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机插手电影圈
淞沪战事结束之后，躲在租界里的黄金荣不仅财产并无损失，相反倒给他带来了一个难得的财路，那就是一口吞下上海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大世界”本是海派商人黄楚九所创办的私人产业，极盛一时，但因投机失败而破产，被垂涎已久的黄金荣抄了后路，承接过去。
黄金荣本身已有“共舞台”和“大舞台”两个剧院，如今又接办了“大世界”，俨然一副上海戏曲、游艺界霸主的姿态，凭着这几家招金揽银的生意，竟也捞取了一生一世吃不完用不光的财富，单靠“大世界”这块招牌，自以为比杜月笙空挂十七八个董事长的空头衔还要实惠，还要神气！
杜月笙心里清楚，这几年自己开公司、办产业、立祠堂，太过风光，金荣哥这是要跟自己别别苗头。但他现在已经看不上这些吃“开口饭”的江湖艺人，对于“大世界”能赚多少铜钿，他根本就不在乎。以自己现在的名望或身份地位，要做就做比“大世界”游乐场更高档的场所。
事有凑巧，1932年，中国电影史上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诉讼官司，让杜月笙趁机走上前台，插足比大世界游乐场更高档的电影界。
诉讼的一方是上海赫赫有名的明星影片公司，另一方则是影界传奇人物、大中国影片公司的老板顾无为。这场因电影《啼笑姻缘》而引发的版权纠纷官司，被称为“《啼笑姻缘》双包案”。
《啼笑因缘》是鸳鸯蝴蝶派著名作家张恨水的代表作，明星公司通过《新园林》报刊的主编严独鹤，购得了该作品的版权，并更名为《啼笑姻缘》，准备拍摄成电影，并在报纸上刊登了不许他人侵犯权益的广告。
为了摆脱“一·二八”事变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明星公司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影片《啼笑姻缘》的公映上了，不仅投入巨额资金，还聚集了所有当红的影星，诸如胡蝶、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王献斋等人悉数上阵，阵容空前强大。
就在明星公司全力以赴投入拍摄的时候，大中国影片公司老板顾无为在南京创办的大世界游乐场正巧也在演出《啼笑因缘》舞台剧。由于明星公司对此剧寄予厚望，怕舞台戏的演出影响将来电影的发行，于是以侵犯版权为由将顾无为告上法庭。
顾无为早年参加过革命党，打过北洋军，坐过监牢，和日本浪人拼过命，一向以硬汉自居，他不仅自己出演文明戏，还创办大世界游乐场，资金和背景相当深厚。当他接到法院传票的时候，有意与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张石川、周剑云私了，岂料明星公司版权在握，有恃无恐，绝不买账。
疏通无效，顾无为灵机一动，居然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意外得知，明星公司虽然拥有《啼笑因缘》的小说改编权，却未曾在内政部领取电影摄制许可证，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连夜完成《啼笑因缘》的电影剧本，第二天一早，手捧墨迹未干的剧本稿，兴冲冲跑到国民党内政部，呈请签发上演舞台剧和摄制电影《啼笑姻缘》的许可证。
顾无为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与内政部多有交情，当天便审查通过，第二天即赶到上海，并在各大报上刊出醒目的启事，声称大中国影片公司已经取得《啼笑姻缘》正式摄制电影和上演舞台剧的专项权，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摄制影片和上演舞台剧，如有侵权者依法定论。
顾无为这一招暗渡陈仓让明星公司措手不及，原以为稳操胜券的这场官司，一夜之间竟来了个乾坤颠倒，明星公司由原告变被告，极其被动。不仅先期拍摄的影片要扔到黄浦江里去，还要因此赔给顾无为一大笔钱，老板张石川、周剑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求救无门。
张石川知道，站在法律上讲，自己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看来只有托人出面解决此事。顾无为与黄金荣交往深厚，张啸林心狠手辣，没便宜不上，看来只有杜月笙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便托杜月笙的法文秘书李应生介绍，亲自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向杜月笙拜访。
杜月笙已经听说了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双包案”，他早就对日益发展的电影事业垂涎三尺，如今这个机会送上门来了，而且还是明星公司的老板亲自登门造访。但杜月笙却表现得相当淡定，凡事不能急于求成，免得被人取笑乘人之危。更何况，顾无为与金荣哥有交情，自己万万不能在此事上与金荣哥对立，惹出是非。
所以，当张石川和周剑云登门以后，杜月笙表现得相当客气，但谈及“双包案”时，他先是佯作不知，然后询问细情，最后表现得异常为难，力不从心。理由无非是顾无为是革命前辈，背景深厚，从法理上讲，明星公司也处于下风，自己是爱莫能助，非常抱歉地推却了此事，还亲自送客出门。
张石川和周剑云非常失望地离开了杜公馆，让他们想不通的是，素有仗义之名的杜月笙为何如今一推了之，杀共党、闹工潮、搞义捐这样的大事体，他都是闲话一句，轻而易举大事化小，现在这起小小的“双包案”居然避而不管，其中必有蹊跷。
不肯善罢甘休的明星公司岂肯轻易认输，张石川决定，一定要和顾无为一决雌雄。于是，一纸呈文递交到国民党内政部，述说原委。
内政部也觉得，当初给顾无为的拍摄许可证过于草率，便又想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办法，那就是为表示公正无私，限令两家公司在十五日之内将《啼笑姻缘》影片送检。拿得出的胜诉，拿不出的败退。
这一办法对明星公司来说无异于峰回路转，因为明星公司不仅准备到位，资金充足，而且先期已经拍摄了部分影片，只要一切按部就班，十五日之内拿出影片应该不成问题。而顾无为连夜赶出来的剧本，本身纰漏甚多，演员又难以到位，想在十五日之内把影片赶制出来，谈何容易？
让明星公司没有想到的是，当顾无为接到内政部限令之后，居然一不做二不休，先是抄了明星公司的后路，高薪挖走剧组的主角，让其拍摄工作处于瘫痪，接着又日夜兼程、紧锣密鼓地开展拍摄工作，仅仅十天时间，一部难称艺术水准的《啼笑姻缘》居然拍摄完毕。
眼看顾无为拿到该片的放映权，明星公司着实难咽一口恶气，为讨回公道，张石川和周剑云决定，请上海滩第一流的律师江一平、陈廷锐等人，再加上公司两位法律顾问，和顾无为对簿公堂，决一胜负。
江一平虽贵为上海滩知名大律师，但与三大亨皆有交道。他明白，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对簿公堂很难挽回败局，公决不如私了，顾无为与黄金荣交厚，势必要有另一位头面人物出马，才能将此事摆平。这样既不伤和气，双方又都有面子。张石川和周剑云认为言之有理，于是，江一平再次想到了杜月笙，这一次，他决定亲自走一遭。
当杜月笙仔细聆听了江一平的来意，他长叹一声，惋惜地说道：“谈到拍电影，上海滩要让位给明星公司，他们是中国电影的开山鼻祖，张石川蛮有本事，像胡蝶、夏佩珍、朱飞这样的明星他都抓得到。他们接连拍下的十八部《火烧红莲寺》蛮好看。”
江一平没想到杜月笙居然对明星公司如此了解，不禁佩服。殊不知，这正是杜月笙的本事，但凡每做一件事，他的肚子里都会有一本账。
接着，杜月笙又煞有介事地说道：“我不能眼看着上海滩的老牌电影公司为了这件事体，失了财路又失了招牌，救人一命还胜造七级浮屠呢，更何况是这样一家电影公司，我不会袖手旁观。”
一听此话，江一平面露喜色，说道：“只要杜先生肯出马，还不是闲话一句。”
“话不能这么说，”杜月笙面露难色，吞吞吐吐说道：“这是一件大事情，即使是我肯出马，也应该师出有名吧？”
江一平立即点头称是，奉承了几句，就说了一声“我去和明星公司商量一下”，起身告辞了。
江一平见到张石川、周剑云后，将杜月笙的原话复述了一遍。张石川还不懂杜月笙的“师出有名”是何意，周剑云却猜出了大概：“难道杜月笙想让我们拜他做老头子不成？”
江一平讪讪一笑说道：“拜老头子倒不必，现在风行投帖，就是称他们为‘先生’，不用叩头，不需贽金，投一张帖子就可以。他们倒过来还要请你客，和你称兄道弟呢！”
张石川和周剑云也算有身价的老板，素来看不上帮派中人，拜老头子说出去没台型，听说不拜老头子，只需投帖，为了眼前救急，也只好照办了。
“投帖只不过是第一步！”江一平亮出了底牌：“杜月笙说要‘师出有名’，关键就在这个‘名’上，你们请他当明星公司董事长，这样他岂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面讲话了吗？”
“请他当董事长，他会不会把明星公司吃掉？”周剑云担心地问道。
江一平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说道：“杜月笙要吃的肉多的是，还在乎你们这块瘦肉？他这次出师，无非是想和电影界搭上关系，不是‘师出有名’，而是‘师出为名’！”
于是，张石川和周剑云马上写好帖子，跟江一平一起到杜公馆去投帖，并正式聘请杜月笙作为明星影片公司的董事长。佯作推辞之后，杜月笙还是接受了这份聘任。
在被聘任为董事长的第三天，杜月笙就在新雅饭店设宴，邀请黄金荣、吴铁城、虞洽卿、闻兰亭、袁履登等上海闻人出面调停。
未及酒菜，杜月笙便开门见山说道：“这次明星公司与顾无为打官司，我们不能眼看着两败俱伤，让局外人看笑话，犯不着！顾无为一向听从金荣哥的，我又是‘明星公司’新任董事长。这样吧，为了大家不闹僵，由我出面，送顾无为十万元，让他把片子收回，算是我赔偿他损失。”
说着，杜月笙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张支票双手递给黄金荣：“金荣哥，不看僧面看佛面，大家面前，你金荣哥给我一个面子，顾无为那里请你去打发，要他就此罢休了吧！”
虞洽卿、吴铁城等人也都随声附和，黄金荣有了面子，当场同意，并不客气地把支票塞进口袋，“好，算数！”一杯酒一口喝完。
顾无为也是一个识时务者，黄金荣已经表态，自己不好再反对什么，能拿到十万补偿，也就答应了和解，把《啼笑姻缘》电影摄制执照转给明星公司。
一场“双包案”的官司终于在杜月笙的斡旋中结束了，而他所垫的十万元钱，明星公司当即送还。杜月笙只收回一半，虽然破费了五万，但他终于凭借此次事件，顺利地打进了电影圈！所有当红的电影明星都看重杜月笙无与伦比的社会地位，众星捧月地逢迎他，甚至到府上投帖，他俨然比刚刚接手“大世界”的老板黄金荣层次更高，地位更高！
收门徒创立恒社
淞沪抗战结束以后，杜月笙依然忙于经营自己的事业。由于他的产业多在法租界，所受损失不大，加之抗战有功，声誉日隆，因而事业水涨船高。杜月笙交游的范围越来越广，朋友和徒众也越来越多。
早些年跟随自己血腥打拼的小八股党中，杨启棠、黄家丰、侯泉根、姚志生如今各有事业，往来较疏，而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等人多年来依旧与杜月笙过从甚密，并掌控着青帮一半之多的徒众，这些人依然是杜月笙事业发展的基础。
另外一方面，随着新锐势力的成长，杜月笙认识到“文角色”对自身的重要性，于是，陆京士、朱学范、洪雁宾、周孝伯这些博学多能的年轻人受到杜月笙的青睐，并处心积虑设法结交，继而罗致门下。而许多上海的工商业者、富家子弟、明星优伶也多想借重杜月笙的牌头和势力，拜在杜月笙的门下，谋求保护。
为了能继续招徕优秀的人物为己所用，并给为数甚多的门人弟子理出一个头绪，结为一个团体，以使自己能够运用自如，在陆京士等人的倡议下，1932年11月，杜月笙成立了恒社。
恒，是取古书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之义，隐隐含有以杜月笙为中心，也以他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典范”的意思。社名是陈群给起的，另外还制定了一个社徽，中间是一个斜月和一个大笙，四周有十几个繁星环绕，“众星拱月”的含义就更清楚了。
恒社是一个俱乐部性质的帮会组织，会员都是杜月笙的门徒。之所以成立这个组织，是因为杜月笙觉得，青帮“开香堂”收徒弟的一套传统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广收海内“英雄”的需要，也限制了各式“英雄”投奔门下。
在此之前，杜月笙收徒弟，已经改变了很多原来青帮收徒的繁文缛节，但他觉得要笼络一批有地位、有知识的心腹，光用青帮还吸引不了人。
恒社虽然是杜月笙的私人组织，但组织成员却十分广泛，士农工商、各界人士都有，其中尤以上层社会名流居多，人人拥有不菲身家或事业。譬如商界名流骆清华，政界和工人运动代表陆京士、朱学范，以及不胜枚举的工商、金融和报业的朋友，如上海吴淞商团团长、商会负责人唐承宗、汇丰银行买办徐懋棠、上海新闻界的唐世昌、社会局的王先青、国信银行经理王叔和、大律师周孝伯、招商局船务科长洪雁宾、四明银行经理张颂椒、中华造船机器厂总经理杨俊生、买办蔡福棠等等。这些工商界的企业家，各自拥有雄厚的事业基础，而他们所掌握的庞大事业，便构成了杜月笙的卫星组织。
虽然恒社是杜月笙的私人组织，但他只出任名誉理事长，平日事务则由陆京士、万墨林等人负责处理。社址最初设在爱多亚路，除非是开收学生或有重大事项，平素他也是很少去的。但是他却关照万墨林：“墨林，你要每天替我去走一趟，看看有什么事情，能够办的立刻就办了，否则随时回来通知我。”
要想入恒社，先决条件是成员必须是杜月笙的门人，但凡拜杜月笙为师的，一概奉呈贽敬，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这笔费用便移作恒社基金，统统存起来，利息拨为恒社的日常开销。
倘若恒社的弟兄之中有人遭遇天灾人祸或者重大事故，需要经济支持，也可以动用恒社基金或者由杜月笙本人代为筹措款项，及时济助。所以参加恒社的人，可获师门的庇荫和同门弟兄的合作协助，同时还有应付缓急之需的便利，一举三得，在事业或人生旅途中多了一层有力的保障。这也是许多人愿意加入恒社的一个重要原因。
每天晚上，爱多亚路的恒社俱乐部内灯火辉煌、欢声笑语。这是恒社固定开饭的时间，恒社同人可以随意食用，同门弟兄的情谊借此交流机会也会更加亲密。饭后，大厅上灯火辉煌，人来人往，谈天的谈天，下棋的下棋，谈事体的谈事体。万墨林笑嘻嘻地跑来跑去，在杜月笙和恒社弟子之间担任联系。
由于恒社成员众多，就连杜月笙也不是完全都认得。平素里，他把一切领导社务的责任都交给了陆京士，具体工作又有万墨林跑前跑后。因此，他常常颇为得意地说：“学生子实在太多了，我也认不清楚，反正只要京士和墨林认得便是。”
抗日战争前，恒社曾经两次迁徙地址，起先是爱多亚路，然后又迁往马浪路，在这一段时期，这个充满和谐欢乐气氛的高级俱乐部，每天晚上都有恒社子弟赌博为戏，赌伴是同门弟兄，巡捕房也不敢来取缔，当恒社的日常费用入不敷出时，通常就会采用“赌桌抽头钱”的办法筹措，正好作为挹注。
陆京士在恒社成立三周年纪念会议的演讲中，强调了恒社作为杜月笙私人组织的性质。他说，恒社只有一个领导人、一个中心，那就是杜月笙，所有恒社成员必须为杜先生效犬马之劳。凭着沪上大亨的威名以及陆京士等人的精心经营，三年时间里，恒社逐渐把势力伸展到各个角落，包括工商、企业、金融、报业乃至上海市政当局，成了上海青帮中最有势力的私人组织。
张学良寓居上海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由于张学良奉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以致东北三省沦亡，张学良成为众矢之的，备受朝野指责，1933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3月，时任华北集团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学良电呈中央，引咎下野。
张学良发表辞职通电之后，即偕夫人于凤至及赵一荻、副官长谭海和卫队，自天津乘船悄然抵达上海。鉴于他的对日政策已无法见谅于国人，出于安全考虑，此次南下，沿途行踪非常保密。
到了上海之后，寻找住处也颇费周章，虽说他是黯然下野，处境凄凉，但作为仅次于蒋介石的实权派人物，想在上海找到一位满意的居停主，着实不易，不但对方要有身价，而且必须是有实力的人士。
相比张啸林而言，杜月笙和奉系的张作霖一向没什么来往，与张学良也并无深交。尤其是这一时期，张学良遭受国人一致的口诛笔伐，愤慨之声不绝于耳，到了上海，俨然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士。英雄末路，彷徨海上，又是杜月笙表现出济人之困的慷慨，力排众议，决定为张学良寓居上海提供一切帮助，并把福煦路181号那幢水清木华的房子布置一新，请张学良下榻。
有感于杜月笙的慷慨侠义、高情厚谊，张学良曾偕同夫人于凤至亲自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拜访道谢。对于这样一位备受国人指责、黯然神伤的少帅，杜月笙也不免心生怜悯，所以招待起来殷勤诚恳，无微不至，还特地为张学良大开筵席，举办精彩的京剧堂会。张学良的家小和杜月笙的内眷也迅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就在盛会当天宾主两欢之际，突然出了大乱子。张学良下榻的福煦路181号被人在门口放了一枚炸弹，引信被取去，炸弹上还附有一封警告信，大意是说：请张学良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的话，第二颗炸弹送来，保证爆炸。
当杜月笙的保镖将炸弹和信件原封不动地呈上来的时候，杜月笙大惊失色，旋又赫然震怒。张学良寓居上海，一切事务由他负责，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如今居然有人敢公然跟自己过不去，这不是硬要让自己坍台吗？
杜月笙担心这些亡命之徒真的做出什么事体来，不光张学良有性命之忧，自己也要颜面尽失，于是他立即采取紧急行动，一面吩咐顾嘉棠彻查事情来龙去脉，一面增派人手到福煦路181号，加强戒备工作。
很快，炸弹的来源终于查清楚了，原来放炸弹的不是别人，正是上海赫赫威名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这个职业杀手出于对张学良抗日政策的极端不满，激于义愤，故出此策，以示警告。
杜月笙与王亚樵打过多次交道，十分清楚这个职业杀手的手段。他心狠手辣，行动飘忽，天不怕地不怕，手下还有几百号手持利斧的弟兄，就连蒋介石听到他的名字牙根都要泛酸，杜月笙对这样一个人物也是忌惮三分。
迫不得已，杜月笙派代表找到王亚樵讲起斤头，倒要问个明白，如此咄咄逼人究竟意欲何为？王亚樵回答得既干脆又漂亮：“我这样做，不为别的，只因为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要对他加以制裁。”
就在双方交涉谈判的期间，张学良得到了这个消息，十分惊恐。他请来杜月笙，问明白之后说：“这个王亚樵可能对我有一些误会，如果杜先生能出面说明，王亚樵需要什么活动经费，我愿意尽力帮忙，予以接济。”
杜月笙笑了笑，说道：“请少帅放心，这件事体我已经派人跟他们讲斤头了，即便要花点儿钱化解，你是我的客人，也应该由我杜某人出，断不可让你破费。”
然而症结在于再多的钱也解决不了问题。王亚樵对钱没兴趣，他向杜月笙的代表郑重声明，此举是为民族大义，分文不取，只要满足他提出的三个条件，即可保张学良在上海平安无虞。
第一，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第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第三，既不肯战，也不愿死，就要交出全部财产，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
三条路择一而行，否则的话，他的第二颗炸弹就要掼下来了。
杜月笙何曾被人如此胁迫，不禁勃然震怒，立即让人传话过去。他义正辞严地表示不能如此逼人太甚，张学良若果真有罪，自有国家法律惩治。如今张学良是我座上客，他的安全我要负全责，你要私人采取行动，伤到张学良的一根汗毛，就是坍我的台，我必将尽起上海青洪两帮弟兄，管教你的徒子徒孙一个也活不了。
杜月笙向来信奉万事和为贵，纵横捭阖，广交朋友，很少与人主动为敌，这次与王亚樵摊牌实为不得已而为之。王亚樵并不想和杜月笙闹僵，他的安徽帮再狠，和人多势众的青洪帮比起来，怕也不是对手。于是他降低条件，原先的三项条件合而为一：请张学良限期离开上海，以免他话已出口而不好回头，行走江湖讲的是言必信行必果，逼急了唯有以性命相拼。
杜月笙又叫人传话给王亚樵：张学良在委员长的教诲之下，已经在发奋振作、洗心革面了，他现在正请上海疗养院的美国医生米勒戒毒。戒毒完成，不出一个月，他即将出国考察，上海这个是非之地，他已没有兴趣再住下去。
原来，张学良从青年时期即开始吸食鸦片，沉湎于歌舞女色。相比他父亲张作霖而言，他更富于文人气质，亲历过战争的残酷，斗争的痛苦，内心惶惧不安，于是开始吸食鸦片，藉求麻醉。由于他的烟瘾越来越深，并且由鸦片而吗啡，自服食到打针，形神日非，不能自拔，就连杜月笙也不免为之愕然。于是杜月笙就把自己力戒鸦片、身体恢复健康的经过告诉了张学良，希望他也能仿效而行，下定决心，彻底戒除毒瘾。
张学良听后颇为动心，就在这一时期，宋子文和吴铁城都曾先后前来探望，二人力劝张学良戒毒，并晓以大义说：“不戒毒有辱国体，将来回国也无法工作。”张学良深以为然，随即应允戒毒。不久，张学良在上海疗养院院长、美籍医师米勒的帮助下，正式开始戒毒。
王亚樵对杜月笙这次的答复没有给予置答，对张学良戒毒及出国之事，则采取密切的观望态度。
鉴于王亚樵反复无常的态度，杜月笙一面加紧督促米勒医生帮助张学良戒除毒瘾；一面加强福煦路181号的安保工作，并随时监视王亚樵及其党羽的行动，生怕一朝闪失，酿出祸端。
当时，张学良的毒瘾很深，平均每十几分钟就要注射一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坚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斗志，一下子戒绝毒瘾谈何容易？好在杜月笙与米勒医生很熟，米勒便接受了这个委托，此外，杜月笙又派自己的私人医药顾问庞京周充任米勒的助手，一并帮助张学良戒毒。
首先，米勒医生要求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及赵一荻同时戒毒，为了避免张学良的亲随和私人医师整天环绕在他身边，影响戒毒效果，米勒要求这些人一律听从自己的指挥，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接触病人。
张学良同意照办，米勒开始替少帅灌肠，吃麻醉药，使他安静地入睡。漫长的第一天过去了，张学良若无其事，第二日入夜以后，张学良实在无法忍受身心的煎熬，突然崩溃，大哭大叫，疯狂暴躁，无法控制。当米勒照例推门入内探视的时候，张学良竟会给他当胸一拳，用力之猛，竟将身强力壮的米勒打成了内伤。
米勒医生明白这种痛苦——那种亿万毒虫咬噬般的烧灼与折磨，躯体和心灵同时被撕裂的剧疼。他干脆停止使用镇静剂、麻醉药，不惜和张学良打斗和肉搏，迫使少帅精疲力竭，伏在床上，像个孩子般地哀哀哭泣，倾吐他内心中的苦闷与忏悔。没想到，这种近乎残酷的任务最终还是拯救了张少帅。
一个月之后，张学良终于苦尽甘来，把毒瘾全部戒绝。他迅速地恢复健康，重现多年前的抖擞精神，容光焕发，并参加了由杜月笙为他准备的庆贺宴。直到这时，杜月笙才如释重负，一肩的重担总算放下了。那些当初怀疑他的人，无分朝野都对他这一次的重然诺、尚义气的事体大为赞赏，由衷佩服。
戒毒成功，张学良心情极其轻松愉快，他在临别之际，向杜月笙恳挚而又热切地表达了他的谢意，他说：“对于这一次的治疗，我固然受了不少的痛苦，但是我也从此获得了新生，杜先生，你为我所尽的心力，我统统知道，此时此刻，我只能告诉你一句，我对你唯有万分的感激！”
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十日，张学良携眷出洋，遨游欧洲。杜月笙亲自送他到外国邮轮上，执手道别，不胜依依。
航空奖券生财路
杜月笙因烟赌而起家，因跻身商界而声誉日隆，但他结交甚广，出手豪阔，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每月存款折上多几个零不算你有多少钱，花出去多少钱才算你有多少钱。这种左手进、右手出的豪掷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让他的经济状况不甚理想。好在他的钱都花在结交朋友的事体上，这种投资为他赢得了不少发财的机会，这也是他出手阔绰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3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赴美接洽美棉贷款。有一天，宋子文的好友、时任上海吴淞商船学校校长的杨志雄突然接到他从美国发来的电报，告诉他准备发行全国性的“航空奖券”，要找代理发行人。
原来，国民政府以筹集发展航空筑路经费为由，计划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当杨志雄看完宋子文的电报，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发财机会，但自己身为一校之长，不便出面经手这种事体。于是他把电报往口袋里一放，抽了时间找到《申报》的总经理、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史量才。
史量才当即表示说：“这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事情啊，倘若交给私人承办，一定会发一大笔财。”
杨志雄当然明白这里的油头，于是道出了自己的心事：“你是报业巨子，我是一校之长，你我二人恐怕都不能直接染指此事。我想把这件事交给杜先生承办，你看如何？”
史量才与杜月笙关系极要好，当下便说：“朋友之间，唯有杜先生这几年日子难过，养了那么多人，又背负了一身的债，航空奖券要是能够由他承办，他那一身的债，也许可以还清。”
“当然喽，这是简直就是无本生意嘛，按照规定抽佣金，用不着下本钱！”
“那好，你来促成它，好不好？”
“好啊！”杨志雄欣然同意说。
于是，二人一商量，由史量才拟定电报稿，交给杨志雄，直接拍发给远在美国的宋子文。三天后，宋子文从美国来了回电，简单明了两个字：照办。
杜月笙对发行航空彩票一事也是高兴万分，拿到彩票发行权，头一桩事体就是寻觅办公地点。通过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杜月笙以低价租来了该行的一处物业，地点适中，条件理想。承办航空奖券必须有一个机构。于是，杜月笙和杨志雄一商量，决定以“大运公司”的名义推广奖券，由杨志雄亲自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择吉开张。
杜月笙自任董事长，但总经理人选迟迟没有定下来，这是一个负实际责任的重要角色，手下最能干的杨管北分身乏术，陆京士也有自己的职业。想来想去，杜月笙觉得，还是金廷荪老成持重，各方面都兜得转，何况他正闲着没有事体，于是，他把自己启用金廷荪的想法说与杨志雄。
“不过，”杜月笙十分诚恳地说：“廷荪哥对新事物毕竟陌生，未免外行，开办的时候，老兄务必多多指导，等上了正轨，就算你大功告成了。”
杨志雄一想，事实上确也有此需要，因此他义不容辞地答应了。
从那以后，不管多忙，杨志雄总要抽出时间跑到大运公司，帮金廷荪建立制度，规范管理，计算账目。前三期办下来，成绩相当好。大运公司在奖券宣传上下足了功夫，当时正值抗日怒潮席卷全国，大运公司借题发挥，打出航空救国的旗号，买“航空奖券”既爱国又有发财的机会，于是小市民们纷纷赶来凑热闹，争相购买。
就在大运公司蒸蒸日上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一天，杜月笙听说金廷荪病了，于是和杨志雄驱车赶到南阳桥金廷荪家里，进门来不及歇息，直奔楼上金廷荪的卧室。
卧床不起的金廷荪愁容满面，神情黯淡，这让杜月笙为之一惊，他快步向前，无限关切地问道：“三哥，几日不见，你怎么……”
金廷荪苦笑一声，摇了摇头，断断续续地说：“月笙，我对不起你呀！”
杜月笙一头雾水，忙说道：“三哥何出此言，你我之间哪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您为什么突然之间讲这样的话？”
金廷荪气喘咻咻，唉声不绝，待缓了一口气，他忽又咬牙切齿地说：“等我的病好了，我要做一个人，否则难解我心头之恨。”
杜月笙吓了一跳，不晓得金廷荪究竟为什么重大事体，竟如此性情大变，气得生出病来，还要为此去杀人？
“三哥，你不要着急，有什么事体你尽管告诉我，我自然会有办法。”
金廷荪一声长叹，面容异常凝重，喘了好一阵，才把激动的情绪平复下来，他紧紧握住杜月笙的手，终于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金廷荪接手大运公司以后，他便找来一个学生担任经理，金廷荪十分信任这个人，把公司所有的钱都交由这位经理管理。不曾想，这个貌似安分的人竟然财迷心窍，私挪公款大做投机生意，最后投资失败，亏空越来越大，如坠泥淖不能自拔，事发之后，他已挪用公款二十多万，由于无法向金廷荪交代，迫于无奈畏罪潜逃了，听说回到宁波老家去了。
“月笙，”金廷荪痛苦万状地说道：“你这样信任我，挑我承办这个航空奖券，不曾想我瞎了眼珠，用错了人，如今铜钿不曾赚得，还亏上这么大一笔赔账，我怎么能对得起你，又怎么对得起宋部长？”
杜月笙忙阻拦住他，故作轻松地说：“三哥，不要再讲了，这事不能怪你，只怪我运道不好，没有关系，亏了钱，我们再赚回来就是了。”
杜月笙一再让他宽心养病，事情等病好了再处理，杨志雄也在一旁安慰金廷荪。二人唯恐耽搁太久，病人精神不济，闲聊了几句便一道告辞。
汽车上，杜月笙方始一声浩叹：“本来是你挑我做的一桩美事，如今，反而弄得来请你替我处理善后了。”
杨志雄无奈地笑笑：“倒没有你所说的这么严重，二十几万数目不大，弄得好的话，依旧可以起死回生。”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杜月笙忙问道。
“办法当然有，不过大运公司如何整顿法，你必须听我的。”杨志雄信心十足地说道。
“这个当然。”
“大运公司没有办好，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金先生过于信任他的学生，对公司内部的情形不尽了解，同事也没有把握得住。其次，他太重感情，以至于公私不分，吃了很多亏欠。”杨志雄分析道。
杜月笙略一惊，问道：“这话怎么讲？”
“杜先生有所不知，大运公司开张以来，你的那班老弟兄、学生子都以为店是杜先生开的。他们偶尔缺了头寸，就堂而皇之到公司里去拿奖券，金先生也不好意思推却，于是一批批地拿了去，五块钱一张的奖券两三块钱就卖掉，这样他们虽调了头寸，殊不知公司却吃了大亏。”杨志雄直话直说道。
“会有这等事？”杜月笙眉头一皱。
“除此之外，许多赊买奖券欠下的账也未还清，要想彻底整顿大运公司，这两桩事体不解决，恐怕我也无能为力了。”杨志雄建议说。
“这个不要紧，”杜月笙连忙说道：“今后任何人不按规矩缴现款，绝对不允许到公司领奖券。至于赊账的问题，我会订制期限，负责叫他们还清。”
杨志雄对杜月笙的态度十分满意，又接着说道：“我有两个非常不错的人选，想让他们协助我一起工作。我希望你无条件接受他们，无条件地支持他们，让他们尽量发挥能力。”
“没有问题，”杜月笙爽快地应承下来：“我既然把大运公司的事情委托给你，一切由你来做主，根本不必问我。赚到钱更好，赚不到，赔了也就赔了。”
经过数月整顿，大运公司日渐步入正轨，杨志雄将赚到的钱如数奉还杜月笙。杜月笙仍旧找来金廷荪，希望他继续担任总经理一职。金廷荪百般推脱，经不起杜月笙再三要求，只好恢复上班。他加倍小心谨慎，兢兢业业，使大运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金廷荪甚至还将彩票批给江苏、浙江和安徽等地的公司，以此来增加经营效益。航空奖券发行结束之后，共赚得三百余万元。
杜月笙和金廷荪赚了个盆满钵盈，为了感谢杜月笙给自己这个赚钱的机会，金廷荪特意在杜美路26号三鑫公司仓库旧址，为杜月笙造了一幢美轮美奂的洋房。但杜月笙一直不曾搬进新建楼房去住，唯恐跟张啸林“分居”，惹得他不快，于是干脆租了出去。一直到解放前，杜月笙掣眷逃难香港之际，都不曾搬入这幢楼房，解放后，这里由政府接管，并被改建为宾馆。
黄浦江杀人灭口
杜月笙贵为上海滩头号大亨，他起家于帮会，立身还是在帮会，经过多年历练与攀爬，终于飞黄腾达。他侧身工商业，寄望搞慈善、树威信，以此来漂白自己的江湖身份，实际上也确实赢得了不少社会声誉，但他在上海滩行凶作恶的事情也是尽人皆知，只不过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来罢了。
1934年秋的一个夜里，黄浦江上发生一起命案，一位怀有身孕的漂亮女子被残忍地溺死在吴淞口，而这起命案的幕后主使正是大亨杜月笙。
由于作案手段隐蔽，巡捕房追查了两年竟然毫无线索。就在这起命案即将被人遗忘的时候，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在处理刺杀大世界经理唐嘉鹏案件时，意外地发现了这位女子遇害的一些线索，经过他亲自侦查，终于掌握了全部内情。
原来，被害的女子姓张，是上海滩维也纳舞厅的舞女，由于她长得容貌艳丽，又擅交际，许多富家公子为之所倾倒。而其中一位富家公子不是别人，乃是当今国民政府大员宋子文、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
宋子良的声名虽然远不及哥哥宋子文以及三位姐姐，但在上海滩他也是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宋家财势绝伦，富可敌国，他既是皇亲国戚，自己又身居要职。不过，宋子良也有自己的弱点，这个风流倜傥的富家公子偏爱漂亮的女人，尤其对灯红酒绿的交际花，别有一番兴趣。
有一天，宋子良来到维也纳舞厅消遣娱乐，能歌善舞的张小姐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的目光。这个张小姐不仅容貌美丽妖娆，而且舞姿翩翩，技术一流，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年纪轻轻，扮相高贵，几乎不像一个卑贱的舞女，舞厅里的所有男人都被她深深吸引，更不用说迷花恋蝶的公子哥宋子良了。
宋子良对这位舞女一见钟情，神魂颠倒，张小姐知道宋子良的身份之后也是极尽奉承之能事。这些混迹交际场所的舞女，哪个不想傍上一位阔佬，从此过上锦衣玉食的富足生活？张小姐妩媚动人，又擅交际，一番蜜语甜言，很快就把宋子良勾去三魂七魄。
从此，宋子良频频光顾维也纳舞厅，约张小姐跳舞、看戏、吃饭，为张小姐购买首饰、衣服，可谓殷勤备至。不久以后，宋子良特地为张小姐租了一间旅社的豪华客房，作为二人幽会媾和之所。
张小姐对他们两人的未来充满了无限遐想，但对于宋子良来说，寄寓花丛、到处留情实在是家常便饭，他并不想为此负责，只要给钱就行了。几个月之后，宋子良对这位张小姐彻底失去了兴趣，准备赔上一笔交际费，就此结束交往。但张小姐也非等闲之辈，她明白，要想套牢这些财神爷，不留一手是不行的。
当宋子良表明要断绝来往时，张小姐却不急不躁地说：“要走可以，不过我肚子里已经有了宋家的骨肉，你看着办吧！”
宋子良闻言大吃一惊，他急忙拿出了几千块钱，哀求地说：“这个孩子名不正言不顺，还是打掉的好。”
张小姐听他说得如此轻松，不由得怒上心头，她原想用这个孩子拴住宋子良的心，从此做他的外室，但宋子良的态度显然是无意要这个孩子，于是转念一想，说道：“孩子我不会打掉，要分手可以，不过你要出十万元，作为我们母子今后的生活费！”
“什么？”张小姐狮子大开口，让宋子良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自己只不过玩一个舞女而已，竟然要白白搭上十万元，他哪里肯，于是哼了一声说道：“妄想！孩子我不要，如何处理尊请自便！”
一见宋子良如此强横无情，张小姐不由得勃然震怒：“你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咱们就走着瞧，我要把咱们姘居并怀孕的事情统统捅到报纸上去——我要让你声名扫地！”
如果此事真的捅到报纸上去，不仅自己颜面尽失，对于宋家来说，无疑也是一桩大丑闻，以后自己还如何见人？宋子良无奈，只好口头答应回去筹钱，然后匆匆离开张小姐的住处。
这件事既不能公之于众，又不能让张小姐的阴谋得逞，要想彻底甩掉这个包袱，正路走不通，只能暗中下手了。想来想去，宋子良决定请大名鼎鼎的青帮头子杜月笙出面了结此事。
杜月笙与宋子文、孔祥熙关系一向不错，早年财政部长宋子文发放的“航空奖券”交由杜月笙代理，让杜月笙、金廷荪赚了几百万，如今宋子良有事相求，自己岂能袖手旁观。当他听宋子良说完事情经过后，一口答应此事由他出面解决，并说保证做到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几天以后，杜月笙派了一个门徒找到张小姐，说请她到中汇银行走一趟，自有好处。张小姐得意洋洋，一口应承下来，她以为宋子良怕了自己，准备掏钱了，所以才会让她到中汇银行取钱。
她兴冲冲地来到法租界老北门大街的中汇银行，刚到银行门口，一个衣冠楚楚的人迎了上来问：“您就是张小姐吧？”
“是的。”
“请跟我来，我们经理想和您谈一笔款子。”
张小姐信以为真地跟这个人走进了中汇银行，并被引进了一间密室。就在她刚踏进门里的瞬间，四个大汉直接扑了上来，把毫无防备的张小姐砸翻在地。张小姐极力反抗，无奈身躯弱小，又有孕在身，怎敌得过四个壮汉，还来不及呼救，就被打晕过去了。
几个彪形大汉麻利地捆住她的手脚，用毛巾塞住嘴巴，然后把她装进了麻袋。一切按照事前的计划行事，天黑以后，装有张小姐的麻袋被偷偷运至江边的小火轮，小火轮悄悄驶进吴淞口，随着一声闷响，麻袋被扔进了长江。可怜张小姐和腹中胎儿一同被溺死在黄浦江。
事情办妥以后，四个大汉偷偷赶回华格臬路杜公馆，向杜月笙汇报了处理结果。宋子良以两条人命的代价，“干净利落”地了结了一桩风流案。虽然张小姐腹中胎儿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然而翻脸无情的宋子良能下如此毒手，让人唏嘘不已，在这件事中，杜月笙无疑充当了最得力的杀手。
两年以后，法国巡捕房副总监饶伯泽在处理刺杀大世界经理唐嘉鹏案件时，意外地发现了张小姐遇害的一些线索，经过他亲自侦查，终于掌握了全部内情。但此案涉及国民党政府高级政要宋子文、宋美龄的弟弟，饶伯泽不敢擅自行动，打电话请示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当局也不想为一个舞女与国民党政府搞僵关系，故迟迟不予答复。不久，抗日战争与欧洲大战先后爆发，此事就不了了之了。