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有各种活动，有各种必要的仪式，而其中舞蹈最具有代表性。《周礼·春官仲伯下》说：“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五声、八音、六舞，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在周代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有专业的舞师和专门学习的舞人，它既是祭祀神灵的活动，又是安邦定国的措施。舞蹈的形式非常多，有大舞，有小舞，有燕舞和夷舞，有合舞和散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等。古人认为舞蹈是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模拟，人体俯仰屈伸犹如昼夜之长短变化，舞姿周而复始仿佛四季之循环往复，故所谓“舞义（仪）天道兼”。原始的舞蹈源自驱邪活动，是祭祀形式的一种。这种活动甲骨文卜辞有记载，出土的陶纹上也有显示，一直绵延不绝。《隋书·礼仪志》记录了当时的盛况：“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皁褠衣，执鼗（即拨浪鼓）；一百二十人赤布裤褶、执鞞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执丸扬盾。又做穷奇、明祖六类。”足见规模非常宏大，“穷奇、明祖”就是当时的舞蹈名称。
（三）咒辞
人类最初的巫术应该是生产巫术。人们希望通过非物质的力量来控制自然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便是巫术产生的心理基础。《礼记·郊特祭》曾记录了一篇《伊蓍氏腊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实际上就是以歌谣方式表达的咒辞，具有巫术性质。自夏以来，国家都设立社（土神）和稷（谷神）的祭祀地位，每逢祭祀必有相当优美的咒辞。古代有专门执掌咒辞的大祝和小祝，所谓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小祝“以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弥灾兵，远辠疾”。咒辞是建立在相信语言力量的基础上的，无论美好的愿望还是对丑陋事物的诅咒，都通过一边说唱一边舞蹈，一边又充满着对祖先或神灵的虔诚，在一定的具有庄严仪式的场合表现出来。咒辞是诗，又是神圣的语言。
祭献、舞蹈、咒辞，是“艺”也是“术”，但后来它们渐渐地与巫术有了若即若离的分工，并独立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音乐、舞蹈、雕塑、绘画和诗歌。艺和术的共容共存，是我国艺术早期传播的重要特征。
王权传播机制的建立
一、诰辞、誓词、歌谣与口传政治
氏族社会时期，各个部落都有与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语言和文化，随着氏族之间的战争和兼并、政治上的分化和统一，氏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产生了相互的渗透和影响，语言在强烈的接触中也发生了融合或巨大的变化。自黄帝入主中原，黄帝族的语言与被征服氏族的语言产生融合，形成了汉语的前身——原始华夏语，即春秋时期人们所谓的“雅言”。古代高山大川使各民族无法交通，生活在隔绝状态中，“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矣。”“四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周围民族的交往，周王朝特设了寄、象、狄鞮、译等翻译官，来传通四方言语。
口语是古代社会最主要的最普通的传播媒介，由于四方民族汇聚中原，尽管说“汉语”的主体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占优势，但当时远没有形成一个共同语；就是在“汉语”团体内部也是方言混杂，从而使口语的传播媒介存在一定的困难。能说雅言的人在当时并不多，基本属于贵族和上层阶层人士，因此雅言也成了政治语言。《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在每年八月遣使巡路求异代方言，奏籍之，藏到密室。后来扬雄利用这些资料的残余部分进而编著了《方言》一书。采集方言作为秘密资料，说明当时的统治者非常重视语言的政治功能。春秋时期晋国曾因为语言问题与戎人首领姜戎子驹支论辩，晋国君谴责说：“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汝之由，喆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则执汝！”（现在诸侯各国事奉我国国王，比不上以前了。恐怕就是因为你们听得懂了我们的话，机密泄漏了。所以凡与你们有关的事或朝廷讨论大事，你们不得参加。如果参与，就惩罚你！）姜戎子驹支申辩说：在殽之战时，先前秦国背叛晋国而与郑国联盟，由于我们的全力协助，与晋国共进共退，才取得胜利。从此以后我们戎族一直友好相处，如今却率领了诸侯来责罚我们，“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我们各少数民族吃的穿的都跟华夏族不同，货币不流通，言语也不相通，能做出什么坏事呢？不让我们参加朝政，不是太糊涂了吗！）这段记载证明言语行为在当时政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性，后来戎族首领唱着《诗经·小雅》的《青蝇》歌退下了朝。《青蝇》有诗句“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抨击了利用言语制造混乱的谗人。
最早的口传政治的记录应该算金文上的诰辞了，这些诰辞专记周王对臣下训导的言辞，是步入封建体制的王朝利用语言这种文化力量进行早期管理的体现。这些训导突显了语言治国的威力——这也是口头传播在政治活动中的秘密。虽然现存的诰辞是刻录在鼎器上的铭文，已不再算是口传政治的实录，但它们仍然不失为当时口传政治的凝固形式，因为文字只是口语符号的扩展形式，所以本质上体现着口传政治的特征和秘密。
我国的铜器大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一些古籍如《逸周书·考德》、《古史考》、《左传》等都记载有燧人氏、神农氏、黄帝、蚩尤等用铜铸造兵器和器具的传说。《管子·五行篇》说“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迄今发现最早的铜器是出土于甘肃马厂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两把铜刀，时代分别距今5000年到4300多年，与史传中的黄帝、蚩尤时代大致相合。早期铜器没有发现铭文，到了商代冶炼技术、造型艺术和花纹镂雕已很先进，出现的铜器各式各样，也有了铭文，开始用金文来传播政治和文化。铭文字数虽然不多，但内容很丰富，有表族徽的字，有所有者的专名，有制作者的刻符，有祭祀记录，有赏赐记录等。《礼记·祭统》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释名·释言语》说“铭，名也。记名其功也”。西周春秋是金文发展的鼎盛期，铭文百字以上的随处可见，如《何尊》120字，《大盂鼎》291字，《大克鼎》290字，著名的《毛公鼎》竟长达497字。铭文内容主要是颂祖、祭祀、征伐、诰命、赏赐和册命等，此外还包括宴享、朝觐、婚媾、田猎、外交、诉讼、交易、盟约等方方面面，铭文堪称是一面反映当时社会真实的镜子，为我们研究古代传播活动和传播思想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诰辞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当时政治家说给大家听的一些话，是口传政治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口传活动在传播意识形态管理方面的特征。
《大盂鼎》作于周康王时代，铭文15行共291字，记载了康王在宗周对盂的训令。其中叙述了武王继承文王的功业，灭殷建国，不迷于酒的德绩，以及殷王朝君臣耽酒误国的教训，并嘱咐盂要效法其祖勤于王事。现把铭文翻译如下：
九月份，周王在宗周，训令盂。周王这样说：“盂：非常显赫的文王，从天帝那里接受了大命。在武王时，继承文王建立了周国，除掉了那邪恶，广泛地拥有了四方，长远地统治那些民众。在治理政事时，不敢沉溺于酒，就是有祭祀活动，也不敢饮酒过度而迷醉。所以上天爱护、照看他的儿子，长久地保佑先王，广泛地拥有四方。我听说殷朝丧失天命，就因为殷朝边远的诸侯们以及各级官吏大都沉湎于酒，所以丧失了军队。你在童蒙时就接受了重大的职位，我便让你进入我属下的小学。你不要背弃我，而要辅助我。现在我要效法、秉承文王的政绩和道德，像文王那样任命几位大臣。现在我就命令你盂辅助我，崇尚并完美那长久不变的道德，努力随时随地进献谏言，奉献奔走之劳，敬畏上天的威严。”周王还说：“啊！我命令你效法你的始祖南公”周王还说：“盂，你辅佐我主管军事，努力、迅速办好赏罚诉讼事务，随时随地辅助我统治四方，要帮助我巡视先王所接受的民众和疆土。赐给你一尊香酒、冠冕、衣服、蔽膝、鞋子、车辆、马匹；赐给你的先祖南公的旗帜用来狩猎；赐给你四位周朝官员，民众从车夫到百姓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你十三位夷邦归周管辖的官员，民众一千零五十人。……”周王还说：“盂，你要敬肃地办好你的政务，不要废弃我的训令！”盂因而答对，颂扬周王美德，用来铸造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时周王二十三年。
这是一段极上层的口传政训，它体现了周王朝的政治策略和用人之道；在政治上善于吸取前王朝亡国的教训和先祖立国的经验，在用人上能恩威并施并指导管理方略。这确实是一篇关涉口传政治的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们再看《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盘庚》等诰辞，更体现口传政治在中国早期社会中的特殊作用。作为文字虽然出现得比较晚，但记录的内容却要比上引的《左传》和《大盂鼎》铭文要早。例如《尧典》记录了原始社会部落联盟议事会议集体商定国事的情况，几位头领口头交换意见，尧不主张用鲧，但四岳之长坚持试用，尧只好同意用鲧治水。部落联盟议事制是一种原始民主制，会上的讨论及其结果的传达当然都是口传的。又如《皋陶谟》是记录舜、皋陶和禹三个人商讨治国大事的谈话记录，“谟”就是“谋”的意思。当然这与《尧典》一样是后人根据传闻追忆的口传记录。他们商讨的内容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皋陶发言，他提出要继承尧的传统，注意修身安民、知人善任、摒私心、慎政务以及整顿伦常和等级制度；第二部分主要是舜和禹对话，先是禹叙述了自己治理洪水的功绩，接着是舜关于治国安民的训令，显示原始时期领袖与部属之间同心同德的平等关系；第三部分内容很多，先是舜提议密谋处置腐化放纵的丹朱，说：“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创若时。”后是禹提出对苗民的警惕和防范：“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最后决定由禹接班，于是进行祭祀，君臣歌乐。这里非常典型地显示口语传播的一些特点。
（1）口语传播是同一“社会—文化”圈内达到思想感情认同的主要方式。
口语传播时，传播者和受播对象的社会阶级关系、阶层地位及其他身份因素，与口语传播的方式和内容有密切关联。由于舜、皋陶和禹所处时代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领袖和部属的关系十分融洽，所以谈话气氛显得很是和谐团结。
（2）口语传播是大众传播媒介诞生前最为广泛、最具有普及性和最便捷的传播方式。在原始时期，口传政治就是法令，所以最后舜对禹说：“迪朕德，时乃功惟叙。”（我仍要用德来开导苗民，如果他们能听从德政，这便是你的功劳了）于是皋陶宣布让大家接受禹的领导。
（3）口语传播必须遵守共同的会话规则，即听说双方都要有积极参与的态度和思想准备。我们从《皋陶谟》里看到会话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道德原则的作用，无论是个人的发言还是问答式的交谈，都必须符合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身份，这是口语传播得以展开的前提。
（4）口语传播具有天然的保密性，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种独特的人事景况。再加上交谈时参与口语内容的态势、表情、音调以及其他暗示，更增加了许多不为他人所了解的信息。关于处置丹朱和治理苗人，在当时都是极其机密的政治行为，等到《尚书》记录下来已经成为一个成功政治行为的历史经验和道德戒律了。就像春秋时期晋国不让姜戎子驹支参与朝廷议事的道理一样，因为口传政治的机密性极强，绝对不能容忍外人介入。
上古口传政治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则是誓词。由于口语的特殊性质，我们茫然难求古代誓词的实际境况和具体的语言事实，我们只能从超越时间的永久性文字中去追溯它们。就文字而言最早的誓词记录是金文，例如《散盘》的铭文。《散盘》作于周厉王时代，铭文305字，详细记载了夨国因为侵夺了散国的土地，为了和解就付给散国可耕作的田地；铭文记录了确定各处田界的情况以及参与的官员。其中最重要的是记录了夨国对散国的盟誓。在周王九月乙卯那一天，夨国派鲜和且当着众人盟誓，说：“我已经交付散国田地和农具，如果有失实的地方，如果我有损害散国的想法，就打我一千鞭子，罚我一千黄金，用驿车抛弃我！”鲜和且盟了誓后，接着又派西宫襄、武父盟誓说：“我已经交付了散国低湿的田地及肥美的田地，我如果再违约变卦，打我一千鞭子，罚我一千黄金！”在发出誓词后，散国把田界图交给了夨国。就历史记录内容而言最早的誓词大概是《尚书》的《甘誓》、《汤誓》等了。《甘誓》在《墨子·明鬼篇》（下）引为《禹誓》，记作禹伐有扈的事，有的古籍记作启伐有扈的事，但这无关紧要。这次战争发生在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交替时期，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战争发生地是甘，夏王对着全体将领发布命令并宣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