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叔时提出先进行一般的文化教育和修养教育，如果不行，那么要另外请老师了。再教育他忠、信、义、礼、孝、仁等封建道德，让他学习文、武本领，掌握法律知识和政治谋略。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没有办法了。
（三）重视道德修养和礼仪教化的传播思想
单襄公在见到晋周后，观察了他的外貌和谈吐、为人，认为他将是未来晋国的君主，其理由是在晋周身上具有了当时社会最基本的道德素养和政治品质。他说：
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智，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这里提出了11条准则：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单襄公指出它们都是“文”的外在表现，能够遵循客观规律叫“敬”，能控制心志叫“忠”，能反省自身叫“信”，能爱护他人叫“仁”，能抑制私利叫“义”，能事有建树叫“智”，能坚持道义叫“勇”，能施行论辩叫“教”，能昭示神灵叫“孝”，能慈爱团结叫“惠”，能推举异己叫“让”。从上述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国语》在人际关系上的互动模式，反映了“思身”、“爱人”和“慈和”、“推敌”（“敌”是指不同意见的人）的道德准则和传播原则。
在礼仪传播上，主张维护“先王之制”。下面是祭公劝谏周穆王的一段话，从维护“先王之制”角度出发，认为不必远征犬戎：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如果有谁不遵循“先王之制”，就可以进行征讨。但是不要去远征犬戎，犬戎所以不遵循“先王之制”，是因为没有接受过传统教育。通过政治宣传，通过文化传播和道德传播来教化他们，那么无论远近都会归附服从。
（四）重视言行规范和上下取信的传播思想
在一次朝会上，单襄公发觉晋国君的外貌、眼神、举手投足，都不符合传统礼仪，就发表议论说：
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视远，日绝其义；足高，日弃其德；言爽，日反其信；听淫，日离其名。夫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他认为一个人眼神飘忽，就会一天天远离道义；走路脚高脚低，就会一天天放弃品行；言语经常爽约，就会一天天失去信任；听信花言巧语，就会一天天名不副实。所以眼睛要注重仁义，行为要实践道德，言语要维护信誉，听名要注意务实，这些不能不慎重。
周景王铸成大钟后，听到它洪亮的钟声非常高兴，根本不考虑铸造大钟花费的百姓财力劳力。单穆公就说：
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
他指出音乐和美色不过娱耳醒目，如果思想一糊涂祸害就大了！认为耳朵和眼睛是形成思想的枢纽，一定要视听规范，才做得到耳目聪明。这样才能听得进意见，才能显示出德行。思想单纯而专一，说的话才能教化百姓，百姓也就归心附从。言行规范关系到民心的统一和国家权力的巩固，言行规范不仅反映在君主身上，也反映在臣民身上。昏庸的晋惠公要杀忠臣庆郑，庆郑大声疾呼说：
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国之利也。
下面要有正直的言论，这是大臣的品质；上面要有正直的榜样，这是君主的英明。大臣有品质，君主能英明，国家就一切顺利。
《国语》认为言行规范，国家就稳定，而言行规范，本质是取信于民。晋国攻打原城，围困了三天。再围困下去，原城粮食断绝，百姓发生饥荒。晋文公问箕郑怎样解决，箕郑只说了一个字“信”。晋文公很不理解，箕郑就解释说：
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于是乎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匮之有？
在内心、名分、军令、政事等各方面都要讲“信”，那么好恶不会过分，上下安于本分，战争不会失利，百姓有业可从事；于是百姓听命于君主，安于贫乐于富，社会也不会匮乏了。
（五）重视君臣关系和三伦关系的传播思想
《国语·晋语》记载，晋武公讨伐翼，杀死了哀侯，栾共子想自杀殉难。武公制止他说：如果你不自杀，我向周天子汇报后让你在晋国任职。栾共子对君臣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
臣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之道，君何以训矣？
其意思是“君臣、父子、师徒”这三种关系是天生不可改变的，必须从一而终。父亲生育我，老师教导我，君主供养我；如果没有父亲就不会生我，没有供养就不能生长，没有教育就不知生命的归宿。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终身侍奉，只要他们还在，就要至死不变。用生命和全力来报答君王、父母和老师，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栾共子表示自己不敢因为个人私利而破坏了这个道理，于是坚决自杀了。
在春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力或继承权的事时有发生，周宣王想立少子戏做太子，樊仲父进谏说：
魯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也。今天子立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晋国国君偏爱骊姬生的儿子奚齐，准备废太子申生而立奚齐。大臣荀息认为做臣民的要听从君主的意见，不能持不同的看法，所以他表示支持。而丕郑则反对说：
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惑则误民，民误失德，是弃民也。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若之何其民之与处而弃之也？必立太子。
而太子申生则说：
吾闻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迁为敬，敬顺所安为孝。弃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图焉？且夫间父之爱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废人以自成，有不贞焉。孝、敬、忠、贞，君父之所安也。弃安而图，远于孝矣，吾其止也。
丕郑从礼仪的角度说了自己的意见，申生则从伦理的角度说了自己的意见。充分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时期权力传播体制与礼仪传播体制之间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四、史家之绝唱——《史记》的传播思想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不但是中国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的文化传播建立了不朽的丰碑。梁启超称赞它为“千古之绝作”。鲁迅赞誉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其父太史公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悯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司马谈病笃时，执迁手而教诲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父亲死后三年，司马迁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汉武帝太史令，时年38岁。司马迁决心实践父愿，于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开始撰写《史记》。
《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一段司马迁与壶遂的对话，上大夫壶遂问他：“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司马迁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辟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正，《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这长长一段话体现了司马迁的经学传播思想。先阐述了“六经”的内容和主旨，然后说明《春秋》以道义教化后人，指出史书就是为了拨乱反正。他还分析了君臣父子关系违背礼义的“四行”错误，强调“法”和“礼”的传播关系：“礼”在于“禁未然之前”，而“法”在于“施已然之后”。
司马迁的传播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司马迁“究天人”“通古今”的传播思想
“史记”一词，本是古代史籍的泛称，并不是司马迁所著史书的原名。《史记》名称的出现，大概要到魏晋期间。司马迁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编纂方法，后人称为纪传体。它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5种体例组成。
“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日顺序记录史实；“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及有特殊地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包括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以及官吏、儒士、游侠、刺客、名医、占卜、商人等的传记。《史记》还记载了汉周围的一些国家如朝鲜、大宛、乌孙、大月氏、安息、匈奴等的历史。司马迁自己这样说：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观，尽管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但它“确立了后世知识分子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风骨，确立了以史明道的历史理性”。也正因为《史记》的这种“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较长时期没有获得公正的评价。
（二）司马迁“整齐其世传”的传播思想
壶遂认为汉武帝在位，“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备，咸各序其宜”，不应该再在史书里说是道非。司马迁回答说：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坠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史官的职能不是为当今帝王歌功颂德，他认为贤士能人不被重用，是国家的耻辱；君主英明而圣德不被宣扬，是宣传的失职。作为史官，不记载帝王家的丑事，不叙述官吏们的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就是说历史必须说真话，在重大历史问题上要给后人一个确切的说法。正因为司马迁坚持了历史传播的要旨，《史记》终于成为后世知识界、思想界、文学界、文化界、教育界各个领域“导向传播”的传播楷模。司马迁还为编写《陈涉世家》的原因解释说：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所以《前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顾炎武称赞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既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
（三）司马迁质疑“天道”的传播思想
儒家认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司马迁以儒家公认的善人伯夷、叔齐为例证明好人没有好报，最后却饿死；以好学之士颜渊为例，指出好人却早夭；又以儒家公认的恶人盗跖为例，评说横行无道的人却没有恶死。他责问说：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
因此司马迁认为，秦取得天下虽然采用了暴力，但是成绩很大，其原因是能适应社会的变化：
《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
《左传》说：秦国先立法后成王。为什么？因为立法接近自身利益，而且随着时俗的变化而变化，所以道理浅近而容易推行。一般学者被自己的观点所束缚，只看到秦王朝统治的时间不长，就不考察它存亡的原因，全然取笑它，不敢称赞，这跟好比用耳朵来吃饭没什么不同！司马迁主张不要以儒家的“天道”善恶来判断是非，要全面地考察事实，分析原因，不能堵塞传播通道偏听偏信。
（四）司马迁主张“人道”的传播思想
司马迁认为管理国家既不能靠“天道”，也不能靠“人力”（武力），靠的是“人道”。他反诘道：“洋洋业德乎，宰制万物，役群众，岂人力也哉？”创造伟大的事业，管理天下百姓，难道是靠武力吗？他是第一个提出“人情”、“人性”和“人道”概念的传播思想家：
观三代损益，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统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他认为音乐与礼仪不可分割，指出“乐”的本质是从根本上掌握变化，“礼”的原则是去伪存真，它们都是传达人情的重要手段：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由此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传播规范的问题：“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一个人接受都是规范的教育，那么传播的也是规范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