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提倡学术自由研究的精神，这与维新变法以来要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呼声是相一致的。戊戌时期，西方的民权、自由学说，如卢梭的《民约论》、弥勒约翰的《自由原理》等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兴起了一股热潮。梁启超等积极倡言自由、民权之说，认为“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瑏瑡并指出：“中国数千年来，学术莫盛于战国，无他，学界之奴性未成也。及至汉武罢黜百家，思想自由之大义，渐以窒蔽。宋元以来，正学异端之辨益严，而学风之衰益甚。”瑏瑢指出中国二千年来的儒学独尊造成了学术专制，阻碍了学术进步。这一取向表现在学术上，便是将西方的自由原理引进学术研究中，提倡“学术自由”的精神，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以冲决封建专制主义钳制学术的精神桎梏。王国维主张学术独立、倡导自由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同时与日本学者的影响也有关系，在上海东文学社教过王国维英语、日语的田冈岭云，在1902年发表的《政权对学理的迫害》中即指出：“学术应该是独立的，学理应该是普遍性的，知识思索应超越于政权、教权之外，丝毫不允许受到它们的压制，在真理研究领域内，不能允许庸俗思想侵害一步。”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也是“五四”精神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科学”与“民主”，那么，对于学术界来说，毋宁是“科学”与“自由”来得更为重要。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说：“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二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治校方针，北大更成为学术自由的堡垒和中心。后来，顾颉刚曾深有感触地说：“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的话，那么，“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古史辨》“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综上所述，求真与非功利主义思潮的兴起，既受外来思想的影响，也有其内在的反思，时势的发展变换，科学、自由思想的传播，实证主义的引入等，有此诸因的结合，遂使它能植根于中国学术的土壤上。就这一思潮的发展来说，它正处于传统的学术开始向现代转型的初始时期，因而具有全新的特点，且历时久长，对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从整体意义上说，这一思潮有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质。它在我国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史学求真与非功利说，这种“超功利”的学术、史学理论，是对千百年来“经世致用”说的一种反动，也是对传统的经世致用理论的一种反拨。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从古代史官的“掌官书以赞治”，尤其是自孔子以来，鲜明地赋予史学以经邦济国、政治伦理的性质，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进入近代之后，由于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及社会矛盾，一些史家更是高扬“经世致用”，学、政间的联系与功利性愈发突出。这一思潮的走向却与之大异其辙。王国维等公开宣称：“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要“为真理而真理”，并提出学术独立、“无有用无用”之说。从求真与超功利的史学观出发，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观进行了批判。
针对历来史以经世的传统看法，王国维批评历代封建史学总是以政治教化、“劝善惩恶”为旨意，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历史学与语言学“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史学是“不生利的事物”，“没有一般的用处”，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上面，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在他们看来，学术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真理，因其所求“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学术的神圣即在其永久的价值。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反对将学术硬分为有用和无用。所谓“无用”，即是学问一般不能马上搬来作实际的用途，但学问有理论上的整体意义，也可能有长远的历史价值。如王国维所说：“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因而他们反对实用主义地看待学术的功利性，要求学术不能以一时的政治为目的，史家不能局限于现实政治的经世致用，而要站在更高更长远的角度，从人类的普遍、长远利益出发，“无用”的研究是为了“大用”。基于此，他们认为真正的史学应当不受功利的干预，超然物外，明确地阐述了史学研究的目标在于求真，追求其自身独立的价值。这些说法，与传统的经世致用理论相比较，显然有全新的视角，既有对经世学术功利性的批判，又有对史学研究自身特征新的把握，这对于摆脱传统的史以经世的思维定势，尤其是简单地强调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而忽视对史学本身的规律的探讨，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学术史上，可以说是一种质变，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取向具有明显的影响。
应当指出，王国维等提倡“求真”与非功利主义，但并非完全否定史学的功能和作用。对于学术之用，他们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加以否认。王国维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同时讲到“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以及其有“无用之用”；傅斯年也讲到学术的“真用”，在于“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熔陶德性”，均表明对史学的功能、作用有其自己的理解，并不否定学术的巨大而深远的认知和教育作用。而且，他们甚至并非不谈经世致用。如王国维在悼念其父亲《先太学君行状》中，称其父王乃誉“睹世变之亟，亦喜谈经世之学”。他撰写《殷周制度论》这一名篇，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顾颉刚早年曾提出：“为政济世是学者唯一的责任。”在《古史辨》“自序”中还说：自己生当离乱之际，感触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样地有志救国”，虽然没有政治兴趣，但中华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这一历史问题，却始终萦绕心头。认为“这真是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最重大的历史问题”，并称“我很想就利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国事业，尽我国民一分子的责任。我在研究别种问题时，都不愿与实用发生关系，惟有这一个问题，却希望供给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改造家的参考，而获得一点效果。”由此可见，他们并不全盘否定史学之用及经世的功能，他们强调史学超政治、超功利性，意在强调学术的独立性与科学性，反对短视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学术，其主要倾向在于反对“以为政治之手段”、“求其用于政治之中”，更反对把史学作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在中国资产阶级仍然面临着反封建的时代，他们批评政治、道德左右学术的旧传统，提出学术要超政治、道德而独立，认为学术是以真理为最高尚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摆脱封建专制主义对学术的控制，以便建立资产阶级的新学术，显然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就学术本位和研究主体来说，从非功利出发，提出“求真”与学术独立说，对于近现代学科的建构和史学的科学化进程，及学者的人格独立、自由研究，也成为学术向现代转型的新的标向。由于外在的社会因素和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此期传统的学术开始向现代转型。现代学科的建设，与经学的衰落相联系。如顾颉刚所说：“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旧学问所谓的统系之事“乃经籍的统系，而非科学之统系也。”这一时期，经学失去了以往至高无上的一统局面和权威，加上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制度，及对传播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的鼓励，使经学的地位已处于摇摇欲坠之中。辛亥革命以后，帝制的废除，更标志着经学的终结。晚清经学的解构，使中国原有的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转向文学、史学、哲学等新的学科分类，逐渐提出了构建新的学科体系的任务。在这一大背景下，进而引起了学术观念、结构方法、价值标准等的重大变革。史学在学术发展方向上，日益要求成为一种独立的、专业化的学科。王国维等提出求真和学术的独立性，实际上提出了学科的独立性与科学性的问题，显示了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学术路径。
从史学本体来说，追求学术本身的目的性，是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分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代没有学术独立的传统，有的只是政学一统的传统。在传统的史学理论中，经世致用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被认为是治史的金科玉律，虽说也要求在史学研究中贯彻“求真”，但这种“求真”，只是在经世致用下的求真，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纯学术的史学观念。这种政治、伦理的功利主义，使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将它当作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与历来认为史学有经邦治国的经济事功，与它们直接的实用功利相比，王国维他们认为想要学术的发展，必须视学术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学术的发展在于其独立。主张史学应当超然于政治、功利及个人名利之外，追求其自身“独立之价值”，成为真正的史学。与此相联，他们提出反功利的“求真”的史学观，其目标在于揭示对象自身的内在规定，即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真本身就构成了目的，或至少是阶段性的目的。正是出于这种史学“求真”本质的规定，它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学术的重要本质特征，即立足于史学本身的特质，着重于学术自身的探索，其内涵在于化外在为内在，增强学术的科学含量。它与功利主义追求效用的目标取向迥然不同，是对史学的价值和功用的一种重新定位，具有一种新的意蕴。由于认识到史学应当有其独立的价值，其本质在求真，因而推动了纯学术观念的建立，而纯学术观念的建立，即是对史学本身理解的一种质的飞跃，显示了一种价值观的转换。
学术独立无疑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学术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学术就不会有独立性可言。这方面最典型的是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我们的目的只在勤勤恳恳地搜集材料而加以客观的研究，作真实的说明，在民国之下这样说，在帝国之下也是这样说，在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下还是这样说。”“我们研究的东西也许是社会上很需要的，也许是现在虽没有用而将来可以大用的，但这种的斟酌取择原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学术自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在史学实践中更是难以做到。但他们强调学者要以研究学术为专职，要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性，这些论述与以往的史学经世论相比较，具有很大的不同。前者以经世致用为目标，其对史的追求，与其说是注重史学的自身价值，不如说是重视它的效用性。而求真与非功利说则力图排除其功利性的目的，尤其是简单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而以求真为鹄的，注重史学自身的价值，追求史学本身的独立性和目的性。它与传统的经世观不同，更与维新派与革命派以为政治之手段不同。就其方向来说，不再是中国传统史学内部的自我调节，而是使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向。它要求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归，主张通过学理的探讨，以求得历史之真相，显示了其由传统向现代、从经世致用向科学求真转型的重要一环。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史学“几千年来做了政治的附庸，好容易随着新思潮得了解放”，“在学术界，不能谈实利主义，至少不能拿来做唯一目的，只要看学术本身是否健全，而定其资格。历史用不着爱护它的人，给它挂了‘伦理教训’或‘政治资鉴’等招牌，来冒充‘实利的学术’，这是错解了学术，错解了史学真精神。”由此作为学术研究新的方向得到积极的拓展，为学术的自由思考和独立探索提供了空间，这对于史学摆脱当时政治的羁绊，促进史学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成为在中国现代学术最初阶段学科建设的重要标志。
这种理论趋向，从研究主体来说，则与培养学者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与品格直接相关。对于作为研究主体的学者而言，学术独立也是其开展研究的基本前提。没有学术的独立，知识阶层既难逃人身受依附的地位，学者的独立人格便也无从谈起。如王国维就批评当时社会集中于为利、为官之途，士人阶层也为之奔营竞走，趋之若鹜。政府奖励学术，只是为其名，或以其可以致用，而不是“为学术自己故而尊之”；对研究者来说，也不是“为学术自己故而研究之”，他们并不是“真为学问”，而只是“以学问为羔雁”，作为猎取功名的手段。“故其学苟可以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即使是有悦学之人，“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因此造成“一国之学者，而无朝气、无注意力者也”。他尖锐地指出：“以官奖励职业，是旷废职业也；以官奖励学问，是剿灭学问也。”“夫至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而惟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强调要使道德、学问、实业等“有独立之价值，然后足以旋转社会之趋势”。在他看来，即使天下之人都嚣然谓学术无用，并无损于学术的价值，如果“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因此他既反对把学术当成政治、道德的附庸和工具，也反对将学术作为进身之梯和媚世之物，要求学者保持人格的独立。这对于流行的唯利是图、唯官是欲的社会风气，无疑是一种针砭，更重要的是突出了治学主体的独立意识与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