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曰：“歌者不期于利声，而贵在中节；论者不期于丽辞，而务在事实。善声而不知转，未可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变，未可谓能说也。……”文学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见，雷电之声，而聋人不能闻。夫为不知音者言，若语于瘖聋，何特蝉之不知重雪耶？
……”大夫说，唱歌的不在于好听，而在于符合节拍；议论不在于言辞优美，而在于符合事实。唱得好听却不懂得旋律变化，算不得会唱歌；说好听的话却不懂得变通，称不上能说会道。文学则指出，传播的关键是要考察对象，话一定要说给明白道理的人听，才有意义。
大夫曰：“色厉而内荏，乱真者也。文表而枲里，乱实者也。
……故以言举人，若以毛相马。此其所以多不称举。……文学桎梏于旧术，牵于间言者也。”
文学曰：“文学桎梏于旧术，有司桎梏于财利。……骥，举之在伯乐，其功在造父。造父摄辔，马无驽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时，士无贤不肖，皆可与言治。故御之良者善调马，相之贤者善使士。”
大夫批评言语不符合事实、拘泥于传统的传播者；文学则认为传播者能不能发挥作用，主要责任在领导身上。文学举了伯乐和周公的例子：伯乐发现良马，但还需要高明的骑手；周公时代，不管什么人，都可以进行有关治国政策的讨论。所以要强调管理人员的水平一定要高超，优秀的骑手善于调教马，贤良的丞相善于调遣各种人的能力。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无目以别之。儒者口能言治乱，而无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则牧童兼乌获之力，蓬头苞尧、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则儒者何患于治乱，而盲人何患于白黑哉？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
贤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国之宝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无一者，牧童、蓬头也。言满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岂若默然载施其行而已。则执事亦何患何耻之有？”
传播者传播的内容与传播者本人的实践是什么关系呢？大夫则以“能言而不能行”为耻辱，贤良则主张把传播者与实践者区别开来，认为他们在社会上具有不同的功能，是“国之宝”和“国之用”，能发挥不同的作用。
《盐铁论》的广开言路的讨论中，还提到了民意和政权的关系问题。当文学认为丞相史没有资格参与辩论时，丞相史作了辩解，分析了“言”与“听”的关系，指出民意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丞相史曰：“山陵不让椒跬，以成其崇；君子不辞负薪之言，以广其名。故多见者博，多闻者知，拒谏者塞，专己者孤。故谋及下者无失策，举及众者无顿功。诗云：‘询于刍荛。’故布衣皆得风议，何况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载文，而书晅者，以为宰士也。孔子曰：‘虽不吾以，吾其与闻诸。’仆虽不敏，亦尝倾耳下风，摄齐句指，受业径于君子之涂矣。使文学言之而是，仆之言有何害？使文学言之而非，虽微丞相史，孰不非也？”与昭帝时的言论开明相反，东汉桓帝大肆收捕党人。汉桓帝时宦官专权，引起了京都太学生的不满，他们以太学为讲台，影响舆论，并以在野身份沟通社会，形成全国范围的政治群体，兴起“清议”浪潮。宦官则利用举荐制，任私党及子弟为官，堵塞太学生言路。双方矛盾日益加深，以致出现了中国历史第一次“党锢”事件，汉桓帝下令逮捕了200多名“党人”。到汉灵帝时，又出了第二次“党锢”事件，党人横死狱中达百余人。从开放性传播到控制传播，东汉开始走上末路，黄巾起义终于使汉王朝摇摇欲坠。政论体散文外，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散文。到东汉，史书实录和史传文学有了更大的发展，除班固的《汉书》外，还出现了赵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绝越书》等所谓杂史散文。辞赋方面有张衡的《二京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等。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末年清议论浪潮波及民间，促使了诗歌和民谣的大量产生和广泛传播。诗歌自古以来具有特殊的传播功能，《汉书·艺文志》说：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至于民谣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独具艺术特点。虽然形式比较简单，语言也较少加工，但短小精悍，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对后世文人的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如揭露桓帝穷兵黩武政策的童谣：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咙胡”即“胡咙”，表示不敢出声地低低私语。讽刺东汉举荐之滥的童谣：游手卖印自有平，不辟豪贤及大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
控诉贪官污吏的民歌：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迎，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反映汉末经济萧条的童谣：
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贵如黄金。
两汉时期还有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是乐府。乐府一名，最早见于汉初，惠帝时有“乐府令”，到汉武帝时扩充为专门性的音乐机构。“乐府”除了供统治者纵歌声色外，还有一个任务便是采集民歌。《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同书《艺文志》有更明确的记载：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可见当时采集民歌的范围很广，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且汉代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民歌传播的客观作用——“观风俗，知薄厚”。东汉时，官方乐府更是经常派遣使者“使行风俗”“观纳民谣”，甚至根据“谣言单辞，转易守常”。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已对民谣传播有了明确的认识，开始重视民谣的传播效应，乐府采集民谣不再仅仅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娱乐，也有赖以考察民情的政治意图，客观上起了保存民谣的作用，使民谣得以集中、记录、流传。
据《艺文志》所载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138首，东汉民歌尚不在内，已远远超过《诗经》的“国风”；但现在所存不过三四十首。乐府诗在如下三个方面显示了传播的力量：
（一）不同侧面表露对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如《妇病行》：“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做父亲的不得不违背妻子临终前的嘱托，忍痛抛弃自己的孩子。又如《孤儿行》：“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表面上申诉兄嫂的狠毒，实质上揭露了阶级剥削的残酷。
（二）直接控诉战争和徭役的惨象
如《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鸟可食。为我谓鸟：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依托战死者的自诉，与鸟的传言，尤显得悲凉和惨厉。又如《十五从君征》：“十五从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钟头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足足65年的兵役生涯，穷老归来，田地荒芜，亲人离散，是多么的悲惨。
（三）在男女之恋中抗议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
如《山上采蘼芜》：“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完全是弃妇和怨女的悲诉。又如《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刻画了敢于反抗夫权，决心与三心二意的丈夫决裂的女性。
通过乐府民歌的传播，我们可以听到当时人民自己的声音，看到当时人民生活的画面，它们是两汉时期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
四、东汉史书的道统化及其传播思想
《汉书》又名《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写。《汉书》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加变更，分纪、表、志、传四个部分。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幼年聪慧好学，“九岁能属文，诵诗书”，16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经，“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颇为当时儒者所钦佩。23岁时父班彪死，还乡里3年。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开始私撰《汉书》。5年后有人上书明帝，控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其弟班超上书申辩，汉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后，大加赞赏，不但不治罪，还召为兰台令史。次年，升为郎，典校秘书，并继续《汉书》的编著工作。和帝永元元年，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后因窦宪获罪，牵连到班固，入狱死，时年61岁。《汉书》中的一部分“志”、“表”由他的妹妹班昭继续完成。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写得十分成功，它重视客观历史事实，也注意文笔润色。《汉书》的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也有裁剪整理，虽比不上《史记》生动，但简练整饬，详赡周密，有自己的特点。《汉书》具有浓烈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把“圣人之道”定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因此在书中也到处反映出他对民意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理念。《汉书》首创《五行志》，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阐述历史事件和宣传道德观念。
《五行志中》引《左传·成公十六年》记，晋厉公参加诸侯大会“视远步高”
而知其必祸，指出言行规范的重要性。他转述告公的话，并加议论：
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谊（义），足以步目。……视远，曰绝其谊（义）；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听淫，曰离其名。夫目以处谊（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
目着眼于道义，行立足于品德，言语讲求信用，听名重视实际，这四方面缺少其一，就会发生灾祸，会严重影响国家。实际上提出了“言行传播”的规范问题。班固还对哀帝时宦官专权，民谣四起，政局动摇，作了阐述。他说：
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诗》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号令不顺民心，虚哗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旱伤百谷，则有寇难。上下俱忧，故其极忧也。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则谤怨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
他引用孔子的话和《诗·大雅·荡》，指出民谣产生的社会原因，并强调了言语传播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此外，班固还说：
闻善不与，兹谓不知。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则不能立。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
在人际观察和政治传播上，班固主张人君要对所了解的人给予支持和帮助，而且自己在言行、思虑、外表等方面都要审慎，否则就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在从政上注意三点：用人得当，顺从民心和跟随形势。
继《汉书》之后，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荀悦编撰了《汉纪》，后人为了与袁宏的《后汉纪》区别，故称之为《前汉纪》。两书合称《两汉纪》。荀悦（148～209年），字仲豫，颍阳（今河南许昌）人。早年丧父，相传12岁能讲《春秋》，家贫无书，然刻苦为学，博闻强记，性沉静，好著述。汉灵帝时，宦官专权，士人多退隐穷处，后被辟举为镇东将军曹操府供事，不久迁为黄门侍郎，与荀彧和孔融侍讲宫中，为献帝所赏识。献帝喜好读历史书，每读班固《汉书》，为其文繁难省所烦。就命荀悦按《左传》体例重加缩编。荀悦受命，自建安三年（198年）开始，花了3年时间成书。他在《前汉高祖皇帝本纪卷第一》中指出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股金，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做到这五点，“则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备矣”。
《汉纪》是以《汉书》为基本材料缩编而成，但亦并非泛泛地抄袭《汉书》，它还加入了《汉书》没有的或简而不详的史料，同时蕴涵着编者的思想、史识及文笔才华。《汉纪》每在书中插入“荀悦曰”，以表示编者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闪光的传播思想。
荀悦的传播思想主要表现在：
（一）关于“伦理传播”，主张以孝为本
荀悦在《汉纪》中引《孝经》时强调，即使贵为天子，也有父亲，也应尊重长者，用自己的行为作为天下的楷模。他说：
《孝经》云：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无父犹设三老之礼，况其存者乎？孝莫大于严父。
（二）关于“教育传播”，强调人的愚智是可以改变的荀悦在教育传播方面虽然肯定人的智愚有先天性，但是强调后天的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智能。他说：
夫上智下愚，虽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数之极虽不变，然人事之变者亦众矣。
（三）关于“言行传播”，指出必须平直真实
荀悦继承儒家的理论，阐述了“礼、事、言、行”四者的本质，并指出其根本一点就是要“平直真实”。他说：
礼，与其奢也宁俭；事，与其烦也宁略；言，与其华也宁质；行，与其彩也宁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
（四）关于“为政传播”，认为英明的君王应善于听言责事荀悦认为圣王善于听言责事，才能使民心安定；并认为英明的君主应善于省咎谢过，才能上行下效。他说：
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善恶要于公罪，而不淫于毁誉；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故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民志定矣。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王见之而悟，敕身正己，省其咎，谢其过，则祸除而福生，自然之应也。
（五）关于“社会传播”，反对“三游”以控制舆论关于社会传播，荀悦反对游侠、游说、游行的行为，指出游侠行为容易出现争强好胜的拉帮结派，从而作威作福；游说行为容易出现以诈设谋，借势要挟；游行行为容易利用虚假的声誉来投合时好，以谋取权利。因此他说：
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游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
（六）关于“上下传播”，分析传道不易沟通的众多原因荀悦认为上情不能下达，上下难以沟通的原因有很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