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开卷于鲁隐公元年，即东周开始的年代，为什么呢？《春秋》序写道：“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祚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队。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说明孔子编史是为了维护西周的封建传统，垂法于将来。可是孔子又为什么只编到鲁哀公呢？孔子活到73岁辞世，据说在他71岁时，即鲁哀公14年春，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在大野（今巨野一带）狩猎时捕获了一只怪兽。叔孙氏看到此怪兽，以为不祥，便赏赐给了虞人。孔子知道后，说：“这是麒麟啊！它为什么要来呀！为什么要来呀！”掩面大哭，感叹道：“吾道穷矣！”他认为麒麟是一种“吉祥物”，只有在太平盛世才会出现，当今乱世出非其时，不是好兆头，象征着自己的智慧已经干枯。于是哀叹地写下了“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之后，就此停笔不再修史。这又可见孔子对王道之兴衰决于天命的历史唯心观非常强烈，而又与他的政治主张相矛盾。
（二）《春秋》在文化传播上的贡献
《春秋》不是一部专业性的文化传播著作，但是它在日后的演化中却担当了极其重要的文化传播功能。首先它被列为古代传统的经典之一，作为古代文化教育的重要课本。其次，书中大量的文化信息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借鉴提供了有分量的依据。在《春秋》中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性、延伸性和普遍性，也看到文化传播的教化作用和沟通作用。
且不说《春秋》所载史实，其所记录的自然现象，往往也深有文化内涵。如记载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1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传》注曰：“孛者何？彗星也。”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天文史上关于哈雷彗星运行的最早记录。又如鲁庄公七年记，“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四月辛卯”当是指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先是夜空中常见的星星看不见了，到半夜出现了陨石雨。孔子的这些真实记录，都是非常珍贵的天文资料，客观上显示了自然信息在当时协调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春秋》中许多关于自然界异常现象的记录都与人际社会有关，我们可以看到《春秋》如何通过强有力的文化传播，来完善社会机体的职能，如记录鲁文公十五年（公元前610年）发生日食，“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结果齐鲁发生纠纷，左丘明为之传注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礼也。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训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孔子所以记上一笔，就是要批评文公事神礼仪上的过失，因为诸侯不能在土地神社中伐鼓，必须用币；即使是事神也有尊卑之分，不可乱伦。孔子借用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态度来阐释政治观念，以实现文化传播的社会教化功能；另一方面他在记录灾异现象和王室祭祀时并不直接与社会人事联系，保留了“敬鬼神而远之”的看法。
《春秋》常记录一些君王的文化活动，如婚丧、蒐狩、渔猎、治兵、祭牲等。
隐公五年（公元前726年）记，“春，公矢鱼于棠。”由于孔子的记录过于简洁，再加文字上的原因，要读懂它确实不容易。“矢鱼”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观渔”，有人说是“射鱼”。《左传》认为“鱼”是“渔”，渔不足观且非其时，是非礼的行为，故孔子记了下来。公羊认为棠又离国都遥远，故《春秋》旨在讥讽隐公远渔，而棠又是齐鲁交界必争之地，明为观渔而实言略地；谷梁认为渔乃卑者之事，不足观，而公观之，故为非礼。今人杨希牧根据文字训诂、故事原委及一些古训，证实渔猎不同于蒐狩，渔猎虽然直接目的与祭祀无关，但却是鲁国国君和大夫所习知之活动，是贵族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春秋》所引起后人的种种考证，也造成了史书传播中的文化增值效应。
（三）《春秋》在图书传播上的影响
对史实的记录早在殷商卜辞中屡屡见到，卜辞的“作册”就是史官的记事。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最早的史实际上是君王的言行活动记录。如《尚书》所收不外是商周君王的训、诰、诏、令之词。自周始各诸侯国都有了按年月日记录国家大事的典册，统称“春秋”。但这一些严格说还不是史书，只是档案性质的文书。春秋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的动荡和政局的变化，打破了文化垄断，过去由史官长官的典册散落民间，“史”的神秘性被粉碎了。孔子以个人身份整理和修订西周典籍，有系统而独特的理念，并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以此传授学生，传播知识，具有开创性意义。孔子当时整理的“六经”——《书》、《易》、《礼》、《诗》、《乐》和《春秋》，作为他传授文化知识的教科书，也成为正式供人阅读的书籍。
《春秋》除了作为传统经典对历代文化人的思想观念产生极大影响外，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有巨大影响。它开创的编年体史书，尽管因为以时间为线索而往往使一些事件在记载中出现问题，如前后割裂的现象，带来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事件交代不充分，来龙去脉模糊等，但这并不削弱它的历史地位。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也是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的。《春秋》又是我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它冲破了西周奴隶主贵族对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在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当时，孔子率先开辟了研究“近现代史”的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述立说的先声，私家著述大量产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争鸣的诸家各有专著，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也出现了专著，如第一部医学书《黄帝内经》，第一部药物书《神农本草》；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屈原“发愤而抒情”的《离骚》。据《庄子·天下篇》介绍，名家学者惠施博学多闻，“其书五载”，私人藏书已达五车之多。说明春秋时期图书的流通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书籍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作为社会信息的传播，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取得了划时代的发展。
（四）《春秋》三传在传播学上的地位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简，给后人阅读上带来许多不便。于是到汉代就有5家加以诠注，其中《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均亡佚。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30卷。一般认为作者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清代学者认为它可能是刘歆托名改编的。近人从传文风格和结束年代等分析，认为可能是战国初根据各国史料编纂成，并非出自一个人之手笔。它主要是对《春秋》传注史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1位君主，延伸17年。全书约18万字，内容大为丰富；在编年体例上也比《春秋》完备。《左传》虽因《春秋》而作，实是独立的史书。他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不仅增加春秋史实，还引证许多古史实，大大提高了史料价值。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诠注的起讫时间与《春秋》同。相传作者是子夏的弟子，战国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头流传，传至玄孙公羊寿，与胡母生一起整理后“著于竹帛”。《谷梁传》的情况与之差不多，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著。二书的内容和特点大同小异，都着重阐释《春秋》之“大义”。但从史学角度看，二者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因而史料价值远比不上《左传》。从经学角度看，二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公羊传》主要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镇压乱臣贼子的一面，为强化中央集权和宣传“大一统”服务；《谷梁传》则主要宣扬儒家思想中重礼仪教化和宗法情谊的一面，为缓和内部矛盾和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正由于此，据《汉书·儒林传》载，武帝立五经博士，把《春秋》公羊家列作国家法定经典，为五经博士之一。
《春秋》经过“三传”，其思想体系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学习“三传”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作为身份的标志，可以以此进入仕途。“三传”的内容各有所侧重，郑玄曾这样解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朱熹则说“《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总之，《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长期用作传播儒家思想的政治教本，以及用作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谷梁传》和《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到宋代又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列入传统的“十三经”。尤其是《左传》文史并茂，对史学界和文学界影响都特别大。而且“三传”创导了诠释传播的新体例，诠释实际上是对传播源的一种再创造，无疑扩大了原先的传播信息，并排除了原先传播信息中的干扰因素；同时经过各家诠释后的《春秋》，使之更符合受传者的个性化需要，也就提高了《春秋》的传播效果和力度。
四、《三礼》及其礼仪传播思想
《周礼》是我国最早的最完整的官制规章，《礼仪》是我国最早的礼仪活动章程，《礼记》是我国最早最详尽的礼制典章。这三本书合称《三礼》，具有进行封建秩序教育的教科书性质。随着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在培养封建贵族接班人的过程中，既要有综合知识的全面人才，也需要职能相对专门化的人才。《三礼》就是适应为封建社会最高道德观念“礼”服务的需要，培养贵族子弟掌握有关“礼”的思想、规则和各种礼仪细节的典范教材。春秋时期宣扬的“礼”和“乐”已经与部落社会的“礼”和“乐”有了很大不同，崇神拜鬼的迷信因素减少了，尊天奉命的本旨转化为对君王和尊长的伦理关系。所以孔子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他反复强调指出：“不学礼，无以立。”把“礼”看作是立身处事的基础，立足社会的依据。礼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是无所不及，无所不包，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社会活动规范，从宗庙祭祀、朝廷议事的仪式，直至乡里饮宴、家族婚丧的行为准则。
“礼”（繁体字“禮”）字在卜辞中作“豊”（也作“豐”），从珏从豆，表示把双玉放在祭器里去供奉祭祀，传达先民对上帝或祖先的敬意。《商书》的《高宗肜日篇》有所谓“典祀无豐于昵”，意思是祭祀近祖的礼节无须隆重。《周书》的《君奭篇》有所谓“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意思是殷商的礼能和上天参配所以国家长久。说明殷商时期已经很重视“礼”的传播目的和传播仪式。首先是“礼”非常重要，关系到国家能否长久的命运；根据对象而定，不可妄为；第三，“礼”只通行于上层社会，也只适用于上帝或祖先。到了周代，周人发挥了“礼”的思想，扩大了它的含义，已经与商人多少带点纯仪式作用的“礼”有了很大不同。周人的“礼”可以归纳为两条基本的原则：一条说“礼”的作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另一条说“礼”的目的是使“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总之，礼是国家巩固、社会稳定的基础。周人把“礼”的内容规定得非常具体细致，从上层普及到民众，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规范。
周人把“礼”从仪式中分离出来，使“礼”和“仪”有所区别。《左传·昭公五年》有段记载，说昭公到晋国去，晋侯在近郊迎接并赠聘，以为是按照严格遵循了“礼”的规范。女叔齐批评说：“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指出“礼”是本，“仪”是末。说明到春秋后期，“礼”和“仪”已经混淆，“礼”的规范作用已逐渐丧失，君子只是“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则反过来“伐其技以凭君子”。所以女叔齐说：“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于是百工暴动，耕奴为盗，匠人执戈，礼崩乐溃。为此孔子修“三礼”以图恢复礼治，希望能挽回“礼”的颓势。
（一）《周礼》中实现政治传播的官僚机构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