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有扈氏以淫威违背准则，怠慢而放弃历法。上帝因此要废弃他的大命，现在我奉行上帝的意志去惩罚他。兵车左边的士兵不在左边攻击，你们就是不执行命令；右边的士兵不在右边攻击，你们就是不执行命令；驾御战马的不具备驾御技术，你们就是不执行命令。执行命令的，便在先祖的神位前赏赐；不执行命令的，就在社神前处死。不执行的我将杀死你们，或让你们当奴隶！）其实这也是战争动员令和进军令。全文只有188字，内容有敌对方的罪行，有对执行军务人员的任务和告诫，有赏罚分明的条例。又如《汤誓》，这是商汤在鸣条发出的对夏的最后一个暴君桀公开宣战的誓师辞。跟《甘誓》一样，先宣布灭夏战争的理由，表示自己是执行上帝的意志，代表着正义之师讨伐夏桀；然后提出赏罚条例，说“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赍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你们倘若辅助我，奉行上天的命令讨伐夏国，我要大大的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信，我是决不食言的。你们要是不遵守誓师的誓言，我就让你们当奴隶，决不宽恕。）这里也同样充分体现出口传政治“誓词”的特点：第一，口传政治充分利用语言的威慑力量，具有极强的个人意志；第二，口传政治把权力运作转化为言语行为，具有作用于思想观念的诱导性；第三，口传政治在发送信息同时，使语言的功能从信息的传递产生说服和劝诱的作用，促使受播对象形成意识形态上的自觉再创造（例如受播者的接受过程由强迫到自愿）；第四，口传政治是一个多元综合的传播行为，把“个人”的话语特定地转化为群体的意愿或上帝的意愿，于是语言产生出使听话人受控的神奇力量。从口传政治，我们看到中国政治的早期传播方式，也可以看到所谓文化传播实际上都是权力的运作。
在《汤誓》里我们还应该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汤引用了一则民谣：“时日何丧，予及汝皆亡！”（你这个太阳呀，什么时候才能消亡呢？我愿意和你一块儿死去！）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夏桀的仇恨和诅咒。且不说这首歌谣如何被政治家汤利用作宣传工具，歌谣内容本身具有的政治色彩是毫无疑问的。歌谣的源头来自民间，一开始并没有明显的口传政治色彩，内容涉及经济关系、知识关系、两性关系和生活生产关系等，但是它们却具有浓重的“口头新闻”色彩，传播着强烈的民众意识和愿望。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动，一些边缘知识分子渐渐利用民间歌谣方式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于是作为口传政治的第三种形式——民众歌谣便形成并发展起来。
民间口语传播的政治歌谣成为民间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歌谣以韵文形式出现，便于记忆，易于口传，成为有效的传播手段。所以历代帝王都很重视对民间歌谣的采集和整理，据说黄帝时就派出四方使者去采风。古代的采风可以认为是中国特色的“民意测验”。《诗经》有不少歌谣带有明显的口传政治价值，下面选取《小雅·雨无正》中的一节：
原诗译文
戎成不退兵祸成而不消退
饥成不遂饥荒成而不顺遂
曾我暬御就是我侍御近臣
憯憯日瘁惨惨的日益憔悴
凡百君子凡百君子
莫肯用讯没有人肯用话来箴规
听言则答说顺从的话就得进用
谮言则退说谏诤的话就被斥退
（陈子展《雅颂选译》）强烈地讽刺了周幽王的政治体制的腐败：外有军事扰乱，内有饥荒逼近，人民忧愁难堪，奉承阿谀得以重用，谏诤忠臣却被排斥。如果说诰辞和誓词是上层贵族言语行为的权力性运作，那么歌谣则是下层平民言语行为对权力性的抗争。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政治见解可以说是中国民众和士人的一个传统，朝政明朗光辉时则多颂歌和赞辞，朝政黑暗时则多讽喻和假托。各地派出专门的官员采集当地民风歌谣献到天子脚下，这已是久远的制度，就与现在地方政府向中央传送信息和新闻差不多。《汉书·货食志》说老百姓聚集在一起时就会相互交流，产生许多信息，等人们散了，政府就派人四出采集歌谣，再由专家审定后，献给天子：“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何休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子六十、女子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牗户，尽知天下之苦。”说明在古代歌谣是朝廷了解社会、获取下层信息的很重要的来源，歌谣也成为口传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除了歌谣，还有谚语、隐语、谜语和笑话等形式，民众把自己对现行政治的态度，尤其是不满和反抗情绪融合到这种口头创作中，而它们也就恰恰无意中成了口传政治的另一个领域。
二、游说、论辩、讲演与文化人传播
周人灭商而取代了殷人的统治后，到周夷王和周厉王时代，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动荡。首先是社会矛盾加深，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讽说：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国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译文：有的人安闲休息，有的人终日劳瘁；有的人舒适躺着，有的人整日奔波；有的人不闻外界惨痛的呼叫，有的人因残酷受压而残喘；有的人优游于山水之间，有的人为王族出生入死；有的人饮酒作乐，有的人深怀恐惧；有的人放言高谈，有的人却工作无暇。）其次是社会开始分化，如《诗经·大雅·瞻卬》所谓“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已经出现一部分人通过战争来夺取土地和奴隶，形成新兴的贵族阶级。
第三是社会激烈变乱，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奴隶制度开始走下坡路了，正如《诗经》的哀叹：上天啊，降下丧乱，灭掉了我们确立的大王；又来了这样的蟊贼，庄稼完全枯黄；可悲啊，中国，陷入巨大的灾荒！王朝更替没有给人民生活带来改善，反而造成极大灾难。这些口传政治性质的歌谣，暴露了这一时期正经历社会动乱和出现历史变革的情况。
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大大小小100多个国家，大国争霸，小国图存，交战和掠夺，巴结和离间纠缠在一起，无有一日安宁。据《春秋》记载，242年间，列国纷争，共发生战争483次之多，朝聘会盟450次。随着王权削弱，周天子日益控制不住局面，失去其中心地位的魅力，于是王权中心的文化人四散，纷纷投向周边的诸侯，从而出现了文化下移的形势，所谓“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侯，或在夷狄”。世世代代在周王朝掌管史记的司马氏都分散到诸侯各国，连孔子也发出感叹：“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谓“四夷”即指一些边远国家，如秦、楚等国。金字塔式的政治秩序被破坏，文化人四散，其结果不仅打破了商、周相沿的思想一统的局面，也造成对传统思想意识——“道德”、“礼义”的冲击。尽管战争动乱不断，但正是这一情势推动了文化人走上活跃的传播舞台，成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主角。
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大批的贵族沦降为平民，乃至皂隶；有的只能依靠自己的文化知识以谋求生存，寄生于新兴贵族的门下。在这种情势下，文化垄断的社会基础动摇了，开始出现一批以知识为职业的士人。他们在传统思想失去威严和权势的时代，就历史和现实进行思考、分析和探讨，逐渐形成新的意识观念和属于自己的见解、主张。他们中间有的人游说诸侯以争取施行自己的主张，有的人招收门徒以扩大自己的学说影响，有的人著述专书传播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冲出旧传统的桎梏，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发展和赢取人们的认同，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新思想的传播就是在旧思想的崩溃中成熟，我们试以口传文学《诗经》中的歌谣为例，加以说明。首先是“天”的思想的动摇。商周时期人们对于“天帝”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旧体制和旧秩序都是在这一面具下维系着，谁也不敢进行公开的责难。但是到了西周末年，人们发出了一连串对“天”抱怨和谴责的呼声，如“昊天上帝，则不我遗”，“昊天上帝，宁俾我遯”，“昊天不平”，甚至对先祖也作出谴责：“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尽管这呼声多么微弱，但表明当时被奴役的人民有了初步的觉醒。其次是“德”的思想的动摇。比如“工正”、“贾正”本来是奴隶主手下管理手工业和商业的人，现在他们不再愿意为奴隶主干了，批判传统意识上的“德”，决定私自干起来，去牟利发财了。所谓“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女子则批评男人的道德堕落，说“之子无良，二三其德”！人们对一贯倡导的“德”开始进行了反思。同时，最高道德准则——“礼”的思想也动摇了。周人的“礼”是与“仪”紧密结合的，“仪”是“礼”的表现形式，“礼”是“仪”的表现内容。《诗》里叙述有这么一回事：“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一个新兴贵族在遭到旧贵族以“礼”为借口不公正对待他时（让他搬家），他对“礼”表示蔑视。当时“无礼”、“无仪”的人已不在少数了，而且，“孝”的思想更动摇了。当新旧势力逐渐交替时，血缘联结的宗族关系已经无法维持，诚如《王风·葛藟》的哀叹：自己的亲属互不搭理，自己的儿女视同陌路，再也不可能像葛藤一样宗嗣绵延繁荣发展啦！“孝”的观念在现实的冲击下日趋淡薄，功利和私欲逐渐上升，成为人们的第一追求。
于是随着社会的分化，旧秩序赖以确立的基础动摇，新旧贵族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没落的旧势力企图维持原状，坚持传统观念，而新兴力量则要传播自己的新思想、进步见解和推行自己的主张，于是进步与保守力量之间展开了尖锐斗争。同时思想上的斗争随着社会的加速分化而促使文化进一步下移，文化下移的必然结果是打破了传统的口传政治方式。口传政治不再仅仅是那种自上而下的“训令”和自下而上的“采风”，而由文化人担当起了主角，传播路线和“传媒”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春秋时期既是政治家施展才华和权术进行竞争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人显现才智和谋略进行竞争的时代；从传播角度讲，一部分贵族下降到平民，把文化带到了下层，也就出现了中国传播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传播方式也有了很大变革，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游说之风盛行，二是论辩之士群起，三是讲演之学开辟。
（一）游说之风盛行
在“礼崩乐坏”崇尚战功的时代，原来的等级通过暴力行为——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移，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从血缘上说，庶子旁系情断义绝，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新的地位；从官爵上说，世袭制度摇摇欲坠，旧贵族的子孙后裔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从经济状况上说，沦为平民的旧贵族难免贫困化，必须谋求新的功名。这样，一部分旧贵族的庶子旁系、子孙后裔在下移为文化人之后，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游侠说客——有文化的“游民”。《战国策》里对当时的那些说客有着极其精彩的描述，他们游走各国，摇唇鼓舌，翻云覆雨，利用传播的力量兴风作浪，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法虽许有点夸张，但说客们的口传政治的确具有关乎改革成败的威力。
《战国策》33篇486章，记录了继史书《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间的历史，涉及12个国家；详细叙述游说之士口传政治的机敏善辩、聪明智慧，其中不乏权变和纵横之论。例如齐人冯谖寄食孟尝君门下，他焚烧债券提出了“市义”的看法，并进而为孟尝君设计“狡兔三窟”，使之“为相十年，无纤介之祸”。楚庄王的后裔庄辛，因不被重用避居赵；后楚襄王被秦败而流亡成阳，才请他出主意，庄辛指出“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并以蜻蛉、黄雀、黄鹄为比喻，晓以利害关系，说服了楚襄王，终于得以授官封爵。又齐人鲁仲连游说至赵国，正逢强秦围赵，国难当头的平原君却束手无策；鲁仲连说服魏国大将，终于解救了赵国的军事危机，然而他却拒绝受封领赏，笑着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说明游说之士在传播自己的知识技艺时，目的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是为了谋生，有的是为了谋官，也有的是为了谋财。但是更有一种人如鲁仲连，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传播。
这些策士寄生豪门，充当食客或门客，不管是高人义士还是鸡鸣狗盗之徒，都是权贵与社会交换信息的使者，他们是后世“幕僚”的前身，他们穿梭于豪门与社会各阶层之间。他们行而说教、坐而论政，为自己的主公出谋划策，刺探隐私，倒卖情报，掀动风波，平息纷纠，为间谍，做顾问，当说客，任使节，客观上使豪门向社会开放，使平民向权贵渗透，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特殊的传播现象。至如苏秦、张仪等一批典型的传媒人物，则成为高层的外交人才。
（二）论辩之士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