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第十五代刘婴5岁当皇帝，不久就被王莽赶下了台，建立“新朝”。王莽是位儒学家，他想缔造一个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体制，于是进行一系列改革。但是改革并没有带来理想的进步，反而是到处民变，义军四起，王莽被杀，社会一片动乱。直至一支由刘秀领导的起义军取得最后胜利，统一中国，建都洛阳，为表示与前王朝的继承性仍称“汉”。史学家称它为“东汉”，把刘邦建立的汉朝称为“西汉”。
东汉在中国传播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为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价值；小学的兴起和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字词典的编纂，对文化传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史书的道统化传播，唯物主义思想家对儒学观念的清理，以及佛教的传入，儒道佛的交融，使文化传播生发了全新的概念。
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传播思想
一、纸的发明与汉字隶变的传播影响
传播符号需要物质载体，其载体是语言和文字；传播活动本身也需要物质载体，在所有载体中纸是最主要的载体之一。笔，是文字的书写工具；它滥觞于商代，成熟于秦，传说是由大将军蒙恬所首创。文字的载体，就目前所见最早的有龟甲和兽骨、竹简和布帛，它们对信息量的积累和知识的传播，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龟甲和兽骨使用很不方便，竹简容易腐烂和败坏，布帛过于昂贵，因此颇不利于文化的传播。纸的发明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伟大的成就，也是传播史上的重大转折，是我国出版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纸的出现，摆脱了古代封闭的文字的出版体系，打开了通向近代模式的社会传播，它使文化传播的永恒性成为可能，也使知识信息的大规模扩散成为现实。
西汉时期已有了丝质的纤维纸，是将丝绵浸泡在水中，捣烂后捞起，然后铺在竹席上晾干，再轻轻揭下而成。《汉书·外戚传下·孝成赵皇后》记：“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应劭在《风俗通》注解：“赫蹄，薄小纸也。”这是用缣帛制成的纸，可用来包东西，也可用来写字。但原料难得，制作不易，故基本上是宫廷或贵族的用品，不能做到普及。后来发明了植物纤维纸，才被逐渐大量使用，纸的发明应该是一种民间创造，但历史却把功劳归之于幸运的蔡伦。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这是我国关于植物纤维纸最早、最明晰的文献记录。蔡伦的贡献在于他利用了易得而廉价的树皮、鱼网等原料，突破了古人单用丝、麻为原料的方法。到汉末，造纸工艺又有了改进，出现了多种名纸，如“左伯纸”等。
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缣帛、竹简、纤维纸并行使用，纸后来成为主要的书写传播物质载体。中国的造纸术，在7世纪经过朝鲜传入日本，8世纪中叶经中亚传入阿拉伯，又经阿拉伯传向欧洲各国，从而全球有了新的传播工具。
随着造纸术的改进，植物纤维纸的出现，隶书也逐渐成为官方提倡的规范字体。以前汉字一直在刻画、图画基础上繁衍、创造、加工，由于汉字发展的客观任务和内在要求，逐渐从发展数量和建立偏旁符号系统为主，转向以改进符号便于书写为主的阶段。战国以后，顺应汉字以右手握笔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有节奏书写的要求，经历战国、秦、西汉，最后完成了以秦字为基础的由篆向隶的转变。到西汉中期，这种形体改造基本定形，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汉字书写形式。隶书摆脱了汉字象形的原则，把具有象形意味的线条分解成平直的书写笔画。汉字隶变对汉字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在这些方面：
（一）隶变对汉字结构的影响
隶变使原来比较一致的汉字偏旁写法遭到了严重破坏，产生“隶分”或“隶合”，导致汉字结构部件的大量混同。其结果是干扰了汉字既表音又表义的系统性，使直观的描绘性义符转化成为既不表义也不表音的书写“记号”，在提高汉字书写效率的同时，使汉字更趋于符号化。同时隶变也使汉字形体发生了根本变化：曲笔拉直，连绵线条折断，由椭圆变方正，点横竖撇捺等基本笔画也开始形成。
（二）隶变对汉语书面语的影响
首先，隶变使很多汉字的形体失去与原来字形的意义联系，形体与字义的脱节造成了人们用字上的困惑，于是选其音而疏其义，导致通假字的大量产生。其次，隶变使形近字混同，造成了众多形讹字。最后则是隶变使得书面语的符号本身更单纯，汉字再不会因丰富的形义而干扰视觉、影响阅读速度；从而大大增强了汉字的符号化功能。
（三）隶变对汉字书写艺术的影响
郭沫若曾说：“本来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留下这些字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书家，虽然他们的姓名没有留下来。”但是，甲骨文和金文毕竟没有摆脱象形的描绘性，当隶变扬弃了随体诘屈的逶迤线条后，每个字的笔画数固定而清晰，书写起来更具有了节奏感。
仅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甲乙本、《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和《五十一病方》等文献资料看，由于隶变而产生的对汉字的形体、汉语的书面语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通假字的大量出现，又推动了汉字形声字的发展和演化。大约在汉元帝时，又出现了草书。草书采取省却笔画、省略部件、改变笔法的方法，对隶书进行改造，使之更快速，更方便，成为起草文稿、书写信件的常用字体。由于汉代的草书还是比较规范和端庄，因此被后人称为“章草”。
到东汉晚期，出现了介乎隶书和草书之间的“行书”。它预示着隶书的正统已经动摇，为后来的新的字体——楷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方便于书写的新字体的形成，方便于流通的纸的发明，使东汉的文化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二、科技发展与医理传播的思想启迪
我国古代的天文非常丰富。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关于日食的文献记载。《左传》明确记录了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的一次日食：“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史记》称，春秋242年间日食有36次之多。《诗·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写的是周幽王六年十月朔日（公元前776年9月6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古代君王常以日食附会人事的变化，故没逢朔日都要祭祀，祈祷天神保佑。但荀子认为：“夫日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傥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它只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的结果。王充更是明确指出：“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说明到东汉时，一些有识之士已能区分自然传播和社会传播，把日食看成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指出与政治变动、人事祸福毫无关系。
对太阳黑子的观察也由来已久，人们普遍认为太阳之中有金色乌鸦，这一神话反映了古人用肉眼所见的太阳黑子现象。1972年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发现的彩绘帛画，在一轮金色太阳中站着一只乌鸦。《汉书·五行志》记：“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即公元前28年3月发现太阳黑子，这是我国最具体、最明确的黑子记录。王充认为太阳中所见“乌鸦”，和月亮中所见“玉兔”、“蟾蜍”一样，不是生物，而是“日月气也”；他还指出“夫日者，天之火也，……火中无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烂而死焉，乌安得立？”
注意观察自然界的怪异现象，并给以合理的解释，使人们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在这思想基础上，张衡于公元117年研制了浑天仪，于公元132年又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候风地动仪。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世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博会，十年乃成。
……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覈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
阳嘉三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撙，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
张衡不仅是为自然科学家，而且是位辞赋家，在传播思想方面也有他独到的见解。下面是摘自《后汉书·张衡列传》中散见的一些言语：
质以文美，实由华兴，器赖雕饰为好，人以舆服为荣。吾子性德体道，笃信安仁，约己博艺，无坚不钻。以思世路，斯何远矣。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曷若卑体屈己，美言以相克。鸣于乔木，乃金声而玉振之。
教诲之不从，有人不理。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
张衡的意思是说：高超的思想要靠言语的修饰才能传播，好比果实要有花衬托才兴旺，器具要借装饰显得美好，人要用车马、服饰显现荣贵。一个人有优良的品德、善良的心愿，又有博学的知识而能约束自己，那么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你。用来考虑社会问题和进行社会实践，也就离成功的路不远了。
一个人虽然很勤劳，但不善于追求，就不会有什么收获；不如使自己谦虚一些，用优美的言论来取胜。就像小鸟在高高的树上鸣叫，发出的声响能使金玉也振动。这里提出了事物间传播的互感现象，以此证明言语修辞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他又说孔子因为没有遇到知音走上仕途，所以去修订“六经”，来引导后来的学者。他以此为例，指出人们不听从你的教诲，是因为人们没有理解你的思想，从而强调了理论传播的重要性。张衡又指出：言语要有预见性，才显示出智慧的可贵。这里实际上提出了“言”与“征”的关系，即传播与传播效应的关系。
东汉时期除了天文科学的发展外，医学科学也取得了伟大成就。我国的医学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春秋时期齐国名医扁鹊就为虢国太子治疗过“尸蹶症”，被认为有文字记载的诊脉法的最早医案史例。《史记》记有扁鹊为虢国太子诊病的详细话语：
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若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破阴绝阳之色，已窍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
扁鹊论病不仅从感性到理性，从现象到本质，还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指出凡疾病都有体表的各种各样征候，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判断，不是一句话能说得尽的。他从虢太子疾病的症状，从医理上判定他得的是“尸蹶症”，即是假死。终于起死回生，救活了虢太子。
东汉时医学更有了发展，著名的医学家有张机和华佗。张机，字仲景，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相传曾任过长沙太守，世称“张长沙”。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华佗是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他长期在中原地区行医，而不愿专门侍奉曹操，终于被杀。华佗医术高明，精通各科，尤长于外科，发明全身麻醉剂“麻沸散”，比欧洲人使用麻醉剂早1600多年。华佗没有留下著作。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又称《伤寒论》，经魏晋时医家王叔和整理，又载于《千金翼方》）。其《伤寒论》序文除阐述了五行原理与医学之理的关系外，还论述了医道原理与医德、修身、养生的关系，同时批评了“崇饰其末，忽弃其本”这种唯务名利的思想。他说：
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在这段话里，张仲景结合医理提出了传播学上的基本命题：生命传播是一切人类传播活动之本。“进”，是指进入人际传播活动；进入人际传播活动就要爱护人了解人。“退”，是指退出社会活动而进入内向传播；进入内向传播就要爱护自己了解自己。这既是处事的道理，也是处人的道理，更是处身的道理。他在自序中引孔子的言论，对《论语·季氏》的话略作变通：“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原话是：“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把“困而学之”改为“多闻博识”，以开拓知识面，扩大眼界来勉励自己，这是对知识传播的进一步肯定。
三、两汉文学与民谣传播的思想贡献
西汉后期的散文和辞赋有了突出的发展和传播，值得一提的是桓宽的政论散文《盐铁论》。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全国文学、贤良60余人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讨论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文献进行了加工和整理，写成《盐铁论》60篇。它以散文的形式反映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上的一些观点。
《盐铁论》中就言语在传播活动的功能和作用，以御史大夫和丞相为一方、以贤良和文学为另一方所进行的论辩特别有价值。我们可以看出不同阶层的人对传播的不同态度和认识，传递着极有价值的传播思想。
文学曰：“……若夫外饰其貌而内无其实，口诵其文而行不犹其道，是盗，固与盗而不容于君子之域。……”
大夫曰：“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担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
文学认为，话说得头头是道而没有思想内容，这叫“盗”；这种人不容许与君子为伍。大夫认为，文人只会说不会做，地位低下而说大话，爱讽喻而无行动，只想在社会上博得个好名声。指出读书人贫穷得连衣帽都不全，怎么能谈论国家大事？怎么能参与国家管理？文学认为传播的根本问题是内容，内容决定传播的作用；大夫认为传播的根本问题要传播者的地位，地位决定传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