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后，基本上还是维持着朝议制度，只是“下其议”于群臣，而“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毕竟朝议是最高权力体现的形式，它成为君王和大臣议论国家大事的场合，是宫廷斗争的舞台，但也提供了朝廷交流信息的机会，起着特殊的政治传播功能。例如废弃分封制就是朝议中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历史上轰动的《挟书律》也是在朝议中“始皇置酒咸阳宫”，批准了李斯的焚书建议。
朝议实际上就是御前会议，君王和大臣共同议论国家大事，然后由君王最后决策。御前会议也有流于形式的，大臣说一些迎合君王的话，由君王一人说了算；也有权臣把持会议，或提供虚假信息的。到胡亥接位，赵高对口吃的秦二世说：你年轻，张口说话，那些大臣会笑话你，所有的旨意还是由我来传达好。于是赵高就垄断了发布政令的权力，封锁了君王政治传播的通道。传到秦二世耳朵里的也都是些假消息罢了。后来起义军兵临城下，二世问外面怎么这么乱，博士孙叔通告诉他：“外面小小骚动，只不过是少数游手好闲之徒闹事，已经被地方政府搜捕进剿，全部肃清了。”孙叔通一出朝廷就化了装立刻逃跑了。
在秦王朝历史上最荒唐的一次朝议大概要算“指鹿为马”了。宦官赵高在诬陷李斯夺取朝政大权后，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特地在一次御前会议上把一只鹿进献给二世皇帝，他宣称呈献的鹿是一匹马。二世皇帝胡亥说：“明明是鹿，怎么说是马呢？”赵高说：“明明是马，怎么说是鹿呢？陛下要是不信，请问大家。”朝廷官员们于是分成两派，一派说是鹿，一派说是马。等到这事件结束，赵高便把认为是鹿的一派官员，制造谋反罪名，全部杀掉。说明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朝议完全可能成为操纵舆论、制造虚假信息和控制传播的手段。
朝议的性质明显带上虚伪特征，但它不失为秦王朝在控制传播方面的一项重大举措。为了加强政治传播的力度，秦始皇在朝议上制订了许多统一措施。
第一，统一货币。秦统一前，货币很复杂，不但形状、大小、轻重不同，而且计算单位也不一致。大致有布钱、刀币、圆钱和郢爰四大系统。除郢爰流行于楚国外，布钱流通于韩、赵、魏，刀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圆钱流通于秦、东周、西周和魏、赵等国。秦统一后，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货币，以黃金为上币，镒为单位；以方孔有廓的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称为“半两”钱。
这种圆钱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第二，统一度量衡。秦在统一全国前，度量衡方面的情况与货币也差不多，非常混乱。秦已于商鞅变法时就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规定。全国统一后，秦政府即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下令统一度量衡，并把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发至全国，作为标准器。
第三，统一车轨。秦统一前，各国的里程不同，车辆也各有宽度，也就是说，车辆只能在本国行驶，一出国境，就不合辙，寸步难行。秦统一后，下令“隳毁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开通道路，无有障塞”，并规定了车辆的轮距。这样天下交通真正做到了交互沟通。
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将数字“六”神秘化并与“五德”说联系起来，使它渗透到政治措施、典章制度和文字记述中去，成为统治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
四、封泰山、扬帝威的文化传播
秦始皇喜欢出巡，以炫耀他的权势和威望，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各地著名的山川。每次出巡都有庞大而威风的随从行列，一些文化人士也在其中。在统一的第二年，秦始皇曾经出巡过北面，当时主要是为了抵御匈奴，鼓舞士气。全国性的出巡一共有四次，第四次时秦始皇死在了出巡回来的路上。每到一处，秦始皇一定要建立石碑作为纪念。刻石记事成为秦王朝文化传播独特的一种形式。现在，许多地方还存有秦始皇出巡时留下的石刻，如著名的泰山上的石刻，包括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封泰山时的颂德碑，就是当时随从他的博士的杰作。这些石刻主要是为了歌功颂德，宣传国家的统一，以及记录各项改革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做了皇帝后，虽然希望皇位能万世万代地传下去，但他自己还是想长生不老。因此，在统一全国之后，千方百计地寻求仙丹妙药成为秦始皇经常出巡的另一个目的，当然也能向天下人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为寻找神仙，求得仙药，秦始皇的出巡总是到海边去，因为他听说神仙总是在海边出现。到碣石（现在的河北昌黎）一次，到成山（现在山东成山角）两次，到琅邪和芝罘三次，就是因为这些地方传说是神仙常来登陆的地点。每到一个地方，秦始皇都要派很多的方士去求仙找药，著名的徐福东渡日本就是秦始皇所派，现在日本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徐福就是日本的一代天皇。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31年，秦始皇开始了他的死亡之巡。他率领大队人马，从都城咸阳出发，直奔南方的云梦（指古代洞庭湖和长江一带连绵的水域地区），并到九嶷山祭祀了祖先舜。接着，乘船东进，在丹阳（现在安徽当涂）上岸，到了钱塘（现在浙江杭州），又向西渡江登会稽山，祭祀了治水的大禹，然后刻石于会稽山。下山后，从吴中（现在江苏吴县）北上，继续他的求仙之旅。为了能见到神仙，秦始皇一直是沿着海边北上，但总是一无所获。最后，失望的秦始皇只得返回，没想到至平原津（现在山东平原县）就一病不起。
秦始皇的出巡造成的影响，是空前的全国性文化大传播。这也跟秦始皇文化传播的专制思想有关。随着封建国家的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趾高气扬的秦始皇在强化他政治上、经济上的专制权力的同时，也开始推行文化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从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建立统一政权开始，到实施焚书的始皇34年（公元前213年）的8年间，曾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同时又征聘了70多位老学者，授以博士之官衔。博士属九卿之一奉常下，他们以国家最高的学者的身份，可以经常进见皇帝，皇帝也经常召见他们。博士有优厚的薪俸，特殊的地位。博士之下还招致2000余文人，命之曰诸生。秦政权不仅对70位博士优礼备加，而且对于诸生也“尊赐之甚厚”。其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对古典文化进行清理甄别，以政府的力量禁止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权的书，奖励那些对秦政权有利的书籍。诚如秦始皇自己所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说明秦始皇对文化传播的“为我所用”思想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按秦始皇的本来设想进行，这些博士和诸生都是旧时代的学者，满脑子是旧文化和复古思想，认为复古周礼的儒家思想都是好的。所以，他们不但对加强专制统治思想没有帮助，反过来对秦始皇的所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而秦始皇恰恰是个蔑视儒家、推崇法家思想的人，他十分崇拜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认为这才是富国强兵，超越三皇五帝的唯一妙法，所以对博士诸生的表现心有不满。始皇34年（公元前213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又重新提出废郡县、立分封的事，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秦始皇命令群臣议论。丞相李斯谬其说，绌其词，并指出过去天下散乱，没有能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诸侯并起。接着李斯代秦始皇说出了控制文化传播的思想，他说：
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之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李斯这番利害分析，实际上提出了如何统一教育思想的问题。他认为现在秦始皇已经统一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就是说，是非黑白只要一个人说了就算，因此不能再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于是，他极力反对“私学”。这里的“私学”是指具有个人观点的学术思想，其相对的概念是“法教”。所谓“法教”，就是指教育必须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必须与朝廷公布的法令内容保持一致。秦始皇大为称赞李斯的观点，并准许了李斯提出的焚书的建议，即除去秦国的历史书籍以外，其他史书以及《诗》、《书》百家语之类的全部烧毁。这样，除博士官掌管的图书和农书医书及求神占卜之书外，各地所有一切藏书全部交到当地官府烧毁。命令下达后30天之内不烧的，判刑服劳役。下今后如还有人敢议论诗书的，判死刑。以古非今的，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揭发的治以同罪。李斯的一个建议，就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不到30天，秦以前的古典文献，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
韩非及诸法家的传播思想
一、“法术势”三结合的传播思想
秦始皇的控制传播也表现在法律方面，秦始皇为了能控制全国人民，故颁布的法律条目十分繁杂，残酷暴戾。秦律几乎对人民生活的一举一动都作出明文规定，例如“步过六尺者，有罚”、“敢有挟书者，族”、“有敢偶语者，弃市”等，甚至连百姓所穿的鞋子都作规定，有犯者更加以惩罚，妨害了人民生活的自由，百姓动不动便犯法，令秦国遍地都是监狱，如《史记》所说“赭者塞路，囹圄成市”。这种繁杂的法律，令秦百姓感到厌恶，甚至产生反抗思想。而秦始皇的法律的残暴性，也是骇人听闻的。秦始皇认为，只有重刑才能杜绝罪恶，故出现了“五人盗，藏一钱以上斩左止（趾）”、“甲盗不盈一钱，乙见而弗捕，当赀一盾”的残酷情况，秦代的酷刑不下几十种，例如“劓、宫、笞、车裂、黥、腰斩”等，残暴至极，《汉书》称“法令繁憯，刑罚暴酷”，这套严刑酷法不但给秦始皇冠上“暴君”之名，更给他带来亡国的后果。
秦始皇的法治观念应该说是受法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公元前237年，嬴政23岁时读到《孤愤》、《五蠹》，十分佩服，知道其作者是韩非后设法把他弄到了秦国。公元前233年韩非到了秦国，受到盛大的欢迎和接待。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周赧王三十五年），死于公元前233年（秦王政14年）。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史记》记载说：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於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脫……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酣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这里大致已把韩非的悲剧式的命运作了交代。秦始皇虽然没有重用韩非，但却接受了他的全部思想。
韩非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继承并发展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学说。应该说韩非的法治思想本源于他的传播思想，他认为历史是一个连续传播过程，所以“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商鞅把社会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尚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这里概括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人际关系的变化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说明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反对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那样的循环说主张。韩非继承了商鞅等前期法家关于古今异势、因时变法的观点，并吸取老聃和荀况等人盛衰存亡的哲学思想，主张“变古易常”，反对“法先王”的复古主义。韩非指出思想传播上言必称古的弊端，“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己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简直如“巫祝”在骗人，“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他深刻地指出，一个人不敢肯定自己在政治上的功绩，老是拿虚无、不着边际的古代圣贤的事作为说服别人的论据，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也是很愚昧的。
为了对历史发展及其原因进行阐述，他曾举例说，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筑巢而居，钻燧取火，一定会遭到鲧和禹的讥笑；如果到了商周时代还有人把疏导江河当作国家头等大事，一定会遭到商汤和周武王的讥笑；同样，如果现在还有人开口闭口称道古代圣贤，并把他们的主张拿到今天来实现，一定会遭到“新圣”的讥笑。很显然，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必须建立新的传播观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韩非对人类历史做出了新的概括，他认为中国社会经历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三个阶段。当今社会所以立足于一个“争”字的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较快，而社会财富增长较慢，故而“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从社会物质原因去看社会内部矛盾，建立历史发展的传播观，具有合理的思想因素。
韩非著书十余万言，据《汉书·艺文志》说有55篇，今本《韩非子》也是55篇，其中可能有后人增补。韩非把历史观和传播观运用于法家思想，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治国原则方面
韩非认为民性顽劣，不能教化，统治者必须“贵法治，贱人德”，主张君主用法术和权术来统治国家人民。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术者，藏之於胸中，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是国家的成文法令，术是君主驾御群臣的权术，君主有法有术，还要有势。韩非反对儒家的贤人政治和爱文理论，只有用严刑峻法，人民才不敢不忠。君主用人要有术，用术最主要是知人善任。
（二）治事用人方面
韩非的本旨是集权力于君主，但君主的智力有限，故用众人的方法“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切求其功”和“言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臣有其劳，君有其功”。他认为应该从言语传播的客观效果来确定治事和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