播的字义文化信息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言的语义通过语音形式来实现，这是人类语言的一般规律。语音系统在一种语言的发展中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它常常会无意识地在世世代代传播过程中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但是又因为语音是一个系统，所以某个音有了变化，相应的一些语音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于是人们发现语音变化有一定的规则在起作用，有一般的规则，也有特殊的规则。而记录语言的文字往往不是跟着语音变化而变化，它始终保留着古老的读音痕迹。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从文字形态去重构原始语音，并寻找语音与意义之间的原始联系。由于汉字与语言的联系是双通道的，既有字形的通道，又有字音的通道，因此我们在反映原始语音的音符与反映原始意义的形符间建立一个横向通道，就能揭示汉字字音所传播的文化信息。
汉字的字音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心理字音，它与字形无关，与华夏族先民对某些特定语音的心理认同相关联；一方面是语素字音，他与字形有直接关联，是字形所指意义的物质表象。传统训诂学所谓的“音近义通”，就是上述理论的经验化说法。相近相通语音的一组字——同源字，恰切地传播出华夏先民心理认同的类群意义及其文化信息。
1.字音是思想的发动
“诚然，我们不是用声音来表达我们心中的一切表象。例如沉思默想不需要发音器官发音；但是沉思默想是一种内部言语；在这种言语里，句子正像在发音的言语里一样，是连串起来的。并且沉思默想的每个句子就潜在地包括一切言语的发音。思想依靠声音来行动，哪怕声音不表达出来。”汉字的字音正是思想的发动，是由内向传播朝外向传播的发动，它传播着古老的思想。例如字形“叚”表示从山崖上取玉石，可能是“瑕”的本字。造字者从“瑕”的事物特征（或说“瑕”字的意义）生发出字音的心理联想，就把在特殊条件下能够呈现红色的事物都以“叚”音命名，“霞、蝦、騢、葭、瘕、嘏、碬、赮”等便是。以“青”字为意义的声音，传播着我们祖先对美好、纯洁的向往和追求，如“清（水之纯澈）、请（言之美好）、晴（日之无阴云）、情（心灵之纯洁）、静（环境之无嘈杂）、精（米粮之精品）、睛（目之无翳）、菁（草木之精华）、靖（关系之和谐）、婧（女子之娟秀）、倩（人之美好）”等；以－ang为声音作韵母的，包含着广大、光明、雄伟、健壮的意义，如“光、广、圹、旷、皇、荒、煌、湟、朗、浪、亢、康、壮、蟒、仓、沧、苍、荡、党、堂、胖、庞、滂、张、长、涨、场、畅、昌、敞”等。我们从汉语的语音文化信息中至今仍然能感悟到汉民族对声音的敏感，对声音传播的独特文化观念。
2.字音是文化的棱镜
汉字字音对文化信息的传载是多途径的，有音义是直接联系，也有音义的多维联系。例如“娶”与“取”音义之间的直接联系，揭示了原始婚姻的抢亲制度；现在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还有青年男女结婚时的“抢亲”娱乐，就是原始抢亲婚制的遗迹。“嫁”与“家”音义之间的直接联系，说明古代把女子出嫁看作有所归宿；“嫁”与“贾”音义之间的多维联系，又告诉我们远古时期有过的买卖婚制。古籍《礼仪·士昏礼》有具体的记录：“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纳吉用雁，如纳彩礼。纳征，玄纁束帛俪皮，如纳吉礼。”这里的“彩礼”和“纳征”就是娶妻嫁女用钱币交易的意思。这种音与义的联系有很强的主观因素，它首先来自自我传播的需要，然后成为公共传播的共识，完全取决于当时人们的观念意识。例如“廟”的字音里透示出先民关于“庙”的观念，《说文》“尊先祖貌也。”段注：“从广朝，谓居之与朝廷同尊者。”在古人看来，庙是冥间祖先的“朝”（听政议事的地方），在这意义上祖先选“朝”为传播信息的声音是有其文化蕴涵的。再看，凡是以闭口音m－为声音作声母的，都具有阴冥之义，如“冥、暝、亡、墓、殁、灭”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字音透露的文化信息比字形的信息更具有深层意义。
事实上汉字中华夏族的古老文化信息，远不止于此，汉字可以骄傲而无愧地说是华夏上古时代文明的象征。我们仅以汉字中的“玉”看，发现远从黄帝时代就开始传播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玉器文明！春秋时期楚国的胡风子《绝越书·外传记宝剑第十三》里就提出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而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西方学者不知道人类文明史上还有一个玉器时代。玉，在上古不仅是兵器，还是生产工具、礼器和王权重器，象征着人权、神权、兵权、王权。据统计，收入《说文》玉部的字有140个，其中专名24个，一般玉器34个，祭祀入朝玉器5个，治玉动作5个，有关玉事18个，似玉之石或珍宝53个，以玉事神的1个。仅此足以说明华夏族玉文化蕴涵的广博和深厚。
古代最高的崇拜仪式是礼，“禮”字早见于甲骨文，是两串玉放在器皿中，置于“豆”形祭器上，敬神求福。祭神时以玉作六器：“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各种玉器各有象征，用于祭神，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锐象春物初生，璋半圭象夏物半死，猛象严秋璜，半璧象冬闭藏；用于人际作六瑞，不同爵位执不同的玉，王执镇圭。《尚书·虞书·舜典》记，舜接位时，把尧发给部落首领的五圭收回，到月末，把瑞玉作为新权力象征分发给新封的首领。古时生下男孩，要给他璋玉称“弄璋之喜”；人死了，要在口中放玉叫“琀”。对玉的加工称“理”，以至执掌国家也叫管理。汉字展示的玉器文明已经超越彩陶礼器，也超越青铜礼器，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复合发展，而且在材质上也已经达到了“心态”层次的文明。无数出土的玉器墓葬品，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四、汉字中华夏族的哲学思维形态
汉字源于原始图腾和自然崇拜，因此首先形成的一批字是作为图腾徽铭的象形文字，如以神异动物和畜养动物为主体的“龙、凤、鹿、象”等，以及以“女”字为主体的部族母系自称或共姓的一系列字；其次，随着原始族团的迁徙，生活领域的扩大，形成了对天体的认识和对自然物的认识，于是有了“日、月、风、雨”等和“山、水、玉、石”等为偏旁或部首的一大批字。这是中国文字的特征，蕴涵着华夏祖先深奥的哲学思维形态和文化事实。正如王大有所说的，“中国文字的偏旁部首，是具象的字根，也是中国文字‘类’的显示；中国文字的造字原则和中国文字揭示事物信息关系名和实的天人全息本质，表现了中国人自始至终的普遍联系的天人整体观，也就是说全息思维。这种整体综合思维构成的文字表述体系，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密码体系，构成了中华天人全息文化。”
（一）汉字中传播的天人合一观
“天”作为自然力量的化身一直是华夏族尊奉的宗教世界观，究其实质“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这种“超人间的力量”到奴隶社会的时候，从自然力量的化身获得了社会的属性，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祖先创造这个字的时候，就得到了不同凡响的体现。《说文》“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首先传播的是这一思想，天是从人生化出来的，同时天又比人大。甲骨文的“天”，下面的“大”像人状，上面一横是指事符号，指出这是人的头顶，故许慎解释为“颠也”，“颠”就是头顶。神话人物“刑天”不是人名，因为他造反，与天帝争地位，被天帝砍断了他的头，故以所受之刑代名。对人来说，一方面“天”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另一方面“天”是主管思维并主宰人体活动的最重要部位。把“天”引申为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并神化为天帝，字的本身就反映了祖先观念中的自然力和超自然力的融合，反映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