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枏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他认为，研究天下之事，无论大小远近，只要是真实的学问，都“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即使“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随之指出：“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并专论史学道：“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自史学上观之，不仅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使是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与“不是之制度风俗”，也必有其所以“成立之由”与其“适于一时之故”，对后世都有其影响，均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与史学超功利观点相联系，他又倡导自由研究。认为：“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
归纳王国维的上述论述，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目的与手段，二是求真与功利，三是有用与无用、今日之用与后世之用，以及学术独立与自由研究的问题。这些论述显示了经世致用与纯学术的矛盾与内在紧张，实际上涵盖了以后讨论经世致用与求真的基本范畴。在这种矛盾相悖之中，如何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与调适，成为此后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作了进一步的表述，在中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兴起，“求真”与非功利主义的呼声日高，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声浪。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胡适，在中国学界以提倡方法论著称，此期强调学术研究不能以功利为目的，大力提倡“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价值观。他在《论国故学》，即关于整理国故答毛子水的一封信中，批评了研究国故是“应时势之需”的观点。他认为：“做学问不当应时势之需，不当存狭义的功利观念，而当存一个‘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指出“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强调“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做学问的人，“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如果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势必“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与之相联系，胡适提倡整理国故，非常强调以求真为鹄的，特别发挥了“还他本来面目”的观点。在《致钱玄同》信中说：“我们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他主张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研究，按其解释，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认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历史，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总之，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还古代的学术思想的真面目。
作为近代疑古史学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创立了有影响的古史辨派。他是胡适的学生，在私下里又服膺王国维，在致用与求真的问题上，他与王国维、胡适的观点相当一致，在《古史辨》在《古史辨》第五册的序文中便说：“所谓求得因果，以为资鉴，都是社会学者的事，现在的历史家不负这个责任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以后则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收集、整理和考订材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的“科学史学”派。其他的学者均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这一史学思潮的兴起，与西方非功利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直接有关。
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产生、形成的历史过程，始终是在外来思想的传播、启示下开始与展开的。20世纪初期，随着各种西方学说的传入，西方学术中的非功利主义与学术独立说也传入了中国。王国维早年曾广泛接触西方学术思想，并一度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康德认为：“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对象。”叔本华也认为：“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这种审美超利害说在西方学术中影响很大。王国维是把这种学说引入中国的最早的人，并作了具体的发挥。如他在《论哲学与美术家之天职》、《文学小言》等文中指出：“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如果“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文学也是这样，“餟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并举例说明中世纪的哲学为宗教辩护，所以蒙受了极大的污辱，又直接引叔本华说：“哲学惟恃独立之研究始得发达耳。”王国维所说的文学范围比较宽泛。他认为哲学、文学乃至整个学术研究，应当超然于政治、社会及个人名利等欲念之外，才能成为“真正之哲学”、“真正的文学”。主张不能“以功用为学问之标准”，而应“唯真理之从”，强调“学问之自由独立”，追求其自身“独立之价值”。在王国维学术思想形成的初期阶段，明显地表现出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特征，从其上述主张中，可清晰地看出他受后者的深刻影响，与西方的超功利利害说具有内在的联系。此后的胡适、顾颉刚等强调做学问“不当存狭义的功利观念”，“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大力提倡“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观，都与西方的非功利主义学术思潮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一思潮的兴起，也是当时的史家对历来“史以经世”的史学传统，尤其是对戊戌以来维新派与革命派史学反思的结果。王国维提出超功利的观点，即是针对维新派与革命派突出地提倡史学的政治功利而言的。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论述以“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时，即指名批评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不是在真正的搞学问，因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同时特别指出，庚辛已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他认为只有破除此种目的论，学术才能独立发达。顾颉刚称自己推翻古史的动机，曾受康有为“上古茫昧无稽考”的疑古思想的启发，由此产生了“对于古史不信任的观念”。但他又不满康有为等今文学家的态度，认为他们“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因为他们“把政策和学问混而为一，所以在学问上也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于怪妄之说的下面”。并说他的这一觉悟，“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他之所以敬重章太炎，其原因之一就是章氏强调“薄致用而重求是”。章太炎虽说过：“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求六艺者。”而在实际中，章氏“自己却不胜正统观念的压迫而屡屡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因此顾颉刚指出：“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如前所述，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史论和史学活动，虽说对推动历史前进起了应有的作用，有其历史功绩，不能一概否定。但从中国史学的发展看，至这一时期，维新派和革命派可说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如为了论证维新变法之宜，不惜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圣王；为了鼓吹革命，而将史学作为政治斗争的直接工具。从其史学实践来看，确实具有不重史学自身价值的倾向，以致很少留下经得起时代筛选的史著。当王国维、顾颉刚他们以学者的身份，运用西方的史学理论，重新冷静地审视史学的时候，深切地感到自戊戌以来近十年泛滥的仅以学术为宣传工具，把政治与学术混同起来的不良倾向，是学术的大害。因而反对把史学作为政治的工具，着重探讨和总结其学术性和史学价值，以维护史学“求真”的本质。与历来认为史学具有经邦治国的功能，为政治服务不同，王国维等认为学问没有实用性，要求排除其直接的功利性，但同样包含着严肃的思考，甚至对史学仍然有着一种更为崇高的期待。这种反思和审视，实际上显示了在学术思想上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
求真与非功利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是在近代科学思潮和西方学术观点、自由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科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扩大，西方的各种学术方法观点被介绍到中国。事实上，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严复就提出，西学的长处不仅仅在于“天算格致之精”和“汽机兵械之良”，它们只是西方文明的形下之迹，其真正的命脉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认为西学的“黜伪崇真”精神，对真的追求是西方学术的灵魂。如果说，科学起先被认同为“格致”，停留在器用、技艺的层面上，那么，这一时期，科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尤其是到了五四时期，科学观念的广泛渗入，并被普遍地接受和运用，是其显著特点。如胡适所说，科学这一名词，几乎达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也即“科学的精神”，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学术领域之中。对中国学术而言，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认知世界的方法与观念。它要求以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精神去说明万事万物，包括历史在内，以追求知识之真。由此构成科学之求真与史学之求真的关联。
而从直接的意义上说，这一思潮更与实证主义史学有着不解之缘。如陈训慈在《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中所说，19世纪以来，西方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也引起了史学观念的丕变，“其最要者有三：一曰纪实之精神；革从前主观增损之弊，务尚存事实之真”；二“曰进化之注重”，三“曰史源（Sowce）之考订与史学特性之觉悟”。这一时期，伴随着西方史学理论和日本新史学思想的传入，实证主义开始稍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
早年的王国维已受到历史进化论和实证科学的洗礼，在1899年为《东洋史要》中译本所作《序》中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在1900年《欧罗巴通史序》中，又指出：“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他认为“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上散见之事实，“单可称为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只有系统加以研究，才“毋失为科学之研究”。说明历史要成为科学的标志，在于要有系统，能够综合分析历史事实，以发现其进化的因果规律。王国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最早介绍史学与科学问题的学者。在后来的《国学丛刊序》中，他指出科学的目标即在于“记述事物”以“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历史研究则在“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认为史学与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而其根本点，则是“唯真理之是求”。其史学方法具有明显的科学与实证论倾向。
为了将中国的历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此后近代新史家积极主张“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考究历史的真相”。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任鸿隽发表了《科学精神论》一文，指出：“科学不以实用始，故亦不以实用终。夫科学之最初何尝以其有实用而致力焉，在‘求真’而已。真理既明，实用自随，此自然之势，无庸勉强者也。”驳斥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许多人读科学目光均不脱物质利益”的说法，这一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胡适、傅斯年等都很重视方法论。这种情况正如顾颉刚所说：
“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一个根本的觉悟，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的价值。”瑠瑏其所指的“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主要是指西方19世纪流行的实证主义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